父亲劳改20年，见到我时问：同志，你找谁？

大家好，我是霞姐。

周三我们讲了远征军老兵李义彭撤退野人山的惨烈：

他踩着战友的尸骨，徒步四个月，背回了最好兄弟的骨灰（点击就能看）

大家都在关心这样一个有情有义的英雄，他的后半生将会面临怎样的命运。

今天的故事是他的后续，也是他们一家人命运的开始。

长久以来，战争故事里更多描写的都是走上战场的男人们，家人似乎总是被几笔带过。

但对无数中国抗日老兵的家人，我们很难说战场和生活哪一个更残酷。

男人守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女人守家亦如是。

人生海海 作者：李雪山

有天下午，家里突然来了两位干部，要带我和弟弟去保卫科。

一向勇猛的外婆一声没吭，眼睁睁看着他们把我俩带走。

到了办公室，干部叫我们每人写一行字——

“打倒反动派！毛主席万岁！”

那时我只有九岁，弟弟连字都不会写。我懵懵懂懂也没害怕，写完了就走了。

外婆看到我和弟弟回来后，一下扑过来把我们紧紧抱在怀里，像是怕被谁抢了去。

后才知道，原来是医院男厕所里发现了反动标语，揪着我们两个查，是因为我们的父亲——李义彭。

那也是我第一次意识到我们和其他孩子不一样——从出生起，我们的身上就被打上了特殊的“耻辱”印记。

我用了一生来挣脱它。

我两岁父亲就不知所踪，家里一直是女人说了算。

裹小脚的外婆是全家的顶梁柱，她的大腿面上有一个紫色深凹的大伤疤，小时候我常用手指去抠，外婆从来不说伤疤的来由。

问多了她就不耐烦地说，生下来就是这样。

后来妈告诉我，那是外公病危时，一个游方老道说用活人肉做药引可救外公一命。

但已是民国，大清朝的剮刑早已取消，哪里能找到活人肉？

救夫心切的外婆信了，找来一把锋利的大剪刀，坐在板凳上，撩起自己的灯笼裤腿，左手在左腿上捏住腿面上的肉往上提，右手拿着剪刀，一咬牙——就这么在没有麻醉药的情况下活生生剪下了一块肉。

一剪刀下去，血流如注，外婆疼得昏了过去。

老太爷吓得六神无主，双手直哆嗦，孩子们哭成一团。还是佣人刘妈冷静，她用手帕紧紧按住伤口说:“快叫药铺王掌柜”。

王掌柜在伤口敷上止血药，用绷带扎紧，又灌了一服三七汤，外婆双目紧闭脸色惨白。

老太爷唠叨着，“媳妇儿，你不该啊，我儿造孽！我给你磕头。”

大家忙把老太爷扶住，“不能啊！您这样会折了媳妇的寿。”

老太爷民国初期曾任北平法院副院长，他的父亲是新疆伊犁知府，在北京建有一个大四合院，十多间正房，院子中间有一棵枣树，邻居是京剧名角谭鑫培。

都说富不过三代，老太爷只有我外公一根独苗，外公虽然开了个中药铺，但整天出入于酒肆茶楼之中，是个游手好闲抽大烟的纨绔子弟。

外婆剐肉也没能把败家子丈夫给救活，家里还是老太爷说了算。外公娶妻两房，留下五个子女，老太爷最宠我的母亲，从小被当作掌上明珠娇生惯养着。

每当老太爷在书房时，母亲就在一边碾墨，老太爷手把手教她，母亲习得了一手漂亮的颜体，浑厚有力，别人都不敢相信那出于一个女子之手。

宅院门口随时停着一辆洋车，专门负责接送老太爷出行和我母亲上学放学，家里的男孩子可没有这个待遇。

母亲和谭家姑娘是同学，常在一起练功学戏, 还串过几场。她曾想进谭家班，老太爷说学着玩可以，不能误了学业，我家书香门第，当戏子有辱门风。

后来母亲毕业于燕大政经系，又在北大读了两年医学营养。老太爷颇为得意，常说我家闺女出嫁时，陪嫁就是大学文凭。

全亏了老太爷的高瞻远瞩，解放后一切财产化为乌有，唯独攒下的知识谁也抢不走。

老太爷临危时把我母亲叫到跟前，母亲泪眼汪汪的跪在床前，拉着老太爷枯槁的手，老太爷支撑着说: “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你太善太相信别人，性格懦弱，世道险恶我不能再呵护你了，你的路还长着呢……”

妈泣不成声。

老太爷又挣扎着说:“任何事都要听你妈妈的，她是穷苦人出身，有男子汉性格和一颗慈母的心。”

