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围城》里保护孙中山的爱国富商，还曾创办过保险公司

文丨赵铭

电影《十月围城》描述了香港一众仁人志士为保护孙中山、谋求革命发展而抛头颅、洒热血的英勇事迹，引得人们将目光投向一百多年前风雨飘摇的革命初期。

当年孙中山是否到过香港尚是一桩无头公案，此片可算是据此演绎的一段传奇。但影片中的主要人物，如香港富商李玉堂、《中国日报》社社长陈少白、留日归来的李重光、香港兴中会首任会长杨衢云等在现实中各有对应。在影片中，李玉堂是香港富商、广东商会会长，资助革命，尽心尽力，其子也为保护孙中山而牺牲；其原型李煜堂确是一位爱国商人、实业家，一位杰出的银行家、保险家，一位四十年不懈的革命先锋。

李煜堂是晚清民国时期广东商人的代表人物，投资新工商业，兴办保险；支援革命事业，投资募款。广东一带作为两次鸦片战争的爆发地，最早接触西方文化，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先行者，也是近代中国金融业发展的重要阵地、中国保险业的肇始之地。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孕育出了南国“燕梳”大王。

与此同时，广东作为孙中山的故乡，是近代中国革命的策源地。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在广东酝酿并发展，兴中会的会员多为广东人，李煜堂、李自重父子亦是广东商人中支持革命的中坚力量，二人先后加入同盟会，尽己之力维持革命薪火不息。

出洋经商，成商界巨擘

李煜堂

李煜堂，名文奎，字煜堂，1851年出生于广东省台山县。家中有兄弟七人，都以经商为生，出洋美洲并相继致富，有着家族经商的传统。他排行第四，十八岁就跟随兄长出洋经商，在海外学习揣摩西方人经营之法，集聚了不少资金。然后回到香港继承父业，创设了金利源、永利源两家药材行。1890至1904年，香港中区填海后新建的利源东街、西街，即是以金利源、永利源的名称而来。

甲午中日战争后，李煜堂浏览中外书报，认为国势危急，要发展新工商业以振兴中国，于是热心投资各种新兴实业，将经营业务逐步拓展到了多个领域。1900年以前，广东的新工商业还为数很少，李煜堂听廖凤书（廖仲恺的哥哥）讲广州电力公司大有可为，于是投资广州电力公司，自任总办，以廖凤书为司理。但因缺乏经营经验，不到一年，就只好贱价出售给了英商祺昌洋行。此后又先后经营河南机器磨面公司、泰生源出入口货行等，与电力公司情况类似，旋起旋蹶，次第歇业。李煜堂生平商业上的失败历史有多次，但他从未被挫折消磨意志，淡泊处之，仍不断发展实业，后来经营新新百货公司、汉口穗丰纺织公司、哈尔滨置业公司等，渐渐成为富甲一方的香港商界巨擘。同时创办了广东银行和多家保险公司。而在其多元化的经营中，保险业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创办保险，称“燕梳”大王

谏当保险行

中国保险业肇始于西方的对华贸易。而广州、香港一带最早有外资保险公司进驻，是中国保险业的缘起之地。中国第一家保险公司是1805年由英国商人在广州创办的谏当保险行（CantonInsurance Society），亦称广州保险会社、谏当保安行、谏当水险公司、广东保险学会等。鸦片战争后保险业才从广州推广到上海、天津等地。由谏当保险行始，开启了英商保险公司在中国保险市场长达一个世纪的霸主垄断时期，最多时有近130家英商保险公司在华营业。保险刚刚进入中国的时候，曾有一个十分诗意的译名——“燕梳”，是“insurance”的音译。因此早期广东、香港一带的保险公司，多称燕梳公司。当时保险业操控在外国人手中，洋商为牟利，失信不保之事时有发生。华商便开始筹划自办保险。

1902年前后，李煜堂在香港创办了联益互保火险兼洋面燕梳有限公司。1905年，他在广州酒米业中创办了火险联保这种独具特色的保险组织形式。恰逢当时国内反帝爱国运动形势高涨，香港商人民众受其鼓舞，爱国主义觉悟有所提高，再加上华资保险机构的合同简便易懂，又收费低廉，投保者可以成为股东之一、参与分红，商户多乐意购买。1913年，李煜堂联合伍耀庭、林护、李苑生、马应彪等共同发起于广州创设了羊城水火保险有限公司（亦称羊城保险置业），资本总额港币一百万元，分股份二万股，每股港币五十元。董事长林护，总司理李苑生。经营水火险兼置业按揭。先后在香港、新加坡、哈尔滨、仰光、上海等地设分公司，在吉隆坡、石岐、汕头、江门、梧州等地设代理处。

