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埃尔·克拉斯特：种族灭绝杀戮人的身体，而族群灭绝则杀戮人的思想

《领地》剧照

“种族灭绝一词着重指的是‘种族’的概念和灭绝少数种族的意愿，族群灭绝的信号则不是对人的肉体毁灭（肉体灭绝仍然属于种族灭绝），而是对他们的文化的毁灭。因此，族群灭绝是指有系统地破坏同开展这一破坏行动的人相异的他者的生活和思维方式。总而言之，种族灭绝杀戮人的身体，而族群灭绝则杀戮人的思想。无论是哪者，都涉及死亡的问题，但却是两个不同的死亡：身体上的直接消灭不等于其影响存在一个延期性的、取决于被压迫的少数人的抵抗能力的文化上的压迫。”

By Pierre Clastres

Publisher: Semiotext(e)

本文摘自《暴力的考古学》（Archeology of Violence），作者皮埃尔·克拉斯特以其过于多样的快乐的科学（gai savoir）对初民的社会存在展开了同样多样的研究，他在这本书的一系列文章中扭转了对南美印第安人权力的分析，将暴力恢复为一种旨在保护其社会完整性的积极行为。在此，初民社会不再被认为是某种欠缺的印记，而是一种建立在其独特的逻辑之中的完满的社会形态。

这一政治人类学的基础在于无国家的社会和有国家的社会之间的根本的不连续性。这一政治人类学由三个问题构成：初民社会的经济情况如何？战争如何？宗教如何？——这些问题都从属于一个关于野蛮人政治、因此也关乎国家起源的根本质问。因而问题从此开始就彻底改变了：在什么条件下，一个社会才会不再是初民社会？

皮埃尔·克拉斯特从民族学出发，在与拉波埃西、霍布斯和卢梭的对峙中，致力于政治哲学研究。民族学方法带来了目光的转换。对思考 "不幸"者而言，他们现在可以对某一绝非不言自明者——国家——提出新的问题了。

虽然编辑总是盼望“重版出来”，但经常也有“初版出不来”的时候。我们将在这个栏目里推送一些“初版出不来”书稿的书摘。

几年前，族群灭绝(ethnocide)这个术语还不存在。搭了时人的短暂青睐的顺风车，或者更准确地说，由于这个词能够满足一种对术语精确性的某种需要，其使用在很大程度上迅速超出了它的起源的领域——民族学——在一定程度上进入了公共领域。但是，一个词的加速传播是否能保证它所要表达的思想的一致性和严谨性？

不清楚的是，这个词的含义是否能从传播扩展中受益，以及最终我们在提到族群灭绝时，是否确切知道我们在谈论什么。在其发明者的心目中，这个词必然是用于翻译一个其他术语所无法表达的现实的。如果觉得有必要创造一个新词，那是因为有新的东西需要思考，或者有一些旧的东西还没能被思。换句话说，我们认为，仅仅用更为广泛和长久地运用的 "种族灭绝 "一词来满足这一新的需求是不够的，也是不合适的。因此，如果不首先试着确定上述现象与 "种族灭绝 "所代表的现实之间的区别，我们就不能着手认真思考族群灭绝的理念。

种族灭绝(génocide)的法律概念是在1946年纽伦堡审判中提出的，它是对一种以前不为人知的犯罪行为的法律层面的考量(prise en compte au plan légal)。更确切地说，它指的是这种犯罪行为被法律正式记录下来的肇始性的显现(manifesation)：纳粹德国对欧洲犹太人的系统灭绝。因此，种族灭绝罪的法律定义植根于种族主义；它是种族主义的逻辑的、究极必然的产物：像纳粹德国那样恣肆发展的种族主义只能导致种族灭绝。自1945年以来，发生于整个第三世界的接连不断的殖民地战争也引起了对殖民主义强权的种族灭绝的具体指责。但是，国际关系的博弈和公众舆论的相对冷漠妨碍了类似纽伦堡会议这样的共识的树立；这些殖民地的案件从未被追究过。

纽伦堡审判

如果说纳粹的反犹太种族灭绝是第一次以法律的名义被审判的种族灭绝的话，那么另一方面，它并不是首次被实施。19世纪西方扩张的历史，欧洲大国建立殖民帝国的历史，都伴随着对原住人口的有条不紊的屠杀。然而，由于它在全大陆扩张的性质，由于它所引发的人口减少之幅度，美洲原住民所受的迫害也就格外惨绝人寰。自1492年以来，一台毁灭印第安人的机器就开始运转了。在伟大的亚马逊雨林沿线的最后的 "野蛮人 "部落生存的地方，这台机器现在还在继续运转。在过去的这些年里，在巴西、哥伦比亚和巴拉圭的对印第安人的屠杀都曾遭人指摘。批评总是徒劳无功。