正因为老太爷的临终嘱咐，母亲一辈子没有离开过外婆，外婆照顾完我妈又照顾我们姐弟三个，成了我们家顶梁柱，活菩萨。

而父亲，那个本该成为全家主心骨的男人，直到我9岁“查笔迹”事件后，我才第一次意识到他的存在。

但家里依然鲜少提及他，一件事似乎只要和“父亲”沾边，就会沾上厄运。

父亲李义彭出生于 1918 年，浙江临海黄坦乡的地主家庭，中学毕业后在乡下小学教书。

抗战爆发后，父亲毅然弃笔从军报考黄埔军校十四期，后随中国远征军第五军入缅作战，任第五军独立炮兵团第一营第三连连长。

入缅之初，他带领全连弟兄抱着以死报国的决心，与日寇浴血奋战，救援200师突围，参加了彬文娜、曼德勒等战斗。因后路被切断，按命令退入“野人山”绕道回国。

在惨绝人寰的野人山中，父亲背着战友的骨灰，牵着瞎了的勤务兵，踩着战友的累累白骨，九死一生才回到祖国。

他的三连出国时有130 多名战士，最后只有40人活了下来。

父亲撤退回国后在昆明整编，参加滇西大反攻等多场血战，直到将日军彻底赶出中国。

抗战胜利后，第五集团军撤番，父亲随杜聿明将军赴沈阳，任东北保安司令部少校参谋。

那时从抗日前线回来的军官享有很高的荣誉，掀起一股军官结婚潮，我的母亲就是经父亲的师长朱茂榛介绍认识的。

那时老太爷、外公已经去世，家境开始衰败，时局又混乱，佃农们的租金来交就收一点，不交外婆也不敢下乡去催，靠变卖一些家产度日。

母亲能嫁给父亲这样的抗日英雄，一家人也算有了主心骨。只是好景不长，国共内战爆发了。

1948年秋，辽沈战役打响，解放军25万大军包围了父亲所在的锦州城，父亲时任国军第54军57师炮兵独立营中校营长。

父亲的阵地突然被围，大家一枪未发纷纷缴械投降，父亲也慌忙换上士兵服混在其中伺机逃跑。

没想到解放军集中被俘官兵训话：“谁是你们的营长？”

几十只黑爪子指向了父亲。

父亲是黄埔军校炮科毕业生，又受过美军教官正规训练，山炮野炮榴弹炮迫击炮样样精通。

解放军要他入伍当教官，生活上优待，行军时可骑马，每月香烟一条。

但父亲是个职业军人，不愿投降，坚定选择回家。在历史的关键岔口，父亲走错了。

落魄军官不如狗。父亲一路步行，沿途乞讨，蓬头垢面地回到北平，和曾经英姿飒爽的抗日英雄判若两人，我妈简直不敢上前相认。

此时解放军也日益逼近北平，城外风声很紧，城内人心惶惶，有钱人都纷纷出逃。

外婆不得不带着我惶恐的父亲、茫然无措的母亲，和仅有的十几根金条，离开北平大院，辗转长沙投靠开运输公司的大舅舅，求条活路。

没想到大舅舅竟在运输途中被土匪打死，一家人没了依靠，父亲思来想去，只能前往上海找他的老师长朱茂榛，想办法前往台湾。

当时国民党撤台的军舰轮船，都停在黄埔江码头，去台湾的船票，市面上黄金都换不到。好在朱师长念及旧情，帮父亲搞到了三张船票。

但临行那天，外婆突然变卦不愿去了，她的两亲儿子还在北平的中法大学读书。

父亲急得不行，去请师长，师长对外婆说:“共产党来了你家不会有好果子吃，义彭跟了我这么多年，出生入死就如我的亲兄弟，到了台湾我不会亏待他。”

手心手背都是肉，外婆说：“除非现在你把我两个儿子接来，我就去。”

可船就要开了，北平已经沦陷，怎么接？

我妈一贯是听外婆的，“妈去我就去，妈不去我也不去。”

师长见说不动外婆，又劝说父亲，“你留下来只有凶多吉少，我不愿看你往火坑里跳。”

