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官“穷”得穿纸官服，清朝的京官到底是“真穷”还是“假穷”？

《大清会典》上关于京官的俸银有明确的记载：一品年俸180两，二品年俸155两，三品年俸130两，四品年俸105两，五品年俸80两，六品年俸60两，七品年俸45两，八品年俸40两，九品年俸35两。

由此看来清朝的京官确实穷，并且京官们也总是叫“穷”。可是京官到底有多“穷”，这个也不是一概而论的。

每年夏季，慈禧太后都要到颐和园避暑纳凉。所乘之船是从西直门外高梁桥畔的御码头出发的，按照惯例文武百官要前去送行的。太后登船的时候，文武百官要跪着行三拜九叩的大礼。一直跪到等龙船起航之后，他们才能爬起来拍拍身上的尘土，乘轿打道回府。

话说有一年，慈禧太后登船的时候正好天空下起了瓢泼大雨，一时间也没有停下来的意思。由于雨太大了，龙船只能暂时未动。岸边跪着的文武百官见龙船一直也没有起航，所以也不敢打道回府，只能在雨中跪着等开船。

这慈禧登船的时候也淋上了几滴雨水，进了船舱之后便吩咐下人忙着更衣。一通折腾下来更衣完毕，此时天空早已放晴。这个时候，慈禧才发现送行的文武百官还跪在泥水里恭候太后起驾，于是佛心大发，赶忙让身边的太监传旨免送。

好巧不巧，正在此时，慈禧却发现跪在地上的一位官员没有穿蟒袍，只是穿了花斑内衣。这怎么了得？这么正式的场合竟然穿着内衣，慈禧一怒之下，船也不让开了，令两名太监立即上岸问个明白。

这位只穿内衣的官员见到两位御前太监前来问话，一时慌得六神无主，竟答不出话来。这时，两位太监发现官员身上和周围的地上还残存着许多彩纸，更是疑惑不解。旁边的一位好心同僚向他们说明了真相。

原来，这位官员穷得连一身蟒袍都紧巴，担心送行的时候老佛爷见了怪罪下来，于是就到冥衣铺里糊了一身纸官服穿在身上。本想着也就跪一会，蒙混过关，很快就结束了，哪成想老天竟开起了玩笑，一场“及时雨”下来让他露了馅。

这两位太监听了感觉有些扫兴，因为碰上这么一位穷官，想敲诈一些油水是不可能的了。于是返回船上如实向慈禧进行了回奏。慈禧听完之后也没有再下令责罚，只是传旨赶紧开船赶往颐和园。

慈禧的曾祖父、祖父也都曾是穷京官，所以她也深知京官之穷。看到这位穷官员的无心之举，估计慈禧起了恻隐之心，也就没有追究官员的不敬之举了。

这件事可能有人不相信，会怀疑“真的会有这么荒诞离奇的事”吗？可以肯定地说，这绝不是什么政治笑话，在当时引起的轰动可以说相当大，德龄、蓉龄两姐妹都是目击者。

“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是官宦之家的子弟，他的父亲曾任湖南巡抚。戊戌变法时，谭嗣同授衔“四品京卿”，在军机处任“小军机”一职。别看这个职位不高，差事却是相当有分量的，在当时可以算得上是要职。

谭嗣同当时住在宣武门外北半截胡同的浏阳会馆里，每天早上徒步走到东华门的军机处应差。这段路程并不算近，大概是一个多小时的脚程。由于是步行“上班”，所以谭嗣同不能穿朝服，只能将翎顶大帽、莽袍、朝靴等装在一个布包里，拎着走过去。

谭嗣同在自己的房门上贴上这样一副对联：上联是“家无儋石”，下联是“气雄万夫”。从这副对联上可以看出谭嗣同的手头确实没有多少钱，要不怎么只有“气雄万夫”呢？

京官“穷”的另一个例证是来自一名叫汪晓岩的清朝官员。他中进士后被委任为内阁中书，后来又跟随李鸿章出任淮军执法营务处。说到当穷京官的经历时，汪晓岩说他自己每天也是从宣武门外的庐州会馆徒步走到东华门“上班”。冬天的时候，天黑得早亮得晚，他还需要一只手打着灯笼，一只手拎着“行头”，真的是受够了苦。尤其是晚上“下班”后路过饭庄，闻到飘出来的阵阵香味，真是“受尽煎熬”。可是因为自己两袖清风，每个月只有三两七的俸银，所以汪晓岩也不舍得进饭店里一饱口福。

由以上三位人士的遭遇来看，京官“穷”似乎已是板上钉钉的事实。可如果京官都穷得像汪晓岩一样，连一口香喷喷的饭都吃不上，那么怎么还会有人来当京官呢？

其实明面上京官的俸银少，显得“穷”，实际上底下有很多其他的道道。比如说外官每年要向京官送所谓的“冰炭钱”（即夏天消暑、冬天采暖的孝敬钱）。一般外官的俸银是不领取的，也不往下发放的，而是由各省的藩公用来“打点”本省在京任职的大小官员。这也算是一种公开的“调剂”吧！但是被调剂的京官也是有选择性的，像汪晓岩之类的闲官当然没有这样的待遇。

京官中也有“有权”的，像户部、兵部、工部的官员们都是可以吃“回扣”的。当年左宗棠

率军收复新疆的时候，可以说是拥有“先斩后奏”的权限。可尽管这样，户部、兵部的官员在发往新疆的军饷中公然吃拿卡要，左宗棠的反应也仅仅是对留在京城催饷的办事人员说：区区十几万两饷银（回扣）就不要追究了，让那些官员们分一分吧，他们也够苦的。

一向以治军严酷的左宗棠都被京官们雁过拔毛，何况其他一般的大官要员。这还仅仅是在六部任职的官员，至于那些军机大臣、六部尚书，更是不愁银子自己主动送上门来了。

像那些看啥啥不顺眼的大小御史们，本身就有皇帝授予的“闻风参奏”之权，也不愁没有人打点孝敬他们。所以京官们一边喊着穷，一边却“乐不思蜀”。一个小小的七品御史，在京城里就可以住一套三进四合院，还有自备的骡车，可见私底下的“俸银”有多少。

翻看清末一些文人墨客的日记杂著，里面多有记载京官们的应酬特别多，几乎天天晚上有饭局，觥筹交错。有心之人统计了一下，单从饭局一项来看，一个小京官的开支每年就要花上个几百辆银子，全部开支下来要达到上千辆银子。这个数量几乎是正常俸银的几十倍，无怪乎，京官再“穷”也不急着外放。

当然，像内阁中书、翰林之类的穷京官才是真穷，穷得比八旗兵丁都没富裕多少。这么说来，清朝的京官“穷”是“真穷”还是“假穷”，要看京官的职位是“要职”还是“闲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