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西藏扎东那艰苦的条件与复杂的环境,对于广大指战员来说是严峻的考验。官兵们不忘初心,冒着生命危险,以昂扬的斗志和满腔的乐观主义精神,将美好的青春与宝贵的生命奉献给了祖国的疆域——我们难忘的扎东。
不忘扎东 怀念战友
黄明理
一、关于五团十多年反回窜斗争中的一些情况回顾
原18军54师进藏后驻江孜,1959年底,配合原14军134师参加日喀则地区南木林战役后回到江孜驻地。1960年初160团撤编,一营去江孜,组建了江孜军分区(即后来的日喀则军分区);二营组建了边防四团驻长所;三营(四个连队另加半个骑兵连组建了边防五团驻拉孜。五团刚组建时无营级编制,1960年新兵补入后共有1200余人,首任团长宋继年兼政委(任职时间:1960.2至1961.11),盛永琛任付团长,李光熙任付政委。
五团于1960年3月6日赴阿里地区配合11师参加了阿里战役后。1960年7月团部及直属连队(炮连、警通连、机动连)进驻荣哈宗(现吉隆),同时组建了贡当、昆木加、吉隆边防站和托当生产队(连级)。1961年11月,黑河独立营(其前身为成都内卫二团,自康定一路剿匪进驻黑河)营部和五个连队编入五团,其中两个连队编入一营,营部驻荣哈,两个连队编入二营,营部驻君加,一个连队编入三营,营部驻巴巴扎东。因境内大股叛匪已被歼灭(部分逃至尼泊尔木斯塘地区)后,部队任务有所调整,一连驻日喀则担任班禅新宫警卫任务,二连驻日喀则附近执行生产任务,骑兵连驻昌果,炮连驻莎嗄,其余连队都分布在几百公里中尼边境线上,进入了长达十多年的反回窜对敌斗争时期。
1962年4月,针对中印边境形势,同时为牵制封堵尼境内木斯塘叛匪可能调往中印边境参战等原因,五团团部从荣哈宗移至仲巴县驻扎东。1964年5月前后,五团撤离至拉孜实施整训,并由11师33团驻防里孜,此期间,其也曾参与过两次与回窜叛匪战斗接触。同时原五团扎东驻地由11师成立了扎东指挥所(即扎指) 1965年6月前后,五团重返仲巴县扎东,33团调往林芝地区,原11师扎指也由军区扎指替代,军区通信团和八医院及日喀则军分区机关均派有相关人员加入到扎指工作。为配合边境的反回窜对敌斗争任务,日喀则地委也组建了扎东特委驻仲巴县政府院内,协调“西三县”配合部队开展反回窜对敌斗争任务。
五团在珠峰北则几百公里高海拔(5000米上下)的中尼边境线上,长期执行封堵木斯塘叛匪回窜,开展查踪巡逻、观察设伏繁重的对敌斗争任务的同时,也圆满地完成了1961年中尼边界勘界警卫工作和1967年发生在隆嗄区日西乡鼠疫疫区对中央防治工作队的警卫、对成都军区测绘部队的配合以及对牧区的抗雪救灾、训练民兵,建立军民联防体糸等工作任务,直至1974年中,因盘居在尼境内木斯塘地区的叛匪在中尼政府强大攻势作用下,经五团和友邻部队在普兰县方向的封堵围歼和尼政府的遣散瓦解手段,残暴的木斯塘叛匪最终覆灭,此后扎东边境对敌斗争形势有了转变。原驻吉隆的六团,整编后将其留下的二营,于1974年5月编入了五团为四营驻吉隆,下属连队有十连、十一连和十二连。原五团的五连接防进驻了贡当。