父亲明白外婆的心思，这一走，不知还有没有机会再回来，外婆想尚且想保全自己的小家，自己又何尝不是？

在外婆的坚持下，父亲没有登上那条驶向海峡对岸的船，留了下来。

去了台湾的朱茂榛师长，后任高雄市市长，晚年全家移民美国，安享天伦之乐。

而父亲却开始了另外一段无法想象的人生。

留下来的父亲为赚钱养家，带着外婆、母亲来到杭州，这里离老家临海近。

他跟外婆死缠烂打，要到了外婆从家带出来的黄金，买了一辆美国小道奇旧卡车，准备去老家收购蜜橘。

途中遇到穷困潦倒的老战友，他一个营的副营长，好心的父亲收留了他，说只要我有饭吃，你就不会挨饿。

没想到第二天，副营长趁半夜偷偷起来把卡车开跑了，车、货都卷走了，父亲血本无归。两手空空，沮丧地回了杭州。

父亲又软磨硬泡让外婆出钱，在杭州郊区买了十几亩地，他想种地为生。没想到，1949年5月杭州解放，土地改革开始了。

父亲的第一茬稻谷还没收上，地就被没收。

当初外婆就不同意父亲这两次冒险的生意，现在家里的钱财被父亲折腾一空，仅剩下一两黄金，全家生活陷入困境。

外婆和父亲从此结下嫌隙，终身未解。

更糟糕的是，父亲的身份就像个定时炸弹，随时可能引爆。

杭州客栈房租已经欠了两个月，好在房东是个心地慈善的大娘，见外婆是诚信之人，也没有为难，给缓了期。

但居委会一查，父亲不仅是蒋伪人员，在杭无职业，无固定住所，限父亲在一星期内必须离开。

此时，北平解放，外婆北平的宅院已被当作伪产没收了。临海老家也来信，叮嘱父亲千万不要回乡，有可能连累家人被枪毙。

走投无路之际，父亲在街上遇到老家的一个族兄，对方给父亲指了一条路：改名。

为了全家的安危，父亲把跟着自己上过战场、刻在了生死名牌上的本名“李义彭”改为了“李义鼓”。

族兄为“李义鼓”在横河桥附近租到了房子，又在他朋友的公司开了一张职员证，在横河桥派出所给父亲报上了户口。

以“李义鼓”之名，父亲终于找到一份会计的工作，暂时解决了燃眉之急。

父亲稳定了，看到驻杭华东军区附属 96 医院征聘医生，母亲也隐瞒了父亲的身份，凭着北大和燕大两张文凭，顺利进了医院，当了营养医师。

不得不佩服老太爷的高瞻远瞩。

新中国成立后，我妈属于解放前参加革命的干部，她是杭州市第一个正式医科出身的营养医生，每月工资121元，还有20元的部队津贴。

那时一般人工资30到40元，就能养活一个五口之家。母亲一个人养活我们一大家人，绰绰有余。

因为母亲，我们全家搬入了医院，住入一栋小别墅内。

抗美援朝爆发后，大舅参加了第一批入朝志愿军，外婆成了光荣妈妈，一块刻着“光荣之家”红底金字的木牌挂在我家堂屋正中。

街道里经常敲锣打鼓的来慰问，我家也风光了一回。

但很快，全国就开始了轰轰烈烈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因为父亲的国民党军官身份，全家提心吊胆过日子。

厄运终于降临。

母亲记得那天的夜很黑，两个公安人员突然出现在家里。

俩人先对父亲出示了逮捕证，全家人一下子呆住，还没有反应过来，父亲就被戴上了手铐。

他们认为父亲有窝藏的手枪，就把我家抄了，抽屉、箱子翻过来直接往地上倒。

北平的家中确实有过一把手枪，那时世道很乱，父亲还派了一个勤务兵打杂护院，但我妈胆小，见枪就发抖，一定要父亲拿走。母亲的“胆小”救了全家人的命。

一个红色的绒布包“啪”的一声掉在地上，一杆子人一阵欣喜以为找到手枪了，打开一看——是外婆那最后一两黄金和一些不值钱的首饰。

手镯摔成了两半，地上一片狼藉。

他们不容分说地将父亲铐走了，父亲流着泪，撇下了母亲、外婆和我们三个嗷嗷待哺的孩子。

第二天，公安局和医院保卫科的人又来了，要将我们全家扫地出门，驱逐到临海农村老家。

外婆是小脚，走路都困难，母亲手无缚鸡之力，捏笔的手怎么拿得动锄头把子。没有男人，又拖拉着三个年幼的孩子，回乡下无疑是上了黄泉路。

外婆流着泪苦苦哀求，忽然保卫科的人看见了我们家挂在堂屋正中“光荣之家”的牌子。

那时正在拥军爱民的风头上，志愿军被称为最可爱的人，家属享有很高的政治待遇，外婆眼疾手快地拿出军属证。

在军属证面前，这帮喊打喊砸的人犹豫了。

大舅在前线用生命保卫祖国，他们没有胆量把志愿军家属驱逐到乡下。

这张军属证像一道铁卷丹书，护下了这一家老小。就这样，我们一家老小留在了医院。

父亲被捕后关进了小车桥监狱，母亲去探望时，才知父亲竟然在这里碰到了偷他车的副营长。

父亲怒火中烧，一拳挥过去，正要揍他个满地找牙被看守阻止。

因滋事斗殴，父亲被关了一个星期的黑牢。再次碰见副营长，对方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要钱没有要命一条，反正都在牢里了，还不知道谁先死呢。

