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文学性”到底说的是什么：《艺术，以及那些孤影》

《持摄影机的人》导演吉加·维尔托夫曾强调：“电影可以展现生活中无法实现的事。”这些事不是生活中不曾存在，而是肉眼无法看见。他的“电影眼睛”理论可以理解 为显微镜和望远镜，有了这双“眼”，就可以发现生活里平 时看不到的事物了。这是关于生活和电影的一种说法。

新浪潮导演戈达尔说过很多激进的话，比如“生活是一部糟糕的电影”。这只是新浪潮导演们的标榜口号，他们的“成败”都在于过度表现生活。这些法国知识分子好像也说过“电影是文学”之类的话。他们可以这么说，但我们不一定认同，因为文学的定义随着环境、文化的变化而变化。他们的电影不是大众的，因为一开始他们就站在个体角度，受众较少。

电影拍给什么人看，文学写给什么人读，与生活和电影的关系类似，不能总是不清不楚。

但有一个共识：我们的文学和西方文学不一样，当我们提起文学时，内心想的也不是一个东西。这样一来，在西方主流电影观念下，我们的特产“电影文学性”就更说不清了。我们没有欧洲那种相对一致的阅读基础，才使得人人都能提出截然相反的文学定义，这是每个人自由发挥的时刻。

我觉得，“电影文学性”说的可能是严肃性，与过度娱乐相对。赫塔·米勒在《每一句话语都坐着别的眼睛》一文里解释过严肃文学的问题：“如果有人问我，为什么你认为这本书严肃，而另外一本却肤浅。我只能回答，那要看它在大脑中引发迷失的密度，那些立刻将我的思想吸引、词语却无法驻足之处的密度。文章中这样的地方越多，就越严肃，这样的地方越少，就越平庸。”‍

1895年，法国卢米埃尔兄弟发明摄影机之后，自己拍了最早一批“电影”，但那远不是现在所说的“电影”的概念。拥有完整语言的“电影”产生，要到20世纪初期的好莱坞电影萌芽期，这一时期出现了很多优秀电影，大卫·格里菲斯的《一个国家的诞生》可以说是世界上首部真正意义上的商业影片。后来，欧洲电影紧随其后，发挥自己的长处，结合艺术，区别于好莱坞浓重的商业气息，创造出了另一种电影的模式。

我们今天的电影产业差不多也是这两种形式，形成于1930―1950 年间。好莱坞黄金时代带来了有声电影、彩色电影、制片人中心制、大明星产业等，影响至今。由于经济发展和与世界沟通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电影只能从好莱坞电影之外的系统进入世界电影史。电影在我们的土地上，注定有自己的样子。

我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现象，不仅现在和过去的中国作家，包括当年和现在的西方作家，都留下了比电影导演更多关于电影的文字。可能是我见识有限，总觉得作家热衷谈电影，寻找文学和电影的共性，能让他们获得一种时髦的存在感。

“电影文学性”这个说法，可能就是这样慢慢渗透的。相对于古老的文学，电影虽然是个小年轻，却“已经成为形似和不断变化的基本传播媒介”。伊芙特·皮洛写下这句话的时间是1982年，正是我们文学发展的黄金时期。

20世纪70年代，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看到电影院总是有人哭哭啼啼，便说：“因为未经加工的粗糙素材温馨动人，它可以打动我们，像辛辣的洋葱或馨香的百合。”这句话放在今天已经落伍了，不过在电影艺术还比较“年轻”时，来自大作家的谈论，来自小说的改编，对它的身价是有提升的。

回到作家爱谈电影的事上来，不是说作家不能谈电影，只是在我们没就“文学”是什么达成共识之前，最好还是努力去找到形式(无论电影或者文学)之外的那个“神圣的核”。创作者都是通过各自的作品，在表达对这个核的理解罢了。换句话说，核是共通的，我们谈它，最切身，也最实际。

举例波拉尼奥的《2666》第一部分159页——

有个女人站起来，走进网球场，跑到一个男人身边，耳语了几句，又回到原地去了。跟女人说话的男子这时举起双臂，张开嘴巴，脑袋后仰，但没有发出半点叫喊声。另外一个男人跟前者一样，也身穿洁白的运动衣，等对手静悄悄地折腾之后，等对手怪相一出完，就把球抛给了他……

这对应着安东尼奥尼电影《放大》的结尾:一群哑剧演员(就是电影开头那群化着妆的嬉皮士学生)走进一个网球场，主人公托马斯，那个摄影师好奇地看着他们进行无实物表演，其他学生围着球场，像看到了那个飞来飞去的“球”一样。镜头运动，也在模仿人眼，后来镜头跟着一个根本不存在的“球”飞出球场，落到外面的草地上。其中一个打球人，示意托马斯帮忙捡回来。这时，托马斯不知不觉参与到这场游戏之中。这部电影的有趣就在“球”被扔回球场之后，传来球拍声，这代表一种“真实”，我们仿佛听见了“电影”。不存在的事物一下变成了真的。由此想到同一部电影里，主人公托马斯在照片上发现的谋杀，到底存不存在呢?是不是也 未必发生过呢?为剧情增加哲学思考，这是欧洲电影通常的做法。

到了电影《赛末点》的开篇，同样又有一段网球场的镜头：一个球在画面上左右运动，但看不到发球者。我们也可以借此思考哲学问题。导演伍迪·艾伦要说的是偶然，命运的变化类似网球比赛中的擦网球，一个偶然，决定你赢或输。用一个偶然，当然也可以谈《放大》里有关的犯罪现场：这里，还是那里？对杀人者来说，是偶然为之吗?

谈论这些是偶然的。我的意思是，电影关联着很多别的东西，文学的，生活的，比如欧洲电影一不留神就滑向了哲学，美国电影更文化一些，一直在把生活有趣化(伍迪·艾伦的电影就是这样)......

总之，他们不太专门谈“文学性”——当然电影想一出是一出，大部分都可以拿“生活往往缺乏戏剧性”来做借口。别忘了，再疯狂的人也不敢说将电影和生活划等号。新浪潮电影有这个倾向，结果大众无情地抛弃了它们。戈达尔因此成了艺术电影最后的神话，人们可以无限赞美那个时代和戈达尔，但当下是不是需要更多的戈达尔，我持疑问态度……

节选自《艺术，以及那些孤影》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民说出版

出版时间:2024-4

编辑：张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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