因西藏军区组建日喀则七团(摩托化),于1979年5至7月,将五团的一营二营和部分司、政、后人员编入了新组建的七团二营和团部的司、政、后机关内及其直属连队。五团驻吉隆的四营撤编,减编后,五团编有司、政、后机关及内设股、室。下编有特务连、二连(原八连)、三连(原九连)、四连(原七连)、汽车排和卫生队。1983年开始,扎东边防进入三年新的建设时期,在郑尚贵(付团长)指挥长率领下,经周密计划,科学安排,广大官兵和工程建设单位相互配合,精心施工,圆满地完成了军工保障建设任务,为官兵们培育长期建藏边防为家的思想打下了良好的物资基础,同时还节约营建经费890余万元,得到军区通令嘉奖。在实施搬迁工作过程中,狠抓“安全第一〞不放松,重任在肩责任到人,由王达炳(付团长)、邓功华(军务股长)等的精心组织指挥下,经600余车次的安全运输,达到了上级“人不掉皮,车不掉漆”的高标准要求,团部于1985年5月前后顺利搬至莎嗄县加加,受到上级赞赏。
四十多年过去,原扎东五团营区早已完成它的历史使命,留下的只有老兵们对过往的回忆和深深的眷念。
二,关于五团相关事件记载
1 、1960年3月6日,从江孜奔赴阿里地区配合11师参加阿里战役期间,排长段胜才(曾参加过解放战争),带领两名战士押送30多名被俘叛匪途中休息时,叛匪磨断绑住手的绳索后,夺枪杀害了三人。牺牲的3名战友安葬于日喀则分区烈士陵园。
2、1960年6月28日科里山口涉外事件
当日下午4时许,昆木加队,在科里山口北则执行封堵任务中,发现从尼境方向深入我境内3000米的10多人疑是叛匪,指导员、连长和付指导员,对怀疑是叛匪的入境人员分别实施战术动作展开,付队长江白(藏族)对其喊话,在语言不通,交流无果时,判定为叛匪狡诈,并开枪射击,当见对方始终未开枪还击并有人摇动白色衣物时,便派人前往查看,此时已击毙击伤各1人,后共拘捕9人,获马7匹。事后查明,此队人马,是尼方前往中国境内准备协商盐粮交换事宜的尼方官员和尼边民,被打死的是尼方少尉排长,被捕扣人员中有士兵1人,尼方税务官1人,其余7人为尼方边民。此涉外事件发生后,引起各级的高度重视,经外交会唔谈判,向尼方赔偿了5万卢比。
3、1961年8月6日昆木加队在对从曲康义向秀口拉山口逃窜匪徒的伏击战中,由队长李华荣指挥,歼敌21人,战斗中李朝银(60年入伍.四川三台人)牺牲,六班付班长巫林贵受重伤后牺牲,另有五名战土战斗中受伤。两名烈士安葬于昆木加营房北则100米处。
4 、1961年10月24日付团长盛永琛等13人,在牛库被伏击牺牲。
在昆木加边防队蹲点并与付政委李光熙移交工作后,于24日上午,盛付团长和两名警卫员及其他人员乘中嗄车,经里孜、扎东,回吉隆荣哈。当车行至莎嗄县牛库(地名)附近时,突遭100多骑匪猛烈火力伏击,车上人员在毫无察觉和应急准备的情况下,付团长盛永琛、警卫员徐继昌、杨仙文、驾驶员曾纯武、无线电技师李怀春,昆木加边防队战士胡伙生、吴均泽等13人全部牺牲。叛匪抢走了他们的帽徽领章,枪支、文件和烈士的私人物品,焚烧了烈士遗体和汽车,制造了骇人听闻的“10.24〞血案,是五团反回窜斗争史上最重大的一次损失和人员牺牲。因缺乏足够的警惕性,盛付团长牺牲后,上级仍给予了一次记过处分。因历史原因和受观念的影响,直到80年代,经西藏军区领导的直接关怀过问后,才落实了对盛永琛亲属早该享有的抚恤和烈属待遇。13位烈士安葬在扎东烈士陵园。他们是:
盛永琛(付团长,山东昌邑人,生于27年5月,45年1月入伍,中共党员,34岁)。
李怀春(付排长,无线电技师,湖北黄坡县柿子店人,56年3月入伍,中共党员,27岁)。
楊仙文(团警通连战士,原四川江津龙吟乡人,59年3月入伍,团员,19岁)。
徐继昌(团警通连战士,四川彭州蒙阳镇人,59年3月入伍,19岁)。
王保全(团直属队战士,籍贯不详,生于41年, 22岁)。
巴 桑(直属队翻译,西藏谢通门县大钉区人,59年6月入伍,团员,20岁)。
袁安明(团直属队战土,原四川江津三口乡人,59年3月入伍,团员,21岁)。