后来得知，副营长窃走车后，路上做贼心慌一不小心翻了车，橘子撒了一地，人晕了过去。等醒来，橘子被抢光卡车不知去向。

副营长因为和人民有血债，被镇压了。父亲没有向解放军开过一枪一炮，经历了八年抗战，参加了三次重大战役，枪林弹雨九死一生，没有什么可以交代的。

仅仅因为将名字“彭”改为“鼓”，这一字之别，以“化名潜居”之罪判了五年徒刑，先在劳改大队修铁路，后押到杭州钱江公司劳改农场继续服刑。

就这样，父亲缺席了我们的生活。家里是外婆说了算，母亲一个人足以养活了我们一大家。

她所在的医院后来改为南京军区附属117 医院，院内环境优美，绿树成荫，好像一个大公园。

三年困难时期，母亲领到一本高级知识分子供应卡，每月可买一斤糖，两斤鸡蛋，两斤肉，五斤富强粉，香烟一条。

这卡比钱更金贵，在那物质匮乏的年代，有钱也买不到东西。

但因为父亲的存在，一家人还是过得提心吊胆，坚持到1960年，鞋子终于落地，母亲被下放到市卫生局新成立的第四医院，我们也搬出了大花园一样的军区医院。

外婆免不了要抱怨，母亲却总是不说话。从逃离北平开始，外婆和母亲经历了太多的颠沛流离、担惊受怕、贫困潦倒，但她们挺过来了。

到1961年的夏天，母亲收到父亲的来信，信中说他很想三个孩子，邀请两个儿子暑假去他工作的农场看看，姐姐不方便去。

我心里好奇又有些担心。

母亲和外婆商议后，同意我们去看望陌生的父亲。

当时我五年级，我弟三年级，我们一路打听找到了农场，只见父亲和上百号人住在一个很大的竹子搭的简易工棚里。

地是泥土夯的，棚子四面透风，住在医院别墅的我想象不出，他们要怎么在这样的地方度过冬天。

工棚外铁丝网密布，进口有个木制的高脚岗亭，下面挂着一段铁轨，铛铛的铁轨声控制着劳改犯的起床、出工、熄灯。

上下铺的木板床一张连着一张，排列着就像在大礼堂内的长椅，大家挤在一起，简直是个集中营。

上铺的人把床让了出来，我和弟弟睡上面，父亲睡下面。

早晚三餐从食堂买回来，只有稀饭干饭和青菜萝卜，没有桌椅，我们坐在床沿上吃。

白天所有人出工去了，整个“集中营”内静悄悄的，属于我们的只有父亲的一张单人床，发黄的蚊帐就是我们的墙。我们就在这张小小的床上度过一整天。

晚上环境更糟，过道上都是光着膀子的汉子，声音嘈杂，汗酸气脚臭气弥漫，一熄灯就鼾声四起。

天哪！我们要在这种环境中度过两个月，才一天我已经想家了。

在父亲的要求下，场部同意我和弟弟住到废弃的浴室。

这是一间孤零零的小房子，背后是群山，四周是杂草丛生的空地，门口有条小路通向山上，简直是世外桃源。

空空的浴室内，父亲在水泥地上铺了两张草席，这就是我们临时的“家”了。

早上父亲出工后,我们趴在地上做完每天的暑假作业，然后就在野地里和小山坡上捉蚂蚱、蜻蜓。

山坡上一个废弃的采石场积了水，形成一个天然水库，水深十几米，父亲嘱咐我们千万不能去那里玩，怕我们出事。

钱江农场附属果园的水蜜桃驰名全国，咬一口又香又甜，蜜汁会顺着腮帮子往下流。

每天放工后，父亲会买些残次的桃子回来，在难以下咽的饭菜之外，有烂桃子吃我们还是很开心的。

父亲教我们打草鞋，为我们每人打了一双，初穿觉得挺新鲜，但不到一天脚就磨起了水泡。

我们去水库洗澡，父亲在水中游来游去，玩到天黑我们才回来。

我们在门口乘凉，天上闪烁着星星，四周静悄悄的，只有蟋蟀在低鸣，萤火虫在周围飞来飞去，像是一盏盏黄绿色的小灯笼在空中飞舞。

我们摇着芭蕉扇，听父亲念叨一个个地名：临海老家、缅甸、北平、锦州……我并不能完全懂，更多是觉得神奇，一个人是怎么靠双脚走过那么多地方的？

兴致来的时候，父亲还会给我们唱大刀歌，“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他仿佛回到了那个悲壮的年代。远征军的经历就是那时讲给我们听的。

他说三个国军士兵拼刺刀打不过一个日本兵，日本兵不仅训练有素体质强，更主要的是有不怕死的武士道精神。

国军很多是抓壮丁来的，父亲曾当众殴打逃兵以杀鸡儆猴，打断了一根扁担。

说起这些的时候，父亲的样子很神气，我很难将他和白天奴隶般干活的父亲联系在一起。

农场之行，我对父亲模糊的印象更加困惑了，他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他到底是英雄还是囚犯？

农场回来后，老师发来了升学志愿表，我早已想好要报杭五中。

但其中一项“家庭成分”使我很为难。

照父亲的身份，我应该填“反动军官”，心里很不甘，只觉得那是父亲造了孽，为什么要让无辜的我往自己脸上抹黑？

母亲没管那么多，让我填自由职业，说“你是跟我长大的。”

我照办。

但我从此都在不安中度过，我很担心政审发现我有个丢人的父亲，那我将被剥夺读书的权利。

暑假快结束时，同学们都陆续接到了录取通知书，我急得快哭了。终于有一天，我收到了我的那封，打开信封——杭五中录取通知书。

母亲的“自由职业”四个字救了我，我欣喜若狂，心中的大石头终于落地了。

但这样的侥幸只在我身上发生过这么一次。

初三结束，中考将近，又要填升学志愿表，我又填了杭五中。

只是当时风声很紧，母亲没敢让我隐瞒家庭成分，我战战兢兢地填上了“反动军官”四个蝇头小字。

同学们填的“工人、农民、干部”，我好羡慕。招生简章中明确规定，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工农子弟和革命干部子弟。

