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滇风云｜古道串起的多民族文化走廊——西南丝绸之路上的民族文化评述

保山，古代称之为永昌，为哀牢故地，是“九隆神话”的发源地。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哀牢夷者，其先有妇人名沙壹，居于牢山。尝捕鱼水中，触沉木若有感，因怀妊十月，产子男十人，后沉木化为龙，出水上，沙壹忽闻龙语曰，‘若为我生子，今悉何在?’九子见龙惊走，独小子不能去，背龙而坐，龙因舐之，其母鸟语，谓背为九，谓坐为隆，因名子曰九隆。及后长大，诸兄以九隆能为父所舐而黠，遂共推以为王。”——这个古老的神话是氐羌南迁之后与百濮、百越民族融合且杂居而诞生的“创世神话”，是古代哀牢国入籍华夏正史时最早的也是最典型的典籍史考。

▲保山板桥老街曾是西南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驿站 鲁韬 摄

保山历史悠久，其地又与川、滇、缅、印古道息息相关。我国西南的川滇地区和缅印之间很早就有经济交往。公元前4世纪时，印度孔雀王朝时代的著作《政事论》和《摩奴法典》中，就有梵语“支那”（丝绸，代指“中国”）和“支那帕塔”（中国成捆的丝绸）等的记载。据我国汉代历史学家司马迁的《史记》记述：公元前2世纪，张骞出使西域，其在大夏（今阿富汗）曾见到蜀布和筇竹杖。张骞打听来路，始知是四川商人贩卖到印度之后再进入大夏的。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朝“以兵临滇”，滇王降，汉朝在滇池地区置益州郡，并越澜沧江而设巂唐、不韦二县。这一时期，西汉王朝大量征召民工和戍卒，改扩建博南古道和永昌道，由此而诞生了云南最早的民歌《哀牢古歌》：

汉德广，开不宾。

渡博南，越兰津。

渡澜沧，为他人。

东汉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哀牢王柳貌内附，东汉王朝在这里设治永昌郡，全郡共下辖八县。由此，“永昌”之称就在滇西保山大地上连续使用了2000多年。此后，汉朝在西南地区开设“南夷道”和“西夷道”。“南夷道”又称僰道或滇僰道，是指在秦开五尺道的基础上，从四川宜宾开始，东南向经昭通地区，再进入滇中。这条道路从川蜀始发地开始，顺岷江水路至宜宾，过盐津、昭通、毕节、曲靖、昆明、楚雄至大理，史称“五尺道”。“西夷道”是指自蜀地成都经巧崃、灵关、会理，过攀枝花、进入楚雄大姚而通达洱海地区，史称“灵关道”。《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会唐蒙使略通夜郎、僰中，发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为发转漕万余人……”也就是说，当时西汉已在巴蜀地区设置了蜀、巴、广汉、犍为四郡，唐蒙征召这些郡人用于修筑道路和征战、漕运。由此可见，西汉对西南夷道修建时其筑路工程之艰、财力物力之巨实属当世罕见。事实上，当时那些因道路修筑而来的民夫们，因“士卒多物故”，而有一大部分未能返程归家，只能沿着道路的拓展沿途逐一定居了下来。其中，也有不少的人随着道路的修筑而进入并定居于永昌地区。

▲博南古道上被称为“极边锁钥”的霁虹桥 范南丹 摄

事实上，“永昌道”就像“一品清莲”的束结一样，把内陆盛放的多枝“花卉”捆束成一道。尔后，又把剪修过枝叶的根茎继续向西延展，并延伸出了许多根茎，形成了一捧西南地区向祖国中原大地敬献的“花束”。具体而言，从内陆南下的三条道路在“永昌道”聚合之后，从保山坝子再向西，又可分三条道路出境：一条出保山城仁寿门翻西山梁子、上白花岭越高黎贡山，经腾越（腾冲）出境，境外可达缅甸、印度、阿富汗，直抵印度洋和地中海沿岸各国。一条出保山城南门经蒲缥、道街，过怒江惠人桥、越龙陵松山，经由芒市、遮放、畹町出境，抵达缅甸、印度。一条出保山城东门经昌宁、凤庆、孟连、镇康出境进入缅甸北部掸邦高原地区。经过保山的商贾由此而跨国出境，踏入异国他乡。