曾纯武(团直属队驾驶员,四川简阳三和镇和平中街人,58年3月入伍,团员,22岁)。
曾永清(昆木加民警队分队长,四川乐山童家公社人,55年3月入伍,中共党员,24岁)。
汪永全(昆木加民警队战士,四川三台人,60年3月入伍,21岁)。
林仁发(昆木加民警队战士,四川彭州三邑镇人,60年9月入伍,20岁)。
胡伙生(昆木加民警队战士,原四川江津三山乡新桥村人,59年3月入伍,21岁)。
吴均泽(昆木加民警队战土,原四川江津高屋乡万家村人,59年3月入伍,21岁)。
5、1962年,昆木加发生一起与叛匪的遭遇战,一名汪姓(四川三台人)战友牺牲,叛匪逃往境外。
6、 青海马不适应扎东气候,前后几乎全部死亡。
1963年初,上级从青海购回50多匹战马,编入团特务连通信排和侦察排。入编后的这批马匹,.因不适应扎东气候,爱啃吃沙子,肚子涨气,不食粮草,不久逐渐大多死亡。为了不影响任务的完成,上级重新购买了一批西藏当地马补员入列,从而适应了完成任务需要。
7、1963年11月26日强拉山运输队遇袭战斗。
团后勤运输队的一个班在排长李保均带领下,护送从昌果雇请的民工用驮马、牦牛往贡当边防队运送过冬物资,由于队伍中混进了叛匪,并获知了队伍的行进方向和每天约走多少路程的情况,当队伍行进至近强拉山附近天已渐晚,准备卸下物资宿营时,战士们忙着搭建帆布单帐篷(中间用木杆支撑),此时混入藏族民工队伍和埋伏在附近的叛匪向支扶木杆的战士开枪,当其中枪倒地后,帐篷布将其余战士罩住难于脱身而中弹牺牲,付班长王树才(59年入伍江津人),搭建帐篷时在外边固定拉绳,当枪声响起时,机警地就近翻入羊圈,利用地形向敌开火,另一当年入伍的新战士李生才(63年3月入伍,四川新都人,绰号沱沱二蒋),由于体力差,掉队了一段距离,当听到宿营地方向有交火枪声,为了壮胆,走一段就放一枪。叛匪听到越来越近的枪声,以为昌果援兵赶到,放弃抢夺物资的图谋后逃往境外。付班长王树才与新战士李生才趁天黑收拢牺牲战友的武器弹药,保住了牺牲战友遗体和这批急需物资。事后王树才立二等功,后升任三营付连长,1981年在连长位上转业到重庆江津县第二人民医院担任后勤总务总管工作。战士李生才立三等功,服役期满后回了原籍。此次战斗牺牲7人,他们是:
李保均(团后勤处排长,四川金堂人,56年3月入伍,中共党员,26岁)。
赵王虎(医助,山西山京?县人,48年2月入伍,中共党员,29岁)。
刘伦双(团直属队战土,四川金堂人,63年3月入伍,20岁)。
何仲武(团后勤处战士,四川三台人,60年3月入伍,22岁)。
陈建伦(团后勤处班长,四川简阳人,58年3月成都龙泉驿入伍,团员,24岁)。
唐事辉(团后勤处班长,四川广汉人,56年3月入伍,中共党员,26岁)。
江友杰(团后勤处战土,原四川江津县人,63年3月入伍,团员,20岁)。
8、1963年12月某日,乌木丁丁山口战斗
驻归桑的特务连侦察排接团部命令,由连长白祿(经解效战争磨练)率领三个班,临近傍晚时到达乌木丁丁山口一带,经侦察发现山上有100多名骑匪后,便迅速部署展开进攻队形,在轻机枪掩护下,班长熊先志(金堂县人,56年入伍),班长李远达(金堂县人58年入伍),分别各带领一个战斗小组,英勇地向叛匪发起进攻,虽有机枪火力的掩护,但因兵力悬疏,风雪交加,极度寒冷,严重缺氧至使参战战士被冻僵不能正常使用武器,且因两个进攻小组战斗人员均受伤后卫生止血包失效至全部牺牲,其余参战人员除白祿外全部冻伤,在进攻受阻难有成效和冻伤人员战斗减员的严峻形势下,白祿连长下令撤出了战斗。因撒离战斗过程受到各种条件限制,未能将牺牲战友遗体一并带回,第二年仅找回三具牺牲战友遗体,白祿连长因此受到撤职处分,转业到日喀则地方某倉库工作。