然而，民族学家，特别是Robert Jaulin，以其在美洲的经历为基础，引出了族群灭绝的概念。这个理念首先被用来指代发生在南美洲的印第安人身上的事情。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个概念给了我们一个有利的出发点来研究种族灭绝和族群灭绝之间的区别，因为美洲大陆最后的原住民，同时是这两种犯罪行为的受害者。种族灭绝一词着重指的是 "种族 "的概念和灭绝少数种族的意愿，族群灭绝的信号则不是对人的肉体毁灭（肉体灭绝仍然属于种族灭绝），而是对他们的文化的毁灭。因此，族群灭绝是指有系统地破坏同开展这一破坏行动的人相异的他者的生活和思维方式。总而言之，种族灭绝杀戮人的身体，而族群灭绝则杀戮人的思想。无论是哪者，都涉及死亡的问题，但却是两个不同的死亡：身体上的直接消灭不等于其影响存在一个延期性的、取决于被压迫的少数人的抵抗能力的文化上的压迫。这里的问题不是选择两害相权取其轻：显然，如果这样比较的话当然更少野蛮比更多野蛮更好。也就是说，我们在这里要思考的是族群灭绝的真正意义。

族群灭绝与种族灭绝都有着相同的、对他者的看法；他者当然是差异，但它是特别坏的差异。但两种态度，在应该如何保留差异的处理方式上分道扬镳。种族灭绝的理念，如果它确实存在理念的话，简单而纯粹地想要否认差异。他者被灭绝是因为他们是绝对邪恶的。另一方面，族群灭绝承认差异中的恶的相对性：他者是恶的，但我们可以通过让他们自己改变来改进他们，直到他们符合我们提出和强加的模式，最好是完全相同。对他者的族群灭绝式否定到来了自我认同化（identification à soi）。人们可以将种族灭绝和族群灭绝视为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的两种倒错形式的对子。在南美洲，杀害印第安人的人把作为差异的他者的位置推到了极限：野蛮的印第安人不是人，而只是动物。谋杀印第安人不是犯罪行为；种族主义甚至完全不存在于其中，因为种族主义的做法将意味着承认他者的最低限度的人性。这单调地重复一个非常古老的侮辱：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在《种族与历史》在讨论族群灭绝时提醒我们（尽管他当时还并不知道这个词），群岛上的印第安人想知道新来的西班牙人是神还是人，而白人则想知道原住民是人还是动物。

此外，谁是族群灭绝的践行者？谁攻击人们的灵魂？在南美洲首先是传教士，在其他地区也一样。作为基督教信仰的积极传播者，他们努力用西方世界的宗教取代异教徒的野蛮信仰。福音主义的步骤意味着两个确定性：第一，差异——异教的主义——是不可接受的，必须拒斥；第二，这种错误的差异的邪恶可以减弱，甚至可以废除。正是以这种方式，族群灭绝者的态度是相当乐观的：一开始就为恶的他者，被认为是可以完善的；我们在他身上看到了那一通过认同基督教，而将自己提升到基督教所代表的完满的那一境界的手段。粉碎异教信仰的力量甚而会摧毁社会的实质。传教士追求的结果是通过真正的信仰，引导原住民从野蛮走向文明。族群灭绝因而是为了野蛮人的利益而展开的。巴西政府在宣布关于土著政策的官方理论时，其世俗派话语也是这么说的。"我们的印第安人，"行政人员宣称，"和其他人一样，都是人。但他们在森林中过的野蛮生活使他们陷入贫困和痛苦。我们有责任帮助他们从奴役中解放出来。他们有权利自我提升，以获得身为巴西公民的尊严，以便充分参与国家社会的发展并享受其好处。"族群灭绝的精神性，恰恰是人文主义的伦理。

族群灭绝者的思想和实践所依据的地平是根据两个公理而决定的。第一条公理宣布了文化的等级：有劣等文化，也有高等文化。第二条公理肯定了西方文化的绝对优越性。因此，它只能与其他文化，特别是与初民文化保持一种否定性关系。但这是一个积极否定的问题，因为它想将劣等文化作为一种劣等者来抹除，从而让其提升到高等文化的水平。印第安人的印第安性要被压制，以使他成为巴西公民。因此，从其实践者的角度来看，族群灭绝并不是一种破坏行为：相反，它是是西方文化核心中的人文主义所要求的一项必要的任务。