上海联保水火险有限公司股票

1915年，李煜堂、李自重、伍耀庭、李葆葵、黄茂林、陈任国共同发起，以广东银行为主筹资，于香港注册创设了上海联保水火险有限公司。总公司设在香港德辅道中，李煜堂任董事会主席兼总司理。分公司开在上海、汉口、天津、大连、广州、仰光、哈尔滨，设代理处的有镇江、九江、杭州、烟台、青岛、威海、龙口、营口、长春、满洲里、新加坡等，上海分公司1920年在实业部注册，经营水火险、船壳险、汽车险等，1927年总公司迁至上海。李煜堂去世后，李自重任总司理。上海解放时停业。李煜堂、李葆葵、黄耀东、李荣生还共同发起创设了联泰水火保险有限公司，位于香港，总经理谭焕堂，资本总额国币一百五十万元，总公司设在香港德辅道中，分公司设上海、广州等地，经营水火险、船壳险、汽车险等。除上述水火险为主的保险公司外，李煜堂还创设了康年人寿保险公司，“为吾国人自办人寿保险之滥觞，成绩亦可大观”（语出冯自由《李煜堂事略》）。

李煜堂抓住了民族保险业发展的黄金机遇，先后创办了如此多家保险公司，分支机构遍布国内各口岸及南洋诸岛，人称南国“燕梳”大王。同时以其多元化经营的理念与实践，客观上推动了中国民族保险业的发展。正是在像李煜堂这样有远见的实业家极力扶持下，香港、广州的民族资本保险业盛极一时，一直到抗战爆发前夕。

心系革命，终不忘国事

中国日报

身为商界闻人的李煜堂对新事物有着敏锐的追求和热情，从创办保险事业可见一斑。当时中国处于列强环伺之境，热心国事的李煜堂始终心系革命，四十年间上下奔走，为革命事业出钱出力。

组织拒约会。1905年，美国宣布禁止华工入境条例，肆意迫害旅美华人，清政府无能屈从，激起了全国民众愤慨。多番请愿无效后，广东人冯夏威激于义愤，决心以死拒约，在上海美总领事馆门前服毒自杀，以儆国人，时年24岁。举国大愤，反美拒约运动遍及全国城乡。李煜堂利用自身影响力，联络广州、香港工商学报界组织拒约会，公开支持抵制美货运动，努力争取华人地位。在运动中，又联合何启、曹善允等与美商代表谈判，并达成“十二条款”草案，最大程度地保护了香港华人的利益。

资助《中国日报》。与《十月围城》中讲述的类似，李煜堂当年确实长期支持革命报刊发行工作。1906年，革命党的机关报纸《中国日报》被保皇党叶恩、康同璧等人控告，涉讼经年。当时《中国日报》隶属于香港文裕堂书店，而此书店经营不佳，濒临破产，受此牵连，报纸诉讼费用不继，面临了被敌党掠夺、拍卖停刊的危机。在该报主持者陈少白、冯自由的请求之下，同情革命的李煜堂亦不愿革命喉舌就此断送，慨然斥资向文裕堂书店买下该报，此后一直支持该报，提供经费达六年之久，直到辛亥革命成功。1910年，广州新军战斗失败，革命党人及机关报受到了当局的严密监视，李煜堂就把其在香港的金利源药材铺老店提供出来作为革命的秘密联络点。1911年，国民政府成立之际，所有海外的党部汇款都通过金利源药店代为筹集，发挥了重要的枢纽作用。

李煜堂获孙中山委任为广东军政府中央财政委员会委员的任命状

担任财政司长。辛亥革命以后，李煜堂被推举为广东财政司司长。当时各路民军云集于省城，持手枪炸弹等武器以威胁强索军饷，形势相当紧张。据冯自由记载，李煜堂“惟以公忠自处，绝不为威武所屈，民军首领感其诚悃，咸帖然就范”，如此化解了危机。李煜堂志不在宦途，至民国二年统一政府成立，便称从政非其所长，率先隐退，回到香港重理旧业。在职六个月，洁身而退，卸任之后，还自费印制了任期度支单据表册征信录，分送到国内外各社团，以证廉洁。