什么人是不宜录取的呢？当然是我这样出身不好的。怕别人看见我的“反动军官”父亲，我把表格翻转，拖到最后一个才交。

那个年代，家庭出身的影响太大了，我和姐姐弟弟的命运，打娘胎起就注定了是多灾多难的。

我姐从小学到初中一直都是第一名，被誉为女状元，她的档案本来已经被重点中学调走，就是在政审中被刷下来了。

姐姐背着“反动军官之女”的枷锁，悄悄偷了户口本离开了家，第一个报名去插队了。母亲和外婆半夜里为姐姐偷偷哭，命运就是这么不公平。

我知道自己升学机会渺茫，拍摄全班同学的毕业照时我没有参加。不能升学是一件很耻辱的事，我不想留下一张全是痛苦回忆的照片。

我还是接到了通知书信封，不出所料，出现在眼前的是一张“不录取通知书”。

母亲感叹说，风水轮流转，解放前我们能上大学，现在轮到穷人的孩子念书了，哪天所有人家的孩子都能上大学，那就好了。

上不了学，摆在我眼前的下一道坎，就是工作。

我们班有十几个同学没有能够升学，一部分下乡了，剩下几个都陆续进了工厂。每个同学进厂对我都是一次触动。

进全民企业是非分之想，我的要求很低，只要不去农村。

一天晚上，我家来了个街道干部和四个妇女，动员我去宁夏插队落户。他们讲了一堆大道理，什么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啦，一直忽悠我到半夜。

全家一声不吭，他们讲得口干舌燥，向我们要水喝，外婆拿了一杯自来水给他们。

该说的都说了，他们自己也觉得没趣了，屋里像死水一潭，那个干部终于按捺不住，拍着我家的桌子破口大骂，“你这个国民党的孝子贤孙，只有到宁夏去接受改造，才是唯一的出路。”

一连折腾了三个晚上，见我顽固不化，干部放了狠话，“你别想逃出我的手心！只要我在这里一天，你的出路就只有宁夏一条，就是死也得死到宁夏去！”

我当时想，我算是完了，只能在家待一辈子了。

一直拖到1968 年下半年，我的姐姐弟弟已经主动下了乡，三个子女两个下乡，我符合留城条件。

江干区二轻局属下集体企业开始招工，麻绳厂、竹器厂、木桶厂相继而来，但他们宁愿要不识字的大妈，也不要我这个“知识青年”。

我成了街道唯一剩下的待业男生，谁愿担风险接收一个国民党军官的儿子？升学无望，就业也无门，我的面前似乎只有去宁夏的一条路。

我不知道劳改农场里的父亲会是怎么样。有一天，母亲让我去给父亲送点衣服，这是我第二次去见父亲，当时农场已被解放军军管会接管。

父亲正在烈日下扛木头，光着上身，披着帆布的护肩，穿着山袜草鞋。

原木有三四十公分粗，三米多长，两头各有一人把原木抬起，父亲在木头中间蹲下，然后杠起一两百斤重的原木，艰难地迈着步子，扛到锯木车间。

大颗的汗水顺着脸往下淌，身上晒得黝黑，汗水粘满了细木粉，披肩已被汗水湿透。

解放军持枪站在树荫下监督他们劳动，我震惊于这如此残忍的苦役，仿佛看到了地狱。

我向看守说明来意，对方是如此威严，我感觉自己就像一只蚂蚁，他一脚就能把我踩死。他给了父亲十分钟的暂停。

我们在树荫下坐下，父亲抽出掖在腰间的毛巾，擦去脸上的汗水，解下水壶递给我，然后自己喝了几大口，接过我的包裹。

我担心地问，“木头很重吗？”

“很重，不必为爸担心，爸扛得动，这不算什么，比这更苦的我都过来了。修筑杭金铁路时抬石块铁轨，夏天烈日炎炎头昏目眩，冬天寒风刺骨手脚开裂，有人试图逃跑，抓回来后戴上十几斤的脚镣……”

“李义彭！十分钟到了！”看守喊道。

父亲无奈地站起身来，摸着我的头说：“回去吧。”末了还不放心，含混半天吐出一句——

“听妈的话，别给她惹事。”

这次探望父亲回来后，我整个人都很颓废，“反动军官的儿子”这个包袱沉重地压在我身上，我直不起腰，抬不起头，喘不过气。

母亲担心我这样下去废掉，求爷爷告奶奶，终于找到红光金属制品厂革委会的陈主任，打点各种关系，终于让我进了厂。

但我刚进厂，陈主任就被揪了出来，厂里大字报铺天盖地，其中一条“招收国民党军官的儿子和海外资本家的小姐进厂，强力要求军管会把他们开除。”

国民党军官的儿子说到的是我，海外资本家小姐指的是大妹，我女朋友。

那时陈主任去我家家访，正好遇到大妹经过，被青春靓丽的大妹一下吸引住，临时把大妹的名字也加上了。

陈主任为我们背了黑锅，说他犯有打、砸、抢的行为判了三年劳教，从革委会主任变成阶下囚，想不开疯了，不几年就去世了。

陈主任的事还没有完，更可怕的风暴来了。

1969 年夏天的一个下午，厂里突然召开职工大会，宣布发现一件十分严重的现行反革命事件：一张贴在木柱上的毛主席像上，发现有被刀扎过的痕迹。

这个案件被定为江干区第一大案，限令厂革委会十天内破案。大会动员大家积极检举揭发，知情不报者以同犯论处。

我被定为重点怀疑对象，因为反革命子女有作案的动机。

这一次怀疑，不像9岁被保卫科叫去对笔迹那么简单，因为我和这倒霉的事偏偏有关。

那是我进厂不久一天下午，我和学徒工朱某每人拿了一根断锯条，想各自磨一把水果刀。

刀磨成后我们来到宿舍，房间里空无一人，他无意中在木柱上扎了两下，正巧柱子上贴着一张香烟盒大小的毛主席像，碰巧被我看见了。

我说:“你怎么随便乱扎，也不看看地方。”