我们把这种按照自己文化的尺度来衡量差异的天职称为族群中心主义。西方会进行族群灭绝，因为它是族群中心主义的，因为它认为自己就是文明本身。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个问题：我们的文化是否垄断了族群中心主义？民族学经验带来一个答案。让我们考虑一下初民社会给自己取名的方式。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不存在自我命名的情况，以至于各社会反反复复地几乎总是将自己归结到一个单一的名字：人。 为了说明这一文化特征，我们可以回顾一下，瓜拉尼印第安人称自己为Ava，意思是男人；瓜亚基人说他们是Ache，"人"；委内瑞拉的Waika宣称自己是Yanomami，"人"；爱斯基摩人是Inuit，"人"。我们可以把这些专名的清单无限延展，组成一本字典，其中所有的词都有相同的含义：男人。反过来说，每个社会都系统地用贬义的、轻蔑的、侮辱性的名字来称呼其邻居。

《北方的纳努克》

因此，所有的文化都在自己和他者之间创造了一种人性的划分，自己是人类的卓越代表，而他者只是在较低程度上拥有人性。因此初民社会为自己使用的话语，即浓缩在他们所赋予自己的名字中的话语，也是彻头彻尾的族群中心主义的：肯定其文化自我的优越性，拒绝承认他者是平等的。那么，族群中心主义似乎是世界上最共同的东西，至少从这个角度来看，西方文化并没有将自己与其他文化区分开来。甚至我们可以进一步分析，把族群中心主义视为所有文化形态的正式属性，视为文化本身所固有的。恰恰是在每一种文化都认为自己才是卓越文化这一点上，族群中心主义正是文化本质的一部分。换句话说，文化上的他性从未被认为是积极的差异，而总是被认为是等级轴上的劣等性。

然而，事实是，尽管每一种文化都是以族群为中心的，只有西方文化才是种族灭绝的。因此，族群灭绝的做法不一定与族群中心主义的信念有关。否则，所有的文化都必然是种族灭绝了的，而事实并非如此。在我们看来，正是在这个层面上，可以发现在为学者们所正确地关注的、并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的研究族群灭绝问题上，存在某种不足之处。事实上，仅仅承认和肯定西方文明的族群灭绝性质和功能是不够的。如果我们仅满足于将白人世界确立为族群灭绝的世界，我们就仍然停留在事物的表面，重复一种早就被宣扬过的话语——当然是这样一种重复仍然是合理合法的，因为事情没有任何改变——因为例如早在16世纪初，拉斯卡萨斯主教也以非常明确的措辞谴责了西班牙人对群岛和墨西哥的印第安人所做的种族灭绝和族群灭绝。阅读一些专门讨论族群灭绝问题的作品后，我们会得出这样的印象：对这些书的作者来说，西方文明是一种没有社会历史根源的抽象概念，是一种模糊的本质，总是笼罩着一种族群灭绝的精神。但是，我们的文化决不是一个抽象的东西；它是历史慢慢形成的产物，它突出了一种谱系学研究的重要性。是什么让西方文明具有了族群灭绝性？这才是真正的问题。对族群灭绝的分析意味着要对我们文化世界的历史地决定的性质本身加以审问，而不是仅仅对事实加以谴责。因此，我们必须转向历史。

西方文明不是一个超时间的抽象概念，也不是一个同质化的现实，不是一个由相同部分组成的未分化的铁板一块。然而，这就是那些作者似乎赋予它的形象。但是，如果西方的族群灭绝就像太阳的光辉一样必然发散，那么这种宿命论也使得对罪行的谴责和对保护受害者的呼吁毫无意义、乃至荒谬。相反，是不是因为西方文明首先在自身内部进行了族群灭绝，所以它才能在域外进行种族灭绝，也就是针对其他文化形态进行族群灭绝呢？我们在考虑西方社会的族群灭绝倾向时，不能不把它与西方世界的这一特点联系起来——区分野蛮人和文明人、初民世界和西方世界的经典标准：前者包括所有无国家的社会，后者则是有国家的社会。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必须尝试反思：我们如何将西方的这两个属性——作为种族灭绝的文化和作为有国家的社会——合理合法地纳入我们的视野？如果事实确实如此，我们也就能理解为什么初民社会可以是种族中心主义的，却不一定是种族灭绝的，因为它们正是无国家的社会。