募款支援革命。不在官位之后，李煜堂经营实业的同时，对国事仍时时关心。在随后的讨袁之役、护法运动、北伐战争中，李煜堂都积极联络港商，筹集款项资助军队，为革命事业贡献力量，是孙中山的一大助力。也因此兼任了大元帅府参议、总统府参议、中央财政委员会委员等职。

1931年“ 九一八” 事变之后， 李煜堂当选为国难会议议员，屡向当局献言献策，电陈救国御侮方略。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又奔走游说于港商华侨之间，演说至声嘶力竭，招募到巨额善款不下二百万元接济义军。

李煜堂与时任东亚银行董事长周寿臣等合影

而其时，李煜堂已年逾八十岁高龄，为革命日夜奔走，劳心劳力，积劳成疾，数度甚至濒危。关于其支持革命之事还有一则小插曲可讲。袁世凯称帝后，起而讨伐者甚众，不少人来找李煜堂求助，他也慨然解囊应之。其中有人希望李煜堂可以变卖家产倾其所有来支持革命、救国于危难之中，李煜堂回道：“余之救国为持久性的救国，余家人口至夥，负担极重，故不能如吾族人李君海云之孤注一掷，只可量力源源接济，此后余报国之机会至多，余职责所在，决不后人”。这番对应也可以看出李煜堂的理性与清醒，为救国毁家纡难当然在所不惜，但也应度时量力，有所担当。此后数十年间所作所为，也确乎印证了其“持久性救国”的宣言，且源源之救济客观上是比某次倾其所有孤注一掷要来得有效得多。

资助公益事业。经营实业、支援革命之余，李煜堂还资助了教育、交通等公益事业，每年划出其收入的一部分为公益事业补助金。教育方面，私立大中小学校依靠其资助者有十余所，如广州岭南大学、执信学校、公医学校、青年汇学校、纲纪慎学校等；交通方面，如宁佛铁路、内河轮船公司；医疗方面，如广肇医院等。至其晚年，因所营商业状况不佳，收入顿减，家族中有人提议减少慈善捐款，被李煜堂否决，核减家人月费，缩减家中用度，以保证慈善费用。病势沉重之时，仍嘱咐后人各项公益事业补助金的捐助不要中断。如此持久的善意，亦是出自一片拳拳爱国之心，足以称道。

李煜堂之子李重光

虎父无犬子。在《十月围城》中，李煜堂之子李重光留学日本归来不久即为革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与影片类似，李煜堂受孙中山先生“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思想的影响，于1900年将其子李自重送去日本留学。李自重于是在日本结交了革命党诸位志士，于1904年加入了同盟会，由孙中山亲自主持了他的“问心事”入会仪式。1905年，孙中山派李自重和冯自由从日本返回香港，以打开革命局面，并任命二人为省港澳同盟会主盟。李煜堂也与其弟一起加入了同盟会。与剧情不同的是，李自重虽对革命事业信念坚定、充满热情，但并无为孙替身一节，并未殉国。在第一次革命起义失败后，李自重以医疗工作为掩护，秘密从事革命党的后勤和联络工作。其间曾经在九龙创办光汉学校，以军事教育为主，受此影响香港一时习武之风极胜，他也因此被当局驱逐出境。辛亥革命爆发以后，广东光复，李自重与李海英在家乡台山发展革命组织，扩大同盟会，成为了广东革命发展的重要力量。民国政府成立后，他与其父一样，也担任了一段时间财政部官员，不久即弃政还商，子承父业，打理家族事业，并在香港社会团体及相关行业内任要职，将父亲的商业与革命事业延续下去。

将目光投向过去，回望革命一路走来的坎坷艰辛。“百年革命，千堆白骨，万句谗言，才得一朝天下安。”各行各业的无数仁人志士前仆后继，以各自的方式为建设家园更好的明天而努力奋斗。李煜堂正是这千千万万革命志士中的一位，一路走来兴实业、办保险、助革命，可谓多彩不凡。直到1936年老人弥留之际，依然关心国事，询问日军进占至何地，并嘱告当局勿忘东北四省，于八十五岁高寿而终。民国政府以“振兴实业，赞助革命，输财济饷，筹策匡时”予以褒扬，正是其一生活动之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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