他半转过身才注意到，随意说：“我没看见”。

我们当时没有意识到闯下了大祸，要知道把画撕了就没事。

大会宣布知情不报者以同犯论处，回家以后我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报？还是不报？

如果不报，万一被查出后，将以现行反革命论处。如果报，我实在做不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

煎熬了一个星期，我脑子里突然冒出了一个恐怖的想法：如果朱某说这件事是我干的，那我就跳进钱塘江也洗不清了。

判几年徒刑是轻的，判个死刑也说不定。我越想越害怕，这时我考虑的已经不是报与不报的问题，而是如何自保的方法。

万不得已，我找到了朱某的好友，把事情经过告诉他，想要万一事发后，证明不是我干的就行。

两天后的一个清晨，革委会成员来到我家，要我写一封事情发生的经过，和知情不报的检讨书。

我以为是朱某好友告发的，没想到他把我说的经过，告诉他的师傅，是他师傅告发的。这是个烫手的山芋，谁接到谁倒霉。

当天全厂就举行了揪斗大会，朱挂着打了红x 的大牌子，脸色惨白地站在台上。

积极分子上台发言，声嘶力竭的口号声，一浪高过一浪震耳欲聋，顶棚上的灰尘震得刷刷地往下掉。

全厂职工义愤填膺，我在台下恐惧万分，心已经跳到了嗓子眼，担心随时可能会冒出一句“将现行反革命的同犯，国民党的孝子贤孙揪上台来！”

那我就会像朱一样挂上牌子，扭转双臂按下脑袋，被押上台去。

老天保佑，我担心的事没有发生，可能是检讨写的深刻为人低调。大会宣布对朱实行隔离审查，朱被关进了“牛棚”，为了防止他自杀，电线拆了，窗门用木板钉住，裤带也被没收了。

看见他那副滞呆麻木的样子，我心里很难过也很内疚，虽然我没有举报他，如果我不告诉任何人，他也不会受如此折磨，事出于我。

有一天我看看四周没人，就偷偷递给他一个苹果，他木讷地接了过去，我俩什么话也没说，我只是想表示我的愧疚。

后来，朱某又经过两次万人批斗大会，和他一起上台的都被判了重刑，只有他被当作坦白从宽的典型当场开释。

可能是因为他认罪态度好，也可能是他太年轻了，造反派起了恻隐之心而放过了他。

朱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后来听说他入了党当了车间主任。我的心里也稍微好受一些。

但新的难题又出现在我眼前。

我弟当时在桐庐插队落户了，他表现很出色，无论是劳动还是政治方面都很积极，1973 年开始招工，他被大队公社推荐到县里。

弟弟是跟母亲长大的，成分应该随母亲，县政审这关通过当地关系能过，唯一的问题是招工单位的要求——工农兵子女优先。

如果能够证明我们的父亲不戴反革命的帽子，这事还有希望。

这给我们出了难题，我想花钱收买父亲所在地的大队支书，出一张假证明，但仔细一想，在文革的刀尖浪口上办这事，很冒险。

情急之下，我想起了一个歪招：用草酸水浸泡能去掉墨水迹。

我做了个实验，在信纸上写了一行字，盖上一个红色的印章，在草酸水中浸了一会儿，果然字迹全部褪去，只剩下鲜红的印迹。

看着那个红印，我主意已定：去临海老家，找父亲大队开一张证明。

无论写什么都没关系，我要的只是那个红印，字迹褪去后，我就能为弟弟写下他的出路。

我一早坐上长途汽车，从临海到墴坦还没有通车，三十公里的崎岖山路，一路上几乎见不到人。

钱江劳改农场解散后，所有留场人员遣返原籍。父亲虽然不能和我团聚，但他很高兴，以为可以脱离苦海，回老家开始自由的田园生活。

没想到已被摘掉的历史反革命帽子又被戴上，他是被押回原籍监督劳动。离家 37 年的抗日英雄，竟以这种方式回到故乡。

农村的运动比城里更严酷。父亲不仅失去了工资，失去了做人的尊严，50 岁的他每天以番薯充饥，比铁丝网中的劳改农场还不如。

这是我第一次去临海老家，都是上坡路，我走了三个小时才走了一半路。累了就在大石块上休息，渴了就在小溪边洗把脸，喝了几口溪水。风涛阵阵我却不敢久停，必须在天黑以前赶到墴坦，否则深山老林中漆黑一片。

我紧赶慢赶，四周寂静无声，我渐渐害怕起来，不想露宿山野，不由得加快了脚步，终于在夜色降临时到了村口。

这是一个隐藏在丛山之中的小村落，几十户人家袅袅炊烟，伴随着几声狗吠。

我摸到了父亲的住处，门开着，昏暗的小屋里，一个孤独老人正在向灶里塞着柴火。

借着灶火，我看见父亲老了许多，背也驼了。父亲原来是个挺拔的军人，他已经让这残酷的处境压垮了。

我轻轻敲了敲门，他回过头来，“同志，你找谁？”

“爸！您不认得我了？”

父亲愣住了，突然上前抱住我，老泪纵横，“儿啊！我以为这辈子见不到你了……”

