撕掉父辈身份标签，不想困在流水线上！他们像逛淘宝一样找工作，不少人一个岗位做不满50天

从20世纪80年代第一批农民工带着鲜明的身份标识进城，到今天，人们已很难在街上看到穿着朴素蓝布外套，拖着蛇皮袋的昔日典型农民工形象。

新一代的农民工，也不再认同这个身份标签，他们甚至摒弃了老一辈“挣钱回家盖房”的行为模式，即使他们依旧选择了刻板的、枯燥的流水线。

上海，谁在进厂？

他们是怎么找到一份工作，怎样生活的？

从农村到城市，他们走过了怎样的路？

过去半年里，我们把上海浦东、松江、闵行、宝山等几个制造大区的劳务市场跑了一遍，以一个记者的身份，有时是一个求职者的身份，穿梭在一家家中介公司之间。

我们发现，如果把有没有受到高中以上教育作为一条分割社会人群的红线，红线之下的这些年轻人，这些新一代农民工，在宏观世界的变化里，一方面在城市产业革新中不断调适，另一方面又拥有鲜活、富有张力的生命底色。他们在潇洒与彷徨之间切换，在进击与暂歇中横跳，一如我们每个人。

这组调查一共三篇，首篇记叙了我们在劳务市场上的真实见闻。

1

上海影视乐园车墩影视基地，尽管位置偏了些，却从不缺穿着旗袍汉服进去“做梦”的游客。

可只要穿过北门走到影视路上，目之所及的一切都会提醒你：欢迎回到现实世界。

这条街，和向北两个路口的北松公路、虬长路，共同组成上海最大的劳务市场——车墩人力资源市场。鼎盛的时候，这里活跃着数百家劳务中介，每天至少有2万农民工来找工作。

影视路最喧闹的时刻是早上6点，一辆辆大巴停在中介公司门口，接走当天进厂的人。一阵沉寂之后，再迎来人流，大概是下午2点左右。那些被拉到工厂体检、面试过的工人，会被刷掉一批。他们需要再次回到市场，落实第二天的去处。

劳务中介公司的广告板又大又厚，上面贴满各类招聘信息。绝大多数农民工不提问，只默默浏览。

广告上工价一栏往往是黑体加粗标亮的字，大家都喜欢挤在写着每小时工价26元的地方看，而不看哪怕25元的。这时，中介大姐一般会忍不住跳出来：别看了，这个厂今天招满了。

达丰电脑公司，上海松江规模最大的电子厂之一。它的广告位显眼地摆在几乎每家中介公司门前。前些年它开出过高工价，有人进去一个月拿了一万多元，好多农民工心向往之。但“听说现在工资没那么高了”，有人说。

即便“工资没那么高了”，王晓江还是被达丰电脑公司刷下来了。这个30多岁的年轻人，重新回到市场。“面试的人多，人家就留了两三个。”

人力市场里很少有鲜明的悲喜起伏，没被录取，并不能让人失落。毕竟，岗位和机会一波接一波。

在浦东最大的劳务市场之一，上川路零工市场，参加面试的50人排成一路纵队。轮到谁，就面对一部手机，在椅子上坐下。

手机那头是“组装厂的人”。组织面试的文员巧巧要求面试者对着镜头“举起两只手，动一动手指。翻到背面，再动一动。”

最多再问两句：你进过厂吗？能接受夜班吗？

仅仅半小时后，50人的面试就完成了。人们散去，等待最后留用的30人名单。

“你紧张吗？”“不紧张啊，找工作都这样，他们（工厂）就是看看身体状况，有进厂经验的最好。”刘增伟向我传授经验。他24岁，已经在上海进过4个厂。

在巧巧看来，面试真像个“随机事件”。“他们进厂做最简单的工作，装卸或者拧螺丝，工厂也不会细看细问。”

而在农民工眼里，工厂亦商品。北松公路上的蓝帝劳务，每天会在500人微信群里发布二三十条招聘信息。其中，“手机香烟打火机都可以带”“含餐补、无体力活儿”“无拘无束”“车接车送”等信息会另起一行、着重强调。个别工厂甚至会附一句“早午餐丰盛”之类。

“现在大家都不大喜欢到市场找工作，躺在床上看看手机，哪个工作吸引人，再私信我们报名面试。一般这种吃住条件好的都很抢手。”蓝帝劳务的中介大哥说。

找工作，找出了一种逛淘宝的松弛感，就像是选“赠送五件套”，还是“满300减50”般随意。“但没有人会像他们（新一代农民工）这样，轻易接受今天去这里上班，明天换下一座城市。”在上海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向宽虎参与的研究中，这些年轻人在一个岗位上工作的时长中位数大约只有40多天。而且从去年开始，零工现象加剧，平均工期在缩短。

太阳西沉时刻，车墩人口文化广场欢呼声四起。打牌的人渐入佳境，观战的也越聚越多。老夏没参与，躺在一个健身器材上听歌。“这些人都是今天没找到工作的，先玩儿一会儿，明天接着找。”

享受着黄昏，一天的疲惫和沮丧似乎被抚平。这里的人们相信，成千上万份招聘启事，最终都会许他们一个着落。

2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劳务中介是个不规范的行业。中介公司手里把着绝对的信息资源。来找工作的农民工，必须先交一笔中介费，才能获得被引荐的资格。而工厂想要找人，也要先给中介一笔人头费或管理费。

直到最近5年，一场世纪疫情和全球性制造业格局的加速调整，才让国内的劳务市场出现了颠覆性变化。“现在人是最宝贵的资源，我们一分钱中介费不收，也要给他服务好。” 上海玉邦劳务派遣有限公司总经理管玉清说。

