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光华：李清《明史杂著》小议

史林偶拾

李清《明史杂著》小议

张光华

盐城工学院人文学院

【原刊于《史学史研究》2023年第1期】

李清（1602-1683），字心水，一字映碧，扬州府兴化人，明末清初著名史学家，一生留下史学著作三十余种。其中《明史杂著》一书（又名《明史论断》），后世记载乏少，版本稀见。李清四世族孙李详“核之家传及县志艺文，俱无此目”，该书亦“为修《明史》者所未见”。所幸清初宛平王熙藏有旧抄本一部，此书方得以流传。此后一直到清末，缪荃孙才在其《艺风藏书续记》中做了三十余字的简单记载。该书是一部学术札记，不标卷数，仅分成论（16篇）、辨（13篇）、书后（38篇）、传（4篇）、记（4篇）、序（1篇）6个部分，合计76篇。各篇写作时间不详，所涉史事最早自朱元璋起事，最晚叙及乔可聘之死（清康熙十四年，1675），因此最终合而成书的时间当在1675年之后。其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史料的搜集与考证，二是对明代部分重大历史事件真相的探索，三是对明代历史人物和国家制度的评论。在明末清初重论轻考的学术环境下，该书将考、论有机结合，探讨明朝重大事件、人物和社会制度，实为这一时期颇具特色的著作。目前学界对该著仅有零星谈及，故本文将该著内容、特色等略加分析，敬请批评指正。

首先，该书重视历史资料的搜集考辨，并提出了一些引人深思的史学问题。

《昭示奸党录》《逆臣录》是明初留下的两部重要文献，涉及到明代大多数开国功臣，也是《明史杂著》考辨的重点之一。在一般史学研究者看来，二录均为“御制”且附有详尽狱词，当是难得的可靠历史资料。但李清将《高皇御制集》《高皇实录》与奸党、逆臣两录比较，发现史臣对两录做了大量的删削与改动：“或削其文弗载，或删其名与事弗详”，似乎对二录的真实性有所怀疑。尤其令人惊异的是，朱棣对此居然听之任之：“夫以高皇手出两案，今既贮内阁，昔必付史馆，胡永乐诸史臣率意去取乃尔？且乱臣贼子谁敢讳？岂一修再修，文皇犹未寓目，而于诸史所去，乃略无谴诃，何也？其故亦可深长思矣！”可见，明成祖对二录的真实性亦未完全认可。即便朱元璋本人，“亦若疑其未确者”，因为此后朱元璋对待所谓“奸党”“逆臣”的做法，以及各臣的命运与其二录所载罪行极不相称。顾时、陈德、吴祯等属于“胡党”，但却“隆赠美谥，既弗追削，而吴祯塑像功臣庙”。常昇、曹泰等，“如果系兰党，即玉春与良臣犹在，恐亦从谋逆不宥例，而肯听此两逆嗣延喘牖下哉？”李清又从刘三吾“南北榜案”进一步推断，“征之三吾等所坐阅卷弊耳，乃云某胡党，某蓝党，如指诸掌。以风马牛不相涉之事，而犹多牵合，则当年不无罗织可知也”，“二录之累累，无乃有司泛文乎？”这些讨论，其意义不仅在于说明二录的史料价值，而是提出了当事人记载是否必然可信的问题。受现实环境的影响，即便历史事件当事人的所做的记录，也须详加甄别，方为可信的历史资料。

各朝实录是《明史杂著》关注的另一重点。作为研究王朝历史的重要文献，实录向来受到史家的重视，但李清对此始终保持清醒的态度，并主张从两个方面判断其价值。在评论钱谦益《洪武实录辩正》一书时，他列举了汪广洋、廖永忠、朱亮祖父子、李善长等众多明初大案，证明《洪武实录》存在大量删改与讳饰。可见“实录不实”，作为史料必须细加甄别方可利用。同时他又指出，这一现象所以出现，是因为实录实际承担着塑造最高统治者高大形象和光辉榜样的作用：“经可训而权不可训也。夫高皇帝诸善政未易枚举，独矫元弛惰，以火烈孤行，此权也。且后世皇子神孙，方奉首君为大师，惟实录是式。”如完全如实记载，将使后世诸君“误认权道为经道，谓宰相可夷，功臣可歼，又朋党所缘染，甚至此屋可波及”，从而误导后世君主，对统治不利。故而史臣大加删削，为高皇掩饰隐晦，以图为后代诸君垂范。但从这一角度来说，则是“实录非误”，《洪武实录》对维护明王朝的统治是有意义的。当然，李清也没有否定钱谦益《太祖实录辨正》一书的价值。“存实录以存厚，存实录辨误以存实。存实以明读书之多识，而存厚又以明立言之有教，并行焉可也。”虽然“存实录以存厚”的价值判断未必为当代学者认可，但他对实录失实原因的解释，无疑是正确的。同时，他也提醒了人们正确看待实录的史料价值，切不可不假思索地随手利用。