父亲的小屋阴暗潮湿，泥地凹凸不平，只有一张小桌子和一张木板床，我真正见识到什么叫家徒四壁。

父亲正在煮番薯。我说和他一起吃番薯就行了，他无论如何不同意，给我煮了碗面，放了点盐。

“除了番薯我什么都没有，这碗面你就将就着吃吧。”苍老的父亲一脸内疚。

就这番薯还是他原来的勤务兵送来的，勤务兵是父亲带出去的本家老乡，跟随父亲入缅作战，一直跟到锦州都在父亲身边。

俩人在锦州被俘后，勤务兵参加了解放军，算投诚人员，退伍后回乡种地了。

他知道父亲被押回老家监督劳动，经常去照看父亲，见父亲在饥饿线上挣扎，他省下自己的口粮来接济父亲。

父亲常跟他说:“ 你不要管我了，你家这么贫困，我过意不去。我是带帽反革命被监督管制人员，我会拖累你的。”

“营长，我不怕，我是贫农。”他常和父亲说，当年翻越高黎贡山，自己得了眼疾什么也看不见，他也说过让父亲不要管他了，但父亲没有抛下他，牵着他的手回到祖国，救了他的命。

“现在你落难了，我也绝对不会抛下你不管。”

没有别人时，勤务兵总是叫父亲“营长”，父亲说了多少回叫老李，他总是不改。

翻越野人山时，因为吃树皮草根父亲落下了胃溃疡，加上多年的牢狱折磨经常发胃病。面条是为犯病时准备的。

我们父子俩面对面坐在小板凳上，为了使他高兴，我很快吃完了这碗毫无滋味的清水挂面。

“不能带你去给爷爷奶奶上坟，免得找麻烦。”他一脸无奈。

我向父亲说明了来意。

“没有留在解放军害了我自己，也害了你们子女三个。”他遗憾万分地说。

当晚我们去了大队书记家，一个四十几岁的男人，一副傲慢的样子坐在桌边，父亲低声地请求他开一张现在政治状况的证明。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一个在战场上英武不屈正气凛然的抗日战士，为了儿子的前途，不得不向一个大队支书卑躬屈膝。

我在心里骂道:什么东西，不就是一个小小的支书吗，狗眼看人低。

我把钢笔和信纸递了过去，他接过信纸，没想到他没有接我的钢笔，他掏出一只圆珠笔，在信纸上写道:“李义彭戴历史反革命帽子，剥夺公民权利，在本大队监督劳动改造。”

然后盖上了那颗血色的大印。我知道圆珠笔迹草酸是褪不掉的，这张证明毫无用处。

回到父亲的住处我很颓废，一句话也不想说，得到的只是一张废纸。

父亲比我更伤心，觉得过错全在于他，不停地说:“是我害了林儿，是我害了林儿。”

这一夜我和父亲睡在同一张铺着稻草的硬板床上，思绪万千，辗转不能成眠。父亲的这般处境，我的眼泪默默顺着眼角流在了木板上。

第二天天还没亮我们就起床了，我看见父亲还在穿草鞋，忍不住问，“你没有一双鞋子吗？”父亲无奈地一笑，“草鞋穿惯了，舒服。”

解放都二十多年了，父亲还在穿草鞋，我只觉得悲从中来，眼泪夺眶而出。到了村口，我说:“你回去吧，我认得路。”

父亲依依不舍，说:“再送你一程。”

我俩默默无言，能说些什么呢，心情很沉重，只有一种屈辱和悲凉的感觉。

天渐渐的亮了，那是一个阴天，铅灰色的天空就像我们的心情，路漫漫，心沉沉，一路无语泪欲穿。

就像父子的十八相送，父亲一直把我送到了县城，他还要走六小时的回程路。

上车前我欲说无语，把所有的钱和粮票都给了他，这样能使我心里好受一点。父亲双眼含着泪花，挥动着手，直到我消失在他的视线里。

不知我这个儿子的背影，在他心里会留下什么样的记忆。

假证明没有办成，但世道终归往好的地方变了。

文革结束后，我弟在知青报名点报了名，招工进了杭丝联，当了三班制的工人，后考入电大，作为电气工程师退休。

我姐下乡务农5年，当民办教师6年，终于回城顶了我妈的职。而我妈以国家干部身份退休后，继续在医院4年，培养新的营养医生。

1976年我以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的身份进了杭州汽车驾驶技校，后回印铁制罐厂当了驾驶员。这绝对是当时最吃香的职业。

就在一家人被迫分离了近30年，终于要团聚的时候，外婆突然中风，昏迷不醒住进医院。

我记忆里那个勇猛的老太太静静地躺着，一声不吭。过去嫌她唠叨，现在真希望她起来唠叨我几句。

几天后医生说外婆不行了，让我们准备后事，全家人泪流满面。常说生老病死人之常态，但降临到外婆身上，我们无论如何接受不了。

外婆是苦命人，生来就是伺候别人的命，年轻守寡，培养了我妈、大舅、小舅，三个大学生。后来又担惊受怕含辛茹苦扯大了我们姐弟三个，她把心血都浇注在了我们身上。

她常说，恨不得把心掏出来给我们。现在全家都有了工作，可以让她过上好一点的日子了，她却要离开了。

外婆经常说，北平老道算过她的命，有两个儿子和一个闺女为她送终，她深信不疑。

所以大舅去朝鲜打仗，外婆虽然担心，但坚信大舅能活着回来。果然大舅从战场平安归来，复原后当了中学老师。

而小舅中法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广州外事处，做接待外宾的工作。广州到杭州的火车最快也要两天两夜。我们知道外婆最后的时候是在等他。

