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普通人，被“见义勇为”加冕后

摘要：对于普通人而言，一次偶然的高光时刻后，才是生活“难题”的开端。

36岁的邱绍春和25岁的杨帆，这两个普通人素未谋面，在“一次勇敢”后，被命运之网织在了一起。

严格说来，他们了解彼此的方式，是通过一座城市时隔3年的两条社会新闻：2021年5月29日，“南京胖哥”邱绍春在南京新街口为了制止一名 “驾车撞人并持刀捅人”的歹徒，身中三刀，一度失去肛门功能，经历2次大手术后才基本恢复正常生活；2024年5月14日，杨帆扶起马路上不慎摔倒的醉酒老人后，却被家属冤枉是他撞倒了老人。

义举之后，他们很快获得了这个城市“见义勇为”基金会的专项奖励。很多人将它视为一个英雄故事的结尾，但是当我追踪他们的故事后，却发现对于普通人而言，一次偶然的高光时刻后，才是生活难题的开端。

5月底，我在南京回访了一年内经历了丧女丧父之痛、又被确诊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邱绍春，也第一次见到了接受“见义勇为”奖励后因网络舆论失眠多日的杨帆。他们出奇一致地想要淡化自己曾经的义举。

或许，正是他们相似的遭遇和心态，让我决定将他们见义勇为后发生的故事写在一起，并试图探寻：当一个普通人被道德桂冠加冕后，英雄叙事与平民生活能否找到平衡的支点，而他又该如何自处？

不想被看到的“见义勇为者”

“你们能不能不要来了？对方家属已经道歉了。”宠物店杨帆在电话里听到“见义勇为基金会”几个字，轻声婉拒。

但柔软的“反抗”没有奏效，5月17日，“见义勇为”基金会的领导还是如约而至。回忆起那天接受奖励的过程，杨帆只记得“十几台摄像机围着自己，宠物店内外都是人”。

当天， “杨帆私宠”大众点评网上原本人气冷清的评论区，一张“宣传照”被置顶——这是摩友自发拍下的杨帆接受荣誉的时刻。

照片里，杨帆接受奖励时神情局促，嘴角没有笑容。

一周后，杨帆因为连夜失眠发烧了。

很多天，这个身形瘦小的00后，一脸稚气地蜷在宠物店一角小小的沙发床上不想动弹。去年宠物店生意变淡，杨帆退租了原来的房子，搬到宠物店生活。猫狗的体味混杂沐浴露的味道，在逼仄的小屋里浓烈而刺激。

他大脑里一直盘旋着在现场他对家属说的那句话：“我就知道你们要讹我！中国人被你这样的人害惨了！”他不知道这句怒吼是怎么从嗓子眼儿里冒出的。平时他甚至连一句骂人的话都不会说。他觉得在那一刻，自己已经不像自己了。

杨帆收养的十多只被人弃养的猫狗，在宠物笼子里呆呆注视着和它们互动骤减的主人。桌上摆着几个吃了一半的袋装小糖葫芦，是平时不吃零食的他这几天破天荒给自己买的。

很多老客人进店就夸杨帆“英雄”“榜样”，内向寡言的杨帆脸红到了脖子根，立即转移话题。开门做生意，他却不愿记者公开，那个新闻里的“好人”就在市中心开了宠物店。

杨帆的运动相机清晰记录下了一切——5月14日晚间10点多，杨帆骑摩托车去找朋友途中，看到一小群人围在路中间，一位老人趴在路中间，60多岁的样子，他的口鼻、脸庞、牙齿全都淌着血水，路上接连不断有重型货车疾速从老人身边擦身而过。

“他当时处于醉酒状态，酒味隔着摩托车头盔，都闻得很清楚。”杨帆看到周边围着十多个人在呼喊老人不要乱动，但没有人上前扶。杨帆也下车加入了原地看护老人的队伍。

老人忽然有了起身的趋势，但双脚站不稳，一个趔趄又快要摔倒了。这次，杨帆毫不迟疑上前扶住了他。

老人忽然转头问杨帆：“是你把我撞倒的吗？”杨帆立即向路人请求：“老爷子好像记不清了，你们到时候帮我作证呀。”