扎实的史料考证之外，该著还反映了李清搜集、保存历史资料的自觉意识。任职刑部时，李清偶然得到傅友德受封时的《追封三代庙碑》。于是“采其轶事，为《吾学编》《弇州史传》《开国功臣录》所不载者，作颖公逸传”，弥补了众多文献记载的不足。同时，李清还将庙碑内容与实录比对，纠正了现有文献记载的不实或不确之处。任职刑部时，李清偶于兵部发现了《洪武首科会试录》，“故以募本易而藏之，今尤岿然予家也。”不仅如此，李清还详细记载了首科会试的主持官员、内容、场次以及与其后各科的区别。因文献记载乏少，学者对明初科举的认识一直较为模糊，李清的这一记载无疑给学界提供了极有参考价值的资料。乔可聘为宝应名士，于理学、文学均深有造诣。曾任河南道监察御史，为官刚正不阿，明亡后归田。李清各方搜集资料，撰成《乔可聘传》，于其文章、道德、功业言之甚详。如此以来，该书本身也具备了较高的史料价值。

其次，该书注重对历史事件的考索，力图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李清曾任职刑部，亲自审理过大量案件，后将各案判词合成《折狱新语》一书传世。大多判词合情入理，思维缜密，逻辑清晰，案件当事者无不拱手叹服。李清把审查案件的思维方式用于历史事件的考索，得出的结论自然也有很强的说服力。如民间关于刘基的奇谈怪论颇多，大都无庸置辨，但著名史家王世贞等人也有很多神化刘基的记载。李清对此从不同侧面提出质疑：“既云基见天子气，知英主当出金陵，且谓名世必我矣。胡为仕元为元帅府都事……又以都事力持方国珍抚，致夺职编管，恸哭欲自杀？”再者，“若夫兵法天文皆以尽知，运筹料敌有若神授……曷为不知胡惟庸之药不可饮，饮则必陨躯？明于天文而暗于人事，明于谈兵而暗于防身，吾愈不能为之解矣。”几点质疑，把已经被神化的刘基拉下神坛，还其作为谋士的“人”的真面目，有助于人们正确认识与其相关的各种历史事件。

更突出的还是他对靖难后建文帝下落的探讨。关于靖难后建文帝的下落，各种文献记载众说纷纭，先有建文出亡、自焚，后又有建文回归等不同说法。李清对建文出亡持怀疑态度，对建文回归则直接否定。他指出，传说中追随建文出亡者程济，原为唐府长史，后获罪拘押，绝无从亡可能。又严震直为建文降臣，官至工部尚书，后卒于北京，从未出使云南，何以能在云南见到建文帝？而出亡之说所以为众人接受，“大抵建文帝之亡，非独千百世所乐闻，尤靖难君臣所乐闻。何也？汤放武诛，犹云惭德。何如成祖正极，惠宗远避，安其位者更避其名哉！出亡之说，无乃本此。”既便疑点众多，李清也并没有完全否定出亡说，“存疑得之矣”。至于建文来归，李清亦指出其中疑点。其一，建文来归，独有吴亮“见而识，识而哭，哭而自经。”岂能没有其他目击者？“时三杨皆故臣，岂皆不能识，而独一亮识？”其二，如果来归为真，其死后葬仪实难理解：“以半生飘流，为一丘零落，死葬西山，不封不树，此故君也？”“况时又解网，胡冬青一枝，鲜移识者？”其三，为何“不故乡金陵而故乡燕京”，“不首丘南国与孝陵相依，而首丘北土与长陵相望？”李清又举南宋巫伋迎钦宗归国之事为例指出，“若惠庙果亡，亡又果归，独不计何处顿放乎！”这些记载与情理全不相合，故惠宗来归纯属荒诞不经之说。这些论断，虽不能完全断定建文帝出亡亦或自焚，但对人们探索这一事件真相必定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当然，李清探讨历史真相的方法并不限于从文献到文献的方式，有时他以实地调查的方式验证事实。如《南京太常寺志》记载，“碽以妃独侧御座西，而诸妃皆侧其东。”李清读后深感疑惑，“及往视寝庙”，果然与该志记载相符，从而证明了这一事实的准确性。有时则直接访问历史事件的关系人，如《吾学编》记载，严震直奉使至云南，见建文帝，悲怆吞金而死。此与《史概》《明实录》的记载大相径庭，且与建文帝下落这一迷案密切相关。“及予给谏陪京时，其后人但述洪武时政绩，欲为请谥，而不及吞金。予召询之，亦云无。”此等能为先人增辉的美事，严氏后人绝不提及，足证《吾学编》所载非实。此类例证在《明史杂著》中比比皆是，此不赘述。

