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六文开玉篆，八体曜银书。飞毫列锦绣，拂素起龙鱼。凤举崩云绝，鸾惊游雾疏。别有临池草，恩沾垂露余。”（岑文本《奉述飞白书势》）
根据目前的研究，岑文本的《奉述飞白书势》可谓论书诗的开山之作，与李峤五言律诗《书》一起开创了论书诗的历史。而岑文本歌颂的飞白书，如一颗黯淡无光的流星，在书史上短暂飞过，没有留下有价值的记忆。
何为飞白书？北宋黄伯思《东观余论》解释为：“取其若丝发处谓之白，其势飞举谓之飞。”后人的解释总会带些附会的成分，未必就是创造者的本意。汉末蔡邕创造飞白书之时，一定如仓颉造字那般虔诚。蔡邕受工匠用帚写字的启发获得灵感而创造飞白书，既有向民间学习的精神，亦符合向自然和生活取法的艺术规律。只是远在汉末的蔡邕，受到时代局限，自然没有想到飞白书后来游戏般的结局。
蔡邕，字伯喈，官至左中郎将，人称“蔡中郎”，东汉时期著名才女蔡文姬之父。他在文学、书法方面都颇有造诣，史上著名的《熹平石经》就是他的杰作。蔡邕奉灵帝之命作《圣皇篇》，书成，待诏鸿都门下，看到几个工匠正在用蘸着石灰水的扫帚刷墙，心为所动，归而作“飞白”。在书体发展的纷乱时期，蔡邕独创的这种飞白体，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于是很快就被流传开来，红极一时。特殊的趣味性，强烈的新奇感，以及皇帝的推崇与文人书家的跟风创作、勤力宣传，使书坛出现了上至皇室帝王、当朝卿相，下及书坛名家、僧道平民皆竞相逞能、万般喜爱飞白书的局面。书史上早期不多的书论文章中就有一篇鲍照的《飞白书势铭》专论飞白书，可见飞白书的流行程度。经过张芝、“二王”、欧阳询、徐浩、宋绶、蔡襄等书法大家，以及隋炀帝、唐太宗、唐高宗、唐中宗、唐玄宗、武则天等帝王的推崇，飞白书传播日广，至北宋太宗与仁宗时期达到极盛：“飞白之法始于蔡邕，工于羲、献、萧子云，而大盛于二圣之间矣。”皇帝提倡并身体力行，时以飞白书赐予臣下或题署宫殿、点缀风景。这在夏竦的《元真殿烧香观太宗真宗御书仁宗飞白书并瑞谷应制》《奉观御飞白书应制》以及胡宿的《谢御书飞白扇子歌》《召赴天章宝文阁观御集赐御书飞白扇子群玉殿赐宴》等论书诗中皆有反映。欧阳修写过《宋太宗御书飞白》《宋仁宗御书飞白》，对二帝飞白书的推崇简直无以复加。时风使然，许多文人也加入飞白书的创作与评论中来，如晏殊前后就写了四篇颂扬飞白书的文章，欧阳修、苏东坡也竞相称誉。盛极一时的飞白书几乎成为书法大家、风雅帝王们热衷的贵族书体。
■《升仙太子碑》武则天
然而，任何事物都要按照其自身的规律发展变化，违背事物发展的规律就会受到规律的惩罚。在有史可查的擅飞白书的数十名书家中，百分之九十是北宋之前的。元明清时期，它已沦为文人墨戏，名书家均不屑于此。飞白书把书写的效果置于文字内容之上，为了追求目标效果，选用毛颖之外的垩帚、颓笔、藤笔、茅草笔，以及毡卷、布卷、纸卷等作为创作工具。于是，工艺性、装饰性强于艺术性且有杂耍之嫌的飞白书，虽新奇有趣但缺乏深度艺术品位不高，美学价值有限，最终在文人审美意识觉醒、书卷气盛行的北宋以后，逐渐褪去了本不该有的辉煌色彩。正因为如此，飞白书的传世作品甚少，我们现在只能从诸如《晋祠铭》《升仙太子碑》《开业寺碑》《大唐中兴颂》等唐宋御制的碑额题识上去感受其风采。唐代张怀璀《书断》中评论飞白书道：“飞白妙有绝伦，动合神功。”现在看来，不啻是一种笑谈。
■蔡显良 何香凝美术馆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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