顾虑并不多余。老人的儿子田成（化名）赶来后，看到杨帆扭头就问：“人是不是你撞的？”他接着询问酒还没醒的父亲，一时老人也回答不上来。田成上前挑衅，身体离杨帆越来越近，被众人拉下。田成要求杨帆陪同老人一起去医院检查、支付后续医疗费用。直到出警的交警调出老人被杨帆扶起前后的视频，田成才作罢。

回店里后，杨帆发现，自己那晚录的视频，占据了运动相机一大半的内存。这个相机，本是他晚上关店后，和朋友们骑着最爱的蓝色雅马哈r3、随手拍摄街景的“心灵出口”。

5月15日凌晨，带着被“污蔑”后的憋闷，杨帆决定把自己录制的第一视角视频，剪辑成5分多钟的视频发布在社交平台上。

但不同的声音开始出现：有人怀疑这一切，都是杨帆为了博取流量，自编自导的段子：“那么多人都围着，你为什么还要凑上去？”“你是不是想通过见义勇为挣钱呀？”

他鼓足勇气给交警队打电话：“整件事情都调查清楚了吧？我可以把手头的视频素材删掉了吗？”视频被一键清空的时刻，他稍觉松快，很快又被打回了原型。

他干脆卸载抖音，想和喧嚣的网络舆论做个斩断。一天以后，又败下阵来了。巨大心灵事件后独处的不安感，驱使他重新把抖音下载了回来。

事发后第三天，在两位交警的陪同下，田成终于来杨帆店里道歉了。杨帆说不上田成那天的态度是否诚恳，但是他选择原谅：“我也不想再给警察添麻烦了，他那天如果不冤枉我，不感谢我也没事儿。”

“心灵感冒”

本以为一切会随着对方的道歉被抚平，但5月末的这几天，杨帆感觉自己正在和更多重“人性之恶”的交锋。

最让人心寒的，还不是质疑、怀疑他扶老人动机的那些空穴来风，而是在承认他做“好事”前提下，拐弯抹角替他“不值”的劝诫。

“不是你撞的干嘛要去扶？”网络留言区，2006年南京“彭宇案”庭审中法官的一句话被重提。当时主人公彭宇在公交站台扶起一位老人，老人后被诊断骨折，并指认撞人者就是彭宇，双发纠纷由此展开，至今公众尚不清楚全部真相。

杨帆本想回击那些言论，但最终还是放弃了，“人都有自私的一面，作为事件的当事人，我想考虑的也只有我自己，我父母也是希望我健康开心，而不是出名。”

杨帆这件事后，南京这座城市关于“见义勇为”的互联网记忆在复苏。出租车司机王乐（化名）指着车里行车记录仪宣告：“我现在在路上做任何好事，我都敢。”凭着这份能保留下证据的“自保意识”，王乐有回闯了好几个红灯，送即将临盆的产妇去医院。

而杨帆的另一位朋友却告诉他，自己在路上又遇到摔倒的老人了，但是几个人都没敢扶，“就是想起你的事情了。”

周末回家，杨帆母亲对于“见义勇为”这件事不敢多提，只问了一句：“你还好吧？网上有没有人骂你？”

“没有，我挺好的。”杨帆撒了谎。

如果一次“扶老人”后的连锁效应，让性格温和的杨帆都产生了如此庞大、难以消化的“应激”，那么对于3年前夺刀救人的邱绍春，成为“英雄”后的震荡是否还在以某种形式持续？他们就像是面对同一事件的“当下”和“以后”。

去年10月，我采访过邱绍春。当时他刚出生的女儿因为先天性心脏病离世。他和妻子刘纯佳在夫子庙开了个小店，昼夜不分炸鹌鹑挣钱。

那次采访，一个失去孩子的父亲那种隐忍和偶尔的爆发，贯穿了始终，令人一时无法分辨，“见义勇为者”和脾气暴躁的小店主之间的关联。

“5.29”，是后来邱绍春对 “那件救人的事”的代称，他总是快速在嘴巴里滑过这串数字。

那次采访，偶然提及“见义勇为”的过往，邱绍春会在停顿几秒后，带着几分尴尬回绝，“这个事情，也太老了吧，没必要说了”，像是对不合时宜事物的不屑。

一次邱绍春炸鹌鹑到傍晚，腰部有些疲累，戴上了护腰带。我问他，“这是不是529以后落下的旧伤？”