据称，族群灭绝是对所谓的低劣和不良的文化差异的压抑，是将认同化的原则付诸实施，是将他者还原为相同者的企划（亚马逊印第安人的他者性被压抑，被还原为与巴西公民相同）。换句话说，族群灭绝的结果是将多者解体，并归到大一（l’Un）。那么，国家呢？从本质上讲，它是一种向心力的发挥，它视情况所需倾向于压制与之相反的离心力。国家自视为、并宣称自己是社会的中心，是社会身体的全部，是这个身体的各个器官的绝对主人。因此，我们发现，在国家实体的核心里，是 "大一 "的积极力量，是拒绝多的志业，是对差异的畏忧和恐惧。在这个形式层面上，我们实际上看到，族群灭绝的做法和国家机器以同样的方式运作，并产生同样的效果：在西方文明的形式或国家的种别（èspeces）中，我们总能发现减少差异和他性的意志，以及对相同和大一的感见（sens）和嗜好。

《花月杀手》

我们暂且离开这个有点结构主义的形式轴，来处理一下具体历史的历时轴，我们将以法国文化为西方文明的一个特殊案例、西方精神和命运的一个典范图示。法国国家的形成，植根于世俗的过去，似乎与先君主制后共和制下国家机器的扩张和强化严格相关。每一次中央权力的发展都对应着其对文化世界的扩大了的调用。法兰西文化是一种国族文化，是法兰西人的文化。国家权力的扩张转化为国家语言的扩张，即法兰西语。当国家权力所指向的人口，与它自己说同样的语言时，国家就可以认为自己已经成型了，从而可以宣称自己是唯一的权力持有者。这一整合的过程显然涉及到对差异的压制。同样，这种情况早在法兰西国族的曙光初照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其时，法兰西还只是法兰克人的国(Franchimanie)，其国王不过是卢瓦尔河北部的一个孱弱的领主，其后阿尔比十字军席卷了南部，以废除其文明。对清洁派（cathare）异端的消灭，不过是卡佩王朝扩张的借口和手段，但它几乎确定了法国的边界，似乎是一个纯粹的族群灭绝案例：法国南部的文化——宗教、文学、诗歌——不可逆转地被谴责贬斥，朗格多克人只能成为法王的忠诚臣民。

雅各宾派的中央集权主义思想战胜了吉伦特派的联邦主义倾向，1789年大革命因而结束了巴黎行政当局的政治优势。作为领土单位，外省（provinces）各自依赖其古老的、文化上相对同质的现实：语言、政治传统等。可外省现在被抽象的行省（départements）区划所取代，后者的目的是打破地方特殊性的所有参照物，从而促进国家权威向各地渗透。第三共和国是这场运动的最后阶段，此后，差异在国家权力面前彻底消失，由于免费的强制性世俗学校和义务兵役制的建立，国家最终将六角法兰西（l’hexagone）的居民变成了公民。外省和农村地区仅存的自治存在都已屈服。法兰西化业已完成，族群灭绝也业已完就：传统语言被攻讦作落后的土语，乡村生活沦为供游客消费的民俗奇观，等等。

对法国历史的这一简要回顾足以表明，族群灭绝，作为对社会文化差异或多或少的威权压制，早已铭刻在国家机器的性质和功能中，它使国家与个人的关系被一齐化（uniformisation）了：对国家来说，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都是同等的。

法国的例子使人肯定族群灭绝是国家的一致化（unificatrice）实质的一部分，逻辑上，这导出了所有国家形态都会族群灭绝的结论。让我们简单考察一下与欧洲国家完全不同的国家。印加人在安第斯山脉建立了一个政府机器，西班牙人钦佩它广阔的领土绵延，以及行政技术的精确性和细节，这使印加皇帝及其众多官僚能够对帝国的居民进行几乎完全和永久的控制。这个国家机器自身的族群灭绝的方面，在其对新征服的人口进行印加化的趋势中变得很明显：不仅迫使他们向新主人纳贡，而且强迫他们庆祝征服者的仪式，即对太阳的崇拜，也就是印加本人。国家宗教是通过武力强加的，丝毫不顾这对当地崇信的损害。尽管真实的情况是，印加人对被征服部落施加的压力从未达到后来西班牙人消灭土著的偶像崇拜的那种狂热程度。印加人是熟练的外交家，但他们也知道在必要时使用武力，他们的组织会以最残酷的方式作出反应，同所有国家机构在其权力受到质疑时作出的反应一模一样。频繁发生的反对库斯科中央政权的起义，首先会被无情地镇压，随之而来的惩罚是将被征服者大规模驱逐到远离其本土的地区，也就是以崇拜场所（泉水、山坡、石窟）网络为标志的地区：去根、去领土化、族群灭绝......。

