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怕吃苦,也没有一般洋车夫可以原谅而不便效法恶习,他聪明和努力都足以使他志愿成为事实。”
——老舍·《骆驼祥子》
看到人力车夫这个词语,很多人想到了一个词“骆驼祥子”,或许在人们的印象中,人力车夫是个贬义词吧,虽然努力拼搏却换不来尊严的一种职业。
电影《骆驼祥子》剧照。
但是这组老照片中展示的人力车夫大多状态还不错,经常笑容满面,透露中另一种精神面貌。
在这组照片的注释中,人们普遍把这位车夫认作八大铁帽子王之一克勤郡王的后裔,即末代克勤郡王晏森,并配有描绘生动的小故事。诸如人们抢着去坐这位王爷的车,溥仪因为他拉车辱没了皇族身份,怒斥之后却又给了钱令其改行等等。“清朝最后一位铁帽子王,万贯家财挥霍一空,晚年靠拉车维持生活”“晚清最后一位铁帽子王爷晏森:败光家产卖祖坟,清风两袖成车夫”。是最为常见的标题。
这样的故事固然传奇,这组鲜活的影像更为这样的叙述添色不少,人们愿意相信这位圆头圆脑,憨厚中又带着些许精明的车夫,就是家财散尽的末代王爷,带着看淡世事的笑容,乐呵呵地奔跑在北京城的大街小巷中。但其实这些故事纯属臆测,这位人力车夫自有其精彩的故事。
事实上,这组照片出自美国《LIFE》杂志著名摄影师迪米特里·凯赛尔之手,拍摄于1946年5月。而凯赛尔的搭档、著名记者约翰·赫西在《LIFE》杂志上,则用近九页的篇幅,讲述了这位洋车夫的故事,也为今天的我们,留下了一份珍贵的记录。
Dmitri Kessel,1902 年 8 月 20 日-1995 年 3 月 26 日,战地摄影记者、《生活》杂志专职摄影师。
Dmitri Kessel出生在基辅,在俄罗斯波多里亚省(现为乌克兰)长大,十岁起,Kessel在俄罗斯波尔塔瓦军事学院接受训练,担任骑兵军官,后来在波苏战争(1919-21年)期间加入了苏联红军与波兰的战役。
1923年,Dmitri Kessel移民美国,从事皮草行业与俄语报纸翻译工作,1934年,他进入Ben Magid Rabinovitch(1884-1964 年)摄影学院,并利用自己此前的人脉为工厂拍摄照片,后成为Henry Luce 's Fortune的自由撰稿人。 1939年,他开始负责报道二战,最终在五年后成为life的战地记者,他为life工作了33年。
他的照片主要记录了内战结束前北京的景观建筑、中国的民生状况、人物肖像。 这些照片主要拍摄于 1940至1954 年,拍摄地主要有北京、上海、重庆、长江沿岸等地。
在这张近景中,可以看出车牌号。
这篇文章发表在1946年6月3日的《LIFE》杂志上,题目是“34号人力车夫”。34号,来自于他的洋车编号。在当时的北平,洋车夫的类型有多种,较为常见的,是拉包月、拉散座和拉牌儿车的。包月和散座较好理解,牌儿车则特指在北京饭店、东交民巷一带,专拉外国人的一类。在他们的车上,会有专门的铭牌,以辨识身份。
在照片中也可看到,在他那辆被擦得簇新的洋车座椅扶手上,有“Q.D.34”的铭文,Q.D.即是法文“Quartier Diplomatique”,外交区域的意思。显然,这位34号车夫,便是这样一位在使馆区里讨生活的拉牌儿车的。
在这篇文章中,或许是相貌憨厚,看起来有点佛相的人力车夫被取了个“Buddha”的外号,我们则不妨称呼其为佛爷。
▲推测是在家门口,老父亲与三个儿子的合影,一家两代,均以拉车为生
▲作为六国饭店这个车口的负责人,佛爷手中也掌握着一份不大不小的权力
“穿长袖白小褂,黑的或蓝的布裤子,裤筒特别肥,脚腕子系着细腿带,脚穿双脸千层底黑布鞋。”这是当时旧京“拉客座”的洋车夫最标准的打扮。
真是很有佛相,这外号取得恰当。
▲佛爷绘声绘色地为他的顾客讲述着古迹中的故事,这位多次出现在镜头中的外国女人叫Eve·Newton,是当时国际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
佛爷拉着Eve·Newton奔跑在东长安街上
一边跑车一边讲北京的典故
让Eve·Newton入迷的讲解
▲在作为“北平第一招待所”的六国饭店门前,佛爷和同行们从小贩那儿解决午餐问题。“WASC”即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地服务团,旨在为来华美军提供全方位服务,其中在北京设有多处招待所,多为当时著名的酒店。
在绸缎庄做导购
除了提供拉车服务,“佛爷”这类拉牌儿车的洋车夫还身兼导游、导购等多重身份,比如他会把顾客带到前门外的一些商店。如果客人看上了某件商品,他就会代为询价。价要高了,他会假装和客人一样愤慨;价要低了呢,他也会和店家一样,露出尴尬和无奈的神色。在他的左右撮合下,最终会以一个客人觉得很便宜,而店家足够有赚头的价格成交,皆大欢喜。
打包商品时,他会消失一小会儿,说是进里屋喝口茶,再把客人拉回家。客人会给他一笔不菲的小费,店铺的主人也会在小本子上记下购买的日期和金额,到年底给“佛爷”一笔可观的回扣。
▲佛爷和他的小舅子。小舅子稚气未脱,已经接过了姐夫的一辆旧车,开始跑生活。
撂跤组照
与大多数车夫不同,“佛爷”独具个性。在他家的墙上、镜子前,布置了许多照片,有他和外国客人的合影(他曾作为一个丹麦作家的向导去了草原)、练习摔跤的场景、穿着借来的海军陆战队军服拍的个人照等。这些布满好几面墙的照片、合影,与并不宽敞的小屋形成了颇为有趣的对比。在并不富裕的生活中,“佛爷”似乎自有一番天地。
在这篇文章和Dmitri Kessel的照片之外,佛爷还曾出现在另一位著名摄影师的镜头之下。
1948年12月,他曾出现在布列松的镜头中,当时的身份,或许还是车夫、翻译及向导。凯赛尔与布列松相熟,很可能向即将赴京的布列松推荐了这位车夫。“佛爷”也给布列松留下了好印象,他曾在笔记中提及这位最喜欢的“34号车夫”。
出现在布列松的照片中。
出现在1948年12月11日新兵入营仪式上的“佛爷”。
无论如何,“佛爷”是个很有意思的人,可以想见,在时下这个自媒体时代,他很可能会成为一位有着众多粉丝的“网红”。即便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他已经在京城里获得了相似的身份和地位。
他的后半程人生鲜为人知,或许他的儿女后辈尚在,能为我们讲述余下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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