“不是，不是，你们不要什么事都牵扯到这上头……”邱绍春带着几分不耐烦阻止了这种推论。

后来几个月，我又陆续在新闻头条上看到“南京胖哥”父亲因癌症去世、“胖哥初诊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消息，生活好像从未给他喘息的机会。

而就在今年5月，邱绍春的朋友圈里发布了一条好消息，他和妻子刚开张1个月的第二家小餐饮店“南京胖哥”，已经位居到了南京市拌饭外卖榜单销量第一名。他狂热地分享着“爆单”的喜悦，我想这或许是再和他联系的一个合适时机。

欲望与羽毛

“胖哥那次见义勇为以后，是不是起码收了几十万元的奖金？”在前往邱绍春南京城郊餐饮小店的路上，出租车师傅沉吟片刻后发问。

我和邱绍春见面后，把司机的说法转告他，他轻轻一笑说：“很正常，不止他一个人这么认为。”

“南京胖哥”这个称呼，至今是他爱惜的羽毛。3年前，当时邱绍春还因为刀伤在重症监护室，护士忽然喊他“南京胖哥”。“你在叫谁？”这是他的第一反应。护士拿出手机，给他看网络上铺天盖地的新闻，他才知道自己成名了，被人叫做“南京胖哥”。后来他认可了这个新名字，以及名字背后人们赋予他的想象，“善良、友好、开朗”。

但邱绍春弄不明白，为何流言在那之后总会找上门：他有一块名表，是之前干工程被老板拖欠款项还不出后拿来抵债的，有人看到了他就被传成了“隐形富豪”；和朋友合伙做生意失败，邱绍春欠过银行钱，后来演绎成了“胖哥到现在还是失信被执行人，以前混过社会”。每当这时，本想远离媒体镜头的他，又不得已出面澄清。

“见义勇为”受伤后的几个月，邱绍春靠低保生活，身边人建议他去众筹，他拒绝了。他在微博里写下“现在所有医疗费都是政府在承担，所以我也不去想众筹的事情。”

但几年后，当病痛落在孩子身上，一些心灵的规则不得不打破。

孩子出生后几天就被确诊患有先天性心脏病，需ECMO治疗，每天花费近1万元。一家人东拼西凑拿出11万元，却不够应付治疗费，不得不向外人张口。2023年9月26日，邱绍春忽然在抖音发布了一条求助视频，他在镜头前泪眼婆娑：“实在是没办法了，决定发起一次众筹……”

对邱绍春来说，这样的“张嘴”勉为其难。在抖音平台上，邱绍春有近50万粉丝，大多是那次“见义勇为”后积累起来的。

捐款金额，以他未曾预计的速度增长。一天后，邱绍春匆忙关闭了网上的募捐通道，因为“宝宝现阶段的治疗费用够了”。

但女儿尚未满月就离开了。女儿离世第二天，邱绍春肿着眼泡又出现在镜头前，他要把医药费花销以及结余明细公开。这时他才发现，加上保险赔付的金额，女儿的治疗基本没有动用过众筹来的捐款。他在镜头前长舒了一口气。

他计划用公益基金会为女儿筹集的这53300元捐款，成立一个基金会，帮助偏远地区贫困儿童的先天性心脏病救治。基金会和女儿同名，就叫“奶糖天使基金”。

后来他的鹌鹑铺子上，也挂出了一块牌子，“每卖一只鹌鹑，向‘奶糖’天使基金捐款2元。”

“我是这个基金会的倡议人、监事，但是捐款不能经过我的手。”那几天里，失去孩子的崩溃无助以及面对公共捐款保持的高度谨慎，在邱绍春的大脑里不断切换。

“我还是一个把精神世界看得比物质重的人。”邱绍春在去年年底接受媒体“采访时总结。

他的精神世界里的优先级是什么？应该是尊重和认可。邱绍春打了个比方：“人家走在大街上看到你，就会说，来，胖哥，和我们一起拍个合影！”