一家总部在昆山的打工网站，免费为劳动者提供工作信息。如果面试失败了，后台还会及时推送其他岗位，直到解决就业。“这是劳动力结构变化和法律法规完善的必然结果。”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助理研究员李鹏飞说。

2022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民政部、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印发了《关于加强零工市场建设 完善求职招聘服务的意见》。去年以来，上海市就业工作领导小组发布《关于印发〈关于优化调整稳就业政策全力促发展惠民生的若干措施〉的通知》，鼓励公益性零工市场建设，支持各区开设线上零工市场专区。由政府挂牌的零工市场相继在闵行、浦东、宝山等区成立。

在这些零工市场找工作，尽管是灵活用工，各家劳务公司还是需要为每个个体规范购买商业保险，确保用工期间的人身安全等保障。如遇工伤等情况，劳务公司也需出面与涉事企业协调，维护工人利益。“政府引导下，劳务市场越来越运营规范，劳动者是受益的。”一位人社部门的政府工作人员说。

不过，市场更正规并不意味着市场更乐观。2022年，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学者范宪伟在《中国发展观察》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称，当下中国社会，“招工难”与“就业难”问题是并存的。

去劳务中介市场转一圈，人们几乎随时可以找到指向这个结论的证据。

“95后”东北小伙吉春明是记者在徐标劳务公司门口认识的。分开半天之后，他给我打了个电话，诉说自己的遭遇。“坐了一个小时车到嘉兴的工厂，根本没说的那么好”。中介大姐也觉得委屈，现在广告打得不夸张一点，根本招不到人。

而一些制造业大厂，几乎每天都会发布招工信息，但中介能不能把人送进去，却是另一回事。“一个工厂要30个人，想要给它送劳动力的中介公司甚至超过30家。”管玉清说。

虬长路上的文员小妹向记者推荐了一个厂，给保温杯贴底签的，说保证能送进去。“人家只要女孩子，女的去了能拿高工资。可惜来找工作的大部分都是男的。”

记者发现，对“就业难”的体感，每个人各不相同。年龄越小，被录用的可能性越大，因为工厂都希望招募手脚更敏捷的，能跟得上高强度的流水线。所以年轻人愿意相信，外面的工价更高，外面的世界更精彩。

当天面试过后，李军科没有入选。中介把身份证还给他，抱怨他干嘛不跟工厂说自己有丰富工作经验。李军科羞涩地笑了笑。这是刚过35岁的李军科最近遭遇的第三次面试失利。

而“00后”李严却在入选后告诉记者，他其实并不打算长待，干两个月赚点路费就回老家。

年龄带来的命运分野在吉春明和刘卫士身上显得尤为戏谑。他们俩一个28岁，一个36岁，一起搭伴打工三年了。最近，吉春明进厂了，是那个热门的达丰电脑公司。刘卫士没找到工作，决定回家帮忙收麦子。两人自此短暂分别。

3

劳务市场上，一个人对未来的预期，通常显而易见。车墩的马路边，走几步就会看到日租房、便宜的旅店，以及拖着行李箱、被褥的人。

“最便宜的一张床25元一晚，你们两个女孩子可以住单间，给50元一晚。”一位本地房东主动向记者推销。最近是劳务市场的“淡季”，空房并不难找。但这样的房子，里面往往只有一张床，斑驳的墙面。

稍有条件的年轻人会选择小旅店，一晚120-200元不等，有热水、淋浴和干净被褥。一个刚成年模样的男孩在那里住了7天，终于准备进厂了。

只有真正想要久留的人，才会跑去租一个正经的房子，那种可以被称之为“家”的房子。

赵强在一家汽车装配企业做了三年操作工，这三年，他一直租在曹路企业职工生活区，一个月1200元。那是管玉清他们几个劳务中介公司负责人共同投资建设的，里面共有300多套房。虽然房间不大，但每套都有独立卫浴、洗衣机等设施。

管玉清说，现在绝大多数工厂不包吃住，再加上城市化进程加快，以前工厂周边的农民房也越来越少，中介公司为了留住人力资源，都要想尽办法解决农民工的就近住宿问题。

而新一代农民工对于生活本身的在意，也与他们的父辈截然不同。曹路企业职工生活区的门口，有一条自发形成的生活配套小街。街上有包子铺、面店、川菜馆、水果店、电瓶车修理铺，还有10元剪一次的理发店。下午4点，小街开始骚动起来，各家各户都做着开张的准备，等待迎接下班大潮。

但这依然不能满足年轻人的需要。一公里外的宝龙商场，赵强和朋友们经常去。大家一面觉得，现在商场里吃饭太贵了，一面却认同这是当下生活的必需品。

吉春明放弃上一份在闵行的工作，则是因为“工厂离宿舍太远了，有时候赶不上末班车就要走回去。但一路上啥都没有，没地方消费。”

然而相比消费的时间，绝大多数新一代农民工更在意消费的能力。记者访谈了几十位农民工，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把“加班”当作一种福利。在以小时为单位的工价计算体系里，这些在上海人生地不熟的年轻人，用加班对抗孤独，用加班获取更高的薪水，用加班展现自身价值。

有人品尝加班的价值感，也有人体会收入减少的无奈感。去年，老牌燃油车的市场震荡终于波及到赵强这些普通操作工的身上。因受新能源车挤压，他所在的工厂全球订单减少，赵强经历了连续两个月的停工，全年收入缩水了30%。“不过相比其他同行，我们厂已经算稳定了。”

这一代农民工，想要像父辈那样在流水线上掘金，不再容易。与此同时，任何力量想把他们困在流水线上，亦无可能。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原创稿件，未经允许严禁转载

作 者：杜晨薇 吴越

微信编辑：Wing

校对：佳思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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