为了实现外婆的信念，野山参能吊命，我们买来了最好的野山参给外婆含在嘴里。

两天后，小舅赶到了，他握着外婆的手说:“妈，我来了，我就在您跟前，您就放心吧。”

全家人都到齐了，外婆心里踏实了，这次她坚定地登上了那条属于她的船，安详地去了，享年74岁。

外婆从中风到去世仅仅五天，她连死都不愿给我们增添麻烦。

我已经习惯一回到家里，东西一扔，喊一句“外婆我回来了。”

“饿了吗？我给你做吃的。”敞开的家门，外婆的音容，曾经每天重复无比熟悉的这一幕再也找不回来了。每次回家，看见冰冷的铁锁我就忍不住要落泪。

我们不愿外婆孤身一人待在冰冷寂寞的坟墓里，外婆的骨灰盒就一直放在梳妆台的玻璃柜里，

外婆还和我们在一起，每天默默地注视着我们，保佑着我们。

而我也很快面临一个更加重要的抉择：出国。

文革结束以前，申请出国和叛国投敌是同义词。

八十年代后，政策逐渐放松，只要外国同意移民，公安局就放人。

女朋友大妹的父亲是资本家，解放前开有面粉厂和木材厂，快解放时她的三个叔叔都去了香港，她父亲抛不下两个工厂留了下来。

留下来的他比我父亲惨，经受不住运动批斗，跳楼自杀摔断了一条腿，不得已只能想尽一切办法逃出去。

五十年代，大妹的爷爷在香港去世，全家申请去继承遗产。最后批复六个孩子只准带三个，其他三个孩子留在大陆为人质。

这对父母来说是多么痛苦残酷的选择，手心手背都是肉谁去谁留 ? 最后大妹小妹和大哥留了下来，那时大妹只有13岁，一个家庭被分成了两半，后来父母辗转到了巴西。

大妹的父母一直在想办法让她出去，但公安局审批控制极严，只有夫妻关系和未满十八岁的未婚子女才能申请出国，他们都不符合条件。

现在政策放松，只要外国同意移民公安局就放人。大妹的父亲有个朋友是政府要人，和移民局有关系，终于全家取得了移民资格，不久都拿到了护照。

大妹是单身，父母要她结了婚以后来巴西，将来也许能带一个人出去。在出发的前几天，我和大妹仓促地领了结婚证。

没有婚礼没有仪式，我们成了名义上的夫妻。

大妹只带了随身用品，把房子家具和所有东西都留给了我，我开卡车送她们去了火车站。

两年后的 1982 年，岳父给我办好了移民签证，寄来了飞机票，我第一时间办了辞职手续。

十五年的工龄换得2000元的辞职费，加上我微薄的积蓄，凭护照去浙江省人民银行换了1000 美元，这就是我的全部财产。

我飞去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家，背井离乡，开始了完全陌生的生活。

每当我脆弱坚持不下去时，我想起的不是父亲，而是大字不识的外婆。我好想像当年那样，委屈了能够回家抱着外婆的骨灰盒痛哭一场。

就好像小时候被外婆抱在怀里哭泣，哭完了，她就会笑眯眯地看着你，于是一切痛苦和委屈都会烟消云散，人又重新振作起来。

我出国几年后，外婆才按照入土为安的传统，在墓园安葬了。

而我和父亲终归是缘浅，2007年我回国，和他见了最后一面。

当时父亲已有90岁高龄，精神矍铄，身板硬朗，仍旧保持着军人风格。他平反后摘掉了历史反革命帽子，在临海城里的台州师范学校，找到一份传达室的工作。

小小的房间里仅有一张床和一张书桌，书刊、杂志、文稿、笔墨，整齐有序，床上的被子四四方方有棱有角，像一块豆腐干。

就在这小书桌前，他一字一句写下参加中国远征军的那段回忆，记录败退“野人山”的惨痛，怀念那些和泥土野花融为一体的战友。

父亲于2012年去世，长眠于临海老家的一个山坡上，面朝着东升的太阳，俯瞰着家乡的原野，从此再也不受那人间的痛苦。

他犹如沙漠里的一棵野草，石缝中的一株老树，在那残酷的环境中顽强度过了九十四个春秋。

回望父亲的这一生，站在历史的关口，几乎“做错”了每个重大决定，这些决定差点要了他的命，甚至他家人的命。

这一切错误的原因，只是因为他选择走上抗日的战场。

直到临终，他也没有得到那枚渴望的“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的纪念章。

这也成了绵延至我心里的遗憾，至今没有愈合。

2015年，国家为现在的抗日老兵都颁发了“纪念抗战胜利70纪念章”，不分国共。

李义彭的遗愿终于实现了。

而他早已移民海外的儿子，写下这些回忆，不是记录苦难，而是记录那些绝望中诞生的幸运，以及艰苦中卓绝的品德。

无论他们曾经历过多少苦难，遭受过多少不公平的待遇，甚至迫害，他们只希望祖国不要重蹈覆辙，希望后代能够顺利成长。

那些苦难过去了，永远不要再发生。

编辑： 霞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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