“精神”和“物质”，或许原本在邱绍春的世界里，本是泾渭分明的事。但这一年，邱绍春承认自己常陷入流量的矛盾。

自从女儿在去年9月离开后，邱绍春夫妇不再羞于表达自己“想挣钱”的野心。

他安慰母亲说：“宝宝选择离开，可能是因为她都没有自己的房间，等我有钱买房子，宝宝就回来了。”邱绍春一家，依旧租住在政府提供的廉租房里。

邱绍春说最初选择炸鹌鹑这个小吃品种，也是因为“回钱快一些”。“我对口味做了现代性的改良……大家接受度更高，说白了我就是想赚钱……”

他几乎每天都在鹌鹑铺里开启几个小时的漫长直播，记录夫妻俩炸鹌鹑的日常。

一次我来店里采访，刘纯佳为了更专注回答问题，暂停了抖音直播。被邱绍春发现后，瞬间面露愠色，质问妻子：“为什么不播了？有人来采访就要停吗？”

“我不想从我的粉丝们身上获利。但是我现在开店做生意，也需要仰仗我之前积攒的这点小小流量。”邱绍春说。

镜头里夫妻俩强颜欢笑，立即出现了评论“女儿没了还好意思笑？”“你现在变得我身边人都不喜欢你了。”一个早年关注邱绍春的人给他留言。

邱绍春最初看到这样的话，会心里一惊，但次数多了就释怀了，“我要挣钱生活下去，不可能按照他们想象的我应该的样子活着。”

情绪堡垒

外界对邱绍春“靠直播挣钱”这种推测很快被推翻了。邱绍春开了新店后，几乎从不开直播。

“我本身就不喜欢直播，但当时我们刚失去宝宝，我就想一直播着，哪怕有一个人和我爱人说说话也好……”

从对流量有所求的时候开始，邱绍春更加谨慎得对待着外界的任何馈赠，谨慎得像一种自我约束。

小店里的客人，大多数都是慕名而来。他们会熟络地喊一句：“胖哥加油！”邱绍春在油锅前微微抬起头来，有些拘束地回应：“好好……”

4月18日，邱绍春忽然发了一个抖音视频，他目光有些游离地絮叨着：“感觉自己心理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

不久以后，“南京胖哥”被确诊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消息，冲上了微博热搜。在刘纯佳的记忆里：“他从那次见义勇为负伤后就开始这样了，比如他在高架下开车，就会担心高架会不会塌，在电梯里就会害怕电梯忽然下坠……”

“他以前虽然话也不多，但总是乐呵呵的，现在他回家我也不太敢和他说话。”邱绍春母亲回忆。2021年刚出院回家后的几个月，邱绍春呆在家里就像失语了一样，“简单的问题，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着回答。”当时邱绍春还需要全天挂着造瘘袋行动，家里经常散发着些不好闻的味道，他几乎也从不请朋友来家里。

“是不是因为他受伤后，输了很多别人捐的血，那个献血人的血型不太好，把他的脾气也变了。”邱绍春母亲一度想通过这个答案释怀。

去年11月，在女儿离世近2个月后，邱绍春父亲刚确诊食道癌，他喘着大气，拍摄下了一段“情绪决堤”的视频：“我不知道这个世界还要把我折磨成什么样子，或者说是要我坚强成什么样子，才愿意放过我！”但第二天，这段视频就从他的抖音号上消失了，他还发布了一条因为散布了“负能量”的道歉视频，他在镜头里挤出那种勉力的微笑。

更多情绪，邱绍春还是选择独自掩埋——邱绍春母亲说起一个不为人知的细节：女儿奶糖在去年9月夭折后，夫妻俩都不敢回家，小家里好像都是宝宝的影子。在一天高强度的劳动后，他们开始在这个城市里四处“流浪”，“要么就是去外面住酒店，要么就去朋友家借宿。”

谁也没重视这些异常信号，只是觉得 是“人遇到那么大事后难以避免的情绪”。

但自从女儿、父亲离开后，邱绍春发现自己“情况加重了”。

在朋友的推荐下，邱绍春去专科医院做了检查，被确诊为创伤后应激障碍，这个结果对早有自我觉察的邱绍春来说也不意外。

他开始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第一次接受咨询时，邱绍春的话很少，处于一问一答的被动沟通中。心理医生极力让邱绍春“放开表露自我”，他表示做不到，还反过来说服医生：“没有用的，我是一个自我保护意识很强的人，对身边最亲的人，也不会聊很多心事。”