9、团参谋长所乘汽车被炸报损。
约在1966年冬(或67年初)团参谋长王剑英乘车前往昆木加及巴巴扎东三营检查战备情况,当车行至道尔皮河沟附近时,所乘嘎斯车被叛匪安置爆炸物炸伤脚部,车辆报损。
10、1967年9月13日浪荡沟战斗
9月12日,该轮流二营五连前往边境浪荡沟(也称四号沟)执行查踪观察设伏任务。连长张兴才(原四川合川人,1959年入伍,后调川办曾任三所所长)率领三排并加强的60炮兵班,当晚进入到浪荡沟有利于观察和设伏位置后,部署了主阵地和前出阵地并宿营,班长苏得胜(四川自贡人,61年入伍)按部署带领自己的九班沿主阵地则前出近200米占领有利地形并不间断地观察正面边境方向。第二天天蒙蒙亮时,哨兵发现前方约700米处,隐隐约约有一队人影向沟内移动而来,并立即向后边隐蔽在主伏击阵地的连长报告情况,战友们闻令迅速隐蔽展开占领有利地形,那队移动人影走走停停,离我伏击位置越来越近时,观察判明是一队有8、9人的骑匪窜入。8时10分,前出的九班在苏得胜的指挥下,准备先敌开火时,叛匪也发现了我们。此时几乎双方同时开火,战斗打响后,由于电台不到联络时间发不出信息,连长果断打出红色信号弹,想以此引起友邻连队警觉并求得支援。叛匪见我火力猛烈,且不知我红色信号弹意图,便边打边撤,在我全体参战人员猛打猛追枪弹不及距离时,6O迫击炮向企图逃离的大股回窜叛匪开炮,在我炮弹的追击下,大股叛匪以为被包围,见情况不妙,惊魂不定地争相逃向了境外。战斗结速后,营、团才接到浪荡沟已发生伏击窜匪的战斗情况,因担心更大股叛匪组织反扑,团部命令驻君加的骑兵连向浪荡沟火速开进增援。由于路途较远,情况紧急,在不顾一切加速骑行中,有五匹战马累死在途中。当大部队12时左右赶到边境线时,受到我伏击的回窜叛匪早己逃出境外。后经打扫战场,发现五具被击屍的叛匪尸体,击屍敌马两匹,缴获望远镜一具和瓦时针手表3只。后据上级掌握的境外情报通报,此次叛匪回窜共有100余人,其死伤50余人,最早与我交火的仅是大股回窜叛匪队伍的尖兵部分,其余负伤逃回的叛匪也有很多没有逃掉死亡的命运。
此次浪荡沟战斗,我参战人员3人受伤。其中苏得胜和一名轻机枪手轻微伤,另一战士杨炳文轻伤(左手背膀贯穿伤,未伤及骨头)。
浪荡沟伏击战后,因九班长苏得胜不怕牺牲勇敢战斗,战果突出,立二等功;付班长许欣明立三等功;战士苏灿君受团嘉奖;七班付班长刘得成受营嘉奖。同时九班立集体三等功。
浪荡沟战斗的胜利,是边境反回窜斗争中最成功的一次战斗,极大地鼓舞了士气,有力地打击了木斯塘叛匪的嚣张气焰,为边疆的安宁創造了条件。
上述情况是在原五团特务连连长唐和云提供的资料基础上略作了些许调整,同时根据李明远、刘洪光、王存贵、朱宗祥、冉隆均、刘得成、郑尚贵等等老领导、老战友的文章和微信聊天回忆中提及的人或事记入。由于时间久远,一些事情发生时间,人物和具体过程难免完全一致,切望看到此笔记的您纠正,以尊重事实,告慰英烈,致敬战友,激励戍边后来人。
本文插图均由作者提供)
作者简介:
黄明理:四川渠县人,生于一九四七年。一九六五年七月考入解放军上饶通信兵学校,一九六八年十月至一九七一年四月任昆木加边防队电台报务主任,后在西藏边防五团政治处任干事、群联股股长,七团司令部任直政股股长。一九八二年由部队转业四川达州企业工作,二零零四年退休,现居住在四川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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