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法制的“有罪推定”和资产阶级法制的“无罪推定”

封建法制规定“有罪推定”，而资本主义法制搞“无罪推定”，为什么会出现相反的规定？

封建法制实行“有罪推定”，就是认定犯罪嫌疑人为罪犯，而不是嫌疑人那么简单。封建体制是皇权专制的体制，大大小小的官员都会受到封建体制的庇护，会获得很多福利待遇。他们对待犯罪嫌疑人，总是先认为有罪，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有罪推定。而犯罪嫌疑人要想证明自己无罪，就要自己举证，而不能靠官府老爷开脱。古代的官场是权贵们的舞台，而不是一般老百姓活动的地方。官员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就要大搞权力寻租。因为他们手握权力，有“合法伤害权”，还有对这些伤害不予解释的权力。只要认为证据确凿，就会逮捕一些人。即便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他们也会抓人，严刑拷打之后，不怕他不招。也就是说，只要是官府老爷认定谁有罪，谁就真的有罪。即便这个被认定为有罪的人无罪，大喊冤枉，也无济于事，因为他不能立刻拿出对自己有利的证据。

皇帝倡导迷信思想，让人们认为人间就是轮回的场所，是人们遭罪的地方，也是神仙渡劫的地方。人们在人间就是要受苦受难，经历悲欢离合，也就撒手而去了。可是，皇帝和官员们却不会受苦受难，不用参加田间劳动，就能收到很多钱粮，一辈子享受荣华富贵，甚至几辈子都在享受。而大多数人都是农民，不读书，不识字，整天辛劳，却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是不是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封建法制是统治阶级建立起来的，要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也让统治阶级成员具备了超级话语权。不论是皇帝还是官员，只要说谁有罪，谁就真的有罪。即便这个人没罪，也会被关押起来，不出几天，就会招供，说自己有罪。于是，地方上有了命案之后，上级限期破案。地方官员就会动用“合法伤害权”，会把一些他们指定的人逮捕入狱，甚至杀良冒功。彰显权力至高无上的同时，损害了劳动力的发展。一些地方官一手遮天，“捂盖子”，却并不会释放劳动力，只会对劳动力产生一定的限制，甚至在饥荒年月，产生很大的对立情绪。

“有罪推定”可以让权力发挥到最大限度，可以给官僚体制带来诸多好处，却给老百姓带来诸多不便，甚至损害民间的劳动力。在此背景下，不容易产生生产力变革的阶级，也不容易产生代表新型生产力的科学技术。

无疑，资本主义法制的无罪推定更进步，甚至是司法制度上的一种根本性的进步，是落后与先进之间的区别，而非东西方或中外的区别，不是资产阶级标签能够抹杀的。公民涉嫌犯罪，只能被称为犯罪嫌疑人，而不能被称为罪犯。司法机关有权据此依法拘捕、立案侦查、开庭审讯。在这个过程中，涉嫌者作为公民，保留着公民的全部权利。涉嫌只是受到怀疑，并不等于犯罪。是否有罪，须经法庭辩论，终审判决。也就是说，提出怀疑的是司法机关，而不是别人。司法机关应负责证实自己的怀疑是否属实，应该搜集证据，进行审判。所有事情的关键在于证明有罪，而不在于证明无罪。司法人员负有解释法律的责任，在进行拘捕的时候，须提醒被拘捕者享有不开口的权利。具体实施的过程中，出现了大名鼎鼎的“米兰达警告”，就是“你有权保持沉默。如果你不保持沉默，那么你所说的一切都能够用作为你的呈堂证供。你有权在受审时请一位律师。如果你付不起律师费的话，我们可以给你请一位。你是否完全了解你的上述权利？”美国警官逮捕犯罪嫌疑人的时候，要这样说明，充满了人性化的意思。

进行“无罪推定”之后，犯罪嫌疑人可以找律师为自己辩护，并不是说他们一定是罪犯，而只是嫌疑人，这种称呼更确切，而不是想封建时代一样直接叫做罪犯。资本主义发展需要大量的廉价劳动力，需要劳动力获得自由，才能形成市场买卖的前提条件。也就是说，资本主义需要大量可供买卖的自由劳动力，就要解放劳动力，还要对劳动力好一些，无论是法律还是道德都提倡人的尊严，个性独立，要尊重个人的利益和自由。不像封建时代那样，会让劳动力死死守在一亩三分地上，不让劳动力自由流动和买卖，也不让劳动力具备个性解放的思想。资本主义解放了劳动力，给予提供劳动力的人应有的人的待遇。于是，资本主义法律实现了“无罪推行”，认为犯罪嫌疑人无罪，倘若原告认为有罪，就要找律师，找检查方搜集证据，举证他有罪，否则他就是无罪的。如此一来，很多人都有了人格尊严，也成了独立的可以自由买卖的劳动力，客观上有利于经济发展。

封建法制的“有罪推定”符合集权主义特色，不适合劳动力获得尊严和自由买卖，而资产阶级法制的“无罪推定”符合民主特色，也符合劳动力买卖自由的特色，更人性化，也更容易兼顾效率与公平。西方基督教文化认为人有“原罪”，而资产阶级法制文化却认为刑事被告“原无罪”，似乎验证了社会的进步和文化的开放，也验证了经济模式和政治模式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