两次心理咨询后，心理医生给了他一个建议：“别拘束自己，想做什么就去做。”

之后，邱绍春不太愿意去做心理咨询，“调节主要还是得靠自己。”他解释。

邱绍春好像也偶尔有自己的舒适区：身边真正交好的朋友，会绝口不提这些过往。“他们就是会来问我忙不忙，要不要出来一起喝酒？”这种默契，也是从那次见义勇为后开始的。

“没必要天天夸你吧，谁都知道你是怎样的人。”邱绍春依旧是淡淡的语气，像攻不破的情绪堡垒。

普通人本来的样子

今年4月装修新店时，邱绍春执意花了几万元把店铺墙体通刷成了浅粉色。他说这是他最喜欢的颜色。

去年冬天他受邀拍纪录片时，和工作人员去了一家粉色面包店取景。他很激动地发愿：“我的梦想，就是开一家粉粉的小店。”

这个偏好，大多数人都不会在意。但当小店成形，也有人惊讶发问：“胖哥喜欢粉色？”

不过，他在店里仍穿黑色衣服，并克制地解释：“一个大男人，粉色只能是装饰和点缀。”

“这个世界很现实，别人不会因为我是南京胖哥来天天点盒饭，而是我家价格合适，米好肉好。”邱绍春说，“南京胖哥”这个招牌，或许仅仅是让食客意识到，“老板曾经做过件好事”。

现在，邱绍春还在坚持的另一件好事，就是替“奶糖天使基金”筹款，刚过去的5月，他刚和南京市儿童医院的医生一起，把青海西宁的一群贫困家庭的先天性心脏病孩子接到南京做手术。

邱绍春的快餐店现在每天出餐在250份左右，他说自己有时会忙到“手指僵硬弯不下来”。杨帆的新闻，他也是在报道出来几天后，在一个极其偶然的休息时间刷到的。

“就觉得对方太恶劣！”邱绍春像很多人一样唏嘘，并未想起自己和杨帆曾身处相似的境遇：出手时都只是发自人性中一瞬间的“本能”。

或许，褒奖善良和正义，却不为那些“勇敢一次”后的普通人套上道德枷锁，这才是对善良的呵护。

三年以来，邱绍春也像很多见义勇为的人一样，被问过一个经典问题：“如果再来一次，还会上前吗？”

答案在邱绍春这里是流动的。他最早的答案是“会，但是会有所准备”。邱绍春曾向母亲回忆：“我冲上去时，就以为是醉酒或者是吸毒闹事的，根本没想到他手里有刀，不然我怎么也得从车里抄个家伙防身。”

去年经历了亲人相继离开后，邱绍春更难回答这个问题了，他说：“我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冲上去肉搏了。我要考虑到我还有老婆、还有父母，都需要我。”

“不要为了帮人而打架。”这时邱绍春母亲从小对他的嘱咐。邱绍春从小高大结实，愿意帮人出头。“小学一年级，我们就接到老师举报。后来弄明白了，他是为了帮助受欺负的同学，帮别人打架。”

杨帆也说起过他的少年往事：他是极内向的人，中考时想报考音乐生，但一到考场上，看见3个评委站在他面前，其中一位还要为他弹钢琴伴奏，他一下子懵了。

“这种被人注视的感觉，让人很难受，我就是在那一刻才知道自己不能当众表演。”这场音乐生的入学考试，让杨帆彻底放弃了学音乐的想法，也让他确信，做一个不被人关注的普通人，是他舒适的人生姿势。

杨帆承认，他对酒醉摔倒老人的出手相助，也是一瞬间的巧合，“你放心吧，这里都有监控的，先到路边来。”杨帆记得自己搀扶老人时安慰他，也给自己壮胆。

“要不是他当时想自己站起来了，我又恰好站在他旁边，怕他摔倒，我可能也不会去扶。”这位全网名叫“奥特曼”的年轻人，如是坦白内心那一闪念的“怯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