族群灭绝的暴力，同对差异的否定一样，不论在野蛮人帝国还是在西方的文明社会中，都是隶属于国家本质的一部分：所有的国家组织都是族群灭绝的，族群灭绝是国家的正常存在方式。因此，族群灭绝有某种普遍性，因为它不仅是一个不确定的、模糊的 "白人世界 "的特征，而且是所有有国家的社会的特征。对族群灭绝的反思涉及到对国家的分析，但它是否必须就此打住？打住的话，它也就必然局限于族群灭绝就是国家这一点上，而且从这个角度来看，所有的国家一般黑？这也就犯了我们刚刚才责备过的 "族群灭绝学派 "的抽象性的毛病；这将是再次无视我们自己文化世界的具体历史。

使我们不能对野蛮国家（印加人、法老、东方专制主义等）和文明国家（西方世界）同日而语的差异究竟何在？首先这种差异在国家机器的族群灭绝的能力的层面上。这种能力不是由国家的弱点限制的，而是受限于国家的实力：一旦国家的强力不再有任何风险——当差异成为反对意见时——族群灭绝的实践，就会中止。当安第斯社群承认皇帝的政治和宗教权威时，印加人会容忍他们的相对自治。另一方面，我们注意到，对西方国家而言，族群灭绝的能力则是无界限的、无度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它可以导致种族灭绝，事实上，人们可以说西方世界是绝对的族群灭绝。但这一点源自何物？西方文明包含着什么使它比起所有其他形式的社会来，竟具有了无限的种族灭绝性的东西？这就是它的经济生产机制，一个恰恰没有界限的空间，一个不断地推倒界限而没有场所（milieux）的空间，一个永久地向前逃逸的无尽的空间。造成西方的区别的是资本主义，它不可能停留在一个疆界的某一边，因其超越了所有的疆界；是资本主义，一个没有什么事是不可能的生产系统，否则它就不能以其自身为自己的目的了：无论是自由的、私人的，如西欧，还是计划的、国家的，如东欧。工业社会，这个最强大的生产机器，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而成为最可怕的毁灭机器。种族、社会、个人；空间、自然、海洋、森林、地底：所有东西都是有用的，所有东西都必须被利用，所有东西都必须是生产性的，而且要把生产力推到其体系内的最高强度。

《犴达罕》

这就是为什么它不能给那些给其原初性的平静的非生产性留了一席之地的社会以喘息之机。这就是为什么在西方看来，巨大的资源不被开发，其所代表的浪费是不可容忍的。留给这些社会的选择提出了一个两难问题：要么屈服于生产，要么消失；要么进行族群灭绝，要么进行种族屠杀。在19世纪末，阿根廷潘帕斯草原地区的印第安人被完全灭绝，以便能够广泛地饲养绵羊或奶牛，这为阿根廷资本主义的财富奠定了基础。在20世纪初，数十万亚马逊印第安人在橡胶淘金客的打击下丧生。20世纪70年代，在整个南美洲，最后的自由的印第安人正在经济增长——特别是巴西的增长——的巨大推力下屈服。横贯大陆的公路正在加速建设，它在其所穿越领土上构建了殖民主义的轴线：被夹在其中的印第安人有祸了！与黄金、稀有矿物、石油、养牛场、咖啡种植园里的财富相比，几千个不事生产的野蛮人有什么分量？生产或死亡，这是西方世界的座右铭。北美印第安人在肉体上学会了这一点，他们几乎被杀到穷途末路，才被恩准去生产了。刽子手谢尔曼将军在写给大名鼎鼎的印第安屠夫水牛比尔（威廉·弗雷德里克·科迪）的信中，匠心独具地宣称："据我估计，1862年，在密苏里和落基山脉之间的平原上大约有950万头水牛。所有这些水牛都已经消失了，人们猎取它们的肉、皮和骨头。[......]在同一日期，大约有16500名波尼族、苏族、夏延族、基奥瓦族和阿帕奇族人，其每年的食物供给依赖于这些水牛。他们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两倍甚至三倍于此的白种男女，他们把这片土地变成了可以根据自然和文明的规律来计算、征税和管理的花园。这是一个健康的变革，并将被贯彻到底。"

将军是对的。变革将进行到底；当不再有任何东西可以改变时，它就会结束。

本文作者 皮埃尔·克拉斯特（Pierre Clastres）1934-1977 哲学研究出身；其后转向美洲民族学研究。于巴拉圭、中部巴西的印第安部落，以及委内瑞拉的雅诺玛米人处居留考察多年。曾在圣保罗大学开筵授课，并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承担研究课题。著作另有《瓜亚基印第安人编年史》等。

本文译者 潘泉，伦敦大学社会学毕业，关注文化研究，译有《出售巴黎》（即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