关于永昌郡的物产与贸易，《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东汉永元六年（公元94年），徼外蛮及掸国王雍由调遣重译奉国珍宝。东汉永初元年（107年）徼外僬侥种夷陆类等三千余口举种内附，献象牙、犀牛、玳瑁。东汉永宁元年（公元120年），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者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魔术师），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幻人自言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掸国西南可通大秦焉。”这些记述正是一些南亚、东南亚甚至是欧洲国家使者访问中国的最早记载，它真实地反映了东汉永昌古道上熙来攘往的交流与贸易盛况。范文澜又在《中国通史简编》中写道：“益州郡、永昌郡都是汉在西南方的基地，通过这些基地，汉人与夷人相互交流经济与文化。两郡物产丰富，有琉璃、毛织物、木棉布、浣布（石棉布）等物产。铜、铁、铅、锡、金、银、琥珀、水晶等矿比内地还多……永昌郡成为中国西南与天竺（印度）、大秦（罗马）等国通商的大都市，象牙、犀角、光珠、孔雀、翡翠、猩猩等珍贵异物，经过永昌来到内地。”因此，永昌作为西南丝绸古道上的国际大都会，对整个南亚、东南亚的文明进步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纵观历史，西南丝绸古道作为中原王朝从西南走向中南半岛直至非洲、欧洲的国际大通道，永昌较早时期就成了中国与印缅诸国物资交流的最大集散地和贸易交换中心。《华阳国志·南中志》载：“益州西部金银宝货之地，居其官者皆富及十世。”又说：永昌居民“有闽、濮、鸠、獠、骠、越、裸濮、身毒之民”。可见，随着永昌成为对外通商城市，外国商贾侨民也随之而来。可以想见，那时的保山、腾冲两地，市场上不同国别、不同民族、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商贩们互市贸易、购物淘宝，暖风熏熏、其乐融融，俨然一幅“国际超级贸易都市”的盛况。继此之后，历经唐、宋、元、明、清等各个历史朝代，中原王朝都对这条古代国际通道多加修缮，并保持了交通畅达和商业繁荣。以元代为例，意大利旅行家在《马可·波罗行纪》中写道：“从哈剌章（云南大理）向西行走五天的路程，便进入了卡丹丹省（元代称大理金齿都元帅府）……这个省区的省会叫博西（永昌）。这个省所有的人使用黄金和贝壳，一袋黄金可兑换五袋白银。”如此说来，在当时，永昌地区的黄金、白银和贝壳甚至丝绸等都是当时的国际通用贸易货币——由此足见其国际贸易大都市的繁华和富庶。直至民国，伴随滇西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这条辉煌了两千余年的亚欧陆路通道再次被重新启用，西南地区各民族奋起反抗，征夫修路，取而代之修筑成了运载抗战物资的滇缅公路和中印史迪威公路。如今，在西南地区的交通已建成高速公路、铁路和多个机场“三轨并行”的现代立体式复合型交通网络体系。

就当下而言，“保山人”概念的形成，是随着古道延展而来的，它是一个融合了240万人口的多民族复合群体，是祖国在“西南极边”之地之上多次民族迁徙和定居屯垦的结果。历史上，保山汉民族的迁入始于西汉，且在历朝历代中都有更替，并最终于明代以后在人口数量上超越了原住各民族，成为了定居滇西当地的主体民族。这些汉民族迁入保山后，和其他各民族一道同仇敌忾、和睦相交、团结共处，为维护边疆稳定和戍守边关安全立下了不朽功勋。因此，在保山故地上，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民族共同凝聚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主体民族意识，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今天全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了边疆保山最优渥的历史篇章。

（作者单位：中共保山市委宣传部）

作者 蒋开磊

责任编辑 猫恩泊

责任校对 袁熙

主编 武熙智

终审 编委 李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