再次，该书立足史实，对明代历史人物和社会制度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

由于政治因素的干扰，明代官方文献对很多历史人物的评价是扭曲的。李清识其时，考其事，放弃伦理道德标准，对人物进行历史性评价。如汉王朱高煦，曾随父亲起兵靖难，战功累累。成祖即位后，多次谋取太子之位，僭用乘舆器物。明宣宗朱瞻基继位后，起兵叛乱，后与诸子相继被杀。李清评论道道，“高煦一叛王耳，万死何辞！然以言其功，则淇、成二公之并驾也。以言其亲，而又功则广平、富阳二侯之超乘也”。但实录、国史仅以叛王目之，予其功弃而不谈，是以李清“独悲感流连，表而出之，不敢以其功而恕其罪，亦不忍因其罪而没其功”，写成《汉王高煦论》。丘福同样战功累累，然“考诸实录，功寂寂如也。”究其原因，“皆汉王高煦累之也”，实录“不敢尽录高煦功，故亦不敢尽录善高煦者功。”故而李清怒斥：“人主所行者，一时法耳，史官以一时法并没千载功，寸毫之葅醢痛于三尺也”，要求史官记事“无贷后罪，亦无没前功”，才能真正做到历史人物的公正评价。正如他自己所说：“于己恩，故不敢饰瑜，即于己怨，亦不敢益瘢，惟存其公且平者。”正因为秉持着这种原则，众多历史人物在其笔下恢复了本来面目。当然，这种客观公正的态度在李清所有的论著中都有反映，是以李详乃有“读之殊快人意”的感叹，陈麟德则盛赞其著“可作千秋信史传”。可见李清史论客观公正的特征已经得到后世的普遍认可。

对于明王朝的社会制度，李清亦深入剖析利弊，以探讨明朝衰亡的原因。李清注意到，明朝的分封制度与其他王朝显著不同：“天子之次子封，王之次子亦封，而郡王始与王并延”。且“以一王承一王有限，以一王裂为数十百郡王无限，且析为数百千镇国与中尉愈无限也。况支以及支，诸嗣帝皆然，能无重困支困民？”诸宗室待遇优厚，生活奢靡，照此下去，“虽以高皇二十余子，历数百年，亦坐困天下而有余”。明初朱元璋曾有削减宗室待遇的举措，但执行不力。明朝中期，李春芳等有识之士再次提醒明王朝解决这一问题。但明廷一味坚守所谓“祖训”，不知变通，“始苦民，继苦人主，而究也并苦诸宗”，最终“国计之窘与民生俱殚”，成为导致明王朝覆亡的关键因素。李清因此感慨，“变通其事，是在后王。”希望统治者能够及时调整各项制度，以适应社会形势的发展变化，进而维护国家政权的长治久安。

对于明朝丞相制度，李清也有自己的独到见解。朱元璋因胡惟庸谋反废除丞相，成祖朱棣设内阁，内阁中书“不予丞相之名，终无丞相之权”，是以英宗幼年继位，政权被张太后和宦官王震把持，“三杨袖手不能制”，“亦其权轻故也”。世宗时，内阁权位日重，但“阴有丞相之权，而终无丞相之名”，其弊则是“以揽权则曰我相也，以报艰则曰我非相”，最终导致“六部牵，司礼张，人主孤，弛废之流弊更甚于专横”的严重后果。对于卫所制度，李清认为这一制度建立之初，“法密而意严”，“一时武弁子弟，无不争自磨砺，饮羽追风，极一时之选”，对于增强明初军事力量作用非小。明成祖上台后，将开国功臣（旧官）与靖难功臣（新官）区别对待，“旧官袭则比试”，“新官袭则不比试”。由于放松对靖难诸臣的要求，当然也难以保证对开国诸臣的要求，遂致“一弛而两弛”，军队整体战斗力严重下降。于是“南倭北兵，皆乘弛以起”，出现“国与民交困”的艰难局面。这些评论，无不合情入理，直击要害，反映出李清对明王朝各项制度的深刻思考和卓越见识。

学者认为“晚明多史论，少史考作品”，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清初。直至顾炎武《日知录》问世，扎实的史料考证才逐渐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明史杂著》考、论结合，专门讨论有明一代重大历史事件、人物和典章制度，最终成书的时间也与《日知录》相去不远。如果说《日知录》开启清代学术的新局面，那么李清《明史杂著》同样为这一风气的形成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虽其内容远不如《日知录》恢宏博大，影响远不及《日知录》，但仍不失为这一时期史学著作中较为突出的作品。作者在著作中体现出的深厚的考据功底、自觉的史料意识和客观公正的历史评论，均值得后世史家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