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学生为中心”，我国高校有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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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ng Perspective

“以学生为中心”，我国高校有何不同？

“以学生为中心”（student-centered，简称SC）作为一种教育理念，近年来逐渐为高教界所接受。大学普及化带来的多元学生群体及其多样化的学习目标，催生个性化的教学需求，而IT技术的进步让“翻转课堂”成为可能，为这种理念的推广提供了技术基础。

此前新加坡两位教授（Nina Powell & Rebekah Wanic）的文章《“以学生为中心教育”是一种不友善哲学》¹若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他们认为，将学生满意度置于教育目标之上，虽属善意之举，却让学生无法从大学获得他们本该得到的丰富的学习体验。而反驳的声音更是全方位无死角：从历史到现实，从理念到技术，从社会学到心理学，全面论证“学生为中心”的教育学意义。

细读争论的理据，我发现一个共同点：即双方都从教育者的角度对命题进行褒贬。的确，教师或学生，谁为中心都有其利弊得失，因此结论只能是，都对也都不全对。本来嘛，教学教学，有教有学。我们的祖先奉行以教（师）为中心，谓之“传道、授业、解惑”，而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起国外学界推动进步教育，开始将关注点转移至学（生）一边。以我心思之，两者并无优劣之分，也无选边站之必要。

奇怪的是，两种观点争得不可开交，却少有人去问一下身居“中心”的学生们有何感受：他们能够承受“中心”之重吗？他们享受“中心”的待遇吗？假如有选择，他们愿做“中心”，还是宁可让老师当“中心”，带着他们走？或者，是否还有一种可能：由于各国文化与教育传统不同，这个命题本无普世意义；谁为中心，需要“看菜吃饭”？

作为东西方两种教育制度的亲身体验者，又伴陪孩子在西方制度下从幼稚园走到大学毕业，我自以为对东西方两国课堂里谁为中心的问题有所了解，也有点发言权。与专家观点不同，我的普罗大众视角可能难免偏颇。

假如我们把SC设想为东西方大学之间的一场友谊比赛，而学生发展成长及其学习效果是这场比赛的终点，那么在我看来，参赛的“运动员们”就从未站在过同一条起跑线上。换言之，国外运动员早在小学阶段就开始“偷跑”了。以国外小、中、大学生家长和自己研究生的双重身份，我眼中的西方发达国家课堂从来就是以学生为中心的。孩子们根本没有排排坐专心听讲的习惯，而大学的课堂里更是充满着师生间的互动。我自己在大学教课之初还曾因为“满堂灌”的教学饱受学生诟病。

但是，SC鼓吹者们认为，课堂互动不等于SC。按照SC的理念，教学不再是教师照本宣科的单向旅程，但也不如我们所理解的课堂互动、启发式教学那么简单。真正的SC设计必须以学生发展为目的，而其效果应是可以测量的。以此观之，国外的大学课堂，虽然在我们眼中已经很“中心”了，但距SC的要求还相距甚远。因此，东西方课堂都需要SC，但他们各自需要的SC完全不同。对于国外大学来说，如果SC对于教师教学的要求如此之高，而教师的升职、涨薪、声誉却并不取决于教学而在于其研究，那谁会真正努力去实现SC呢？难怪国外业界批评道，他们的SC改革虽已经年，其过程仍然步履维艰，结果乏善可陈。²

是什么阻碍学生成为课堂的中心？

看来在这场比赛中，国外“运动员”不仅偷跑在先，而且在比赛过程中还暴露出取胜意愿不强、体力严重透支等问题。尽管如此，我们却从未因此占到任何便宜。原因何在呢？

近年来网上有很多关于留美的印度学生在日后事业上为什么比我们的留学生更加成功的讨论。由于工作关系我在过去十年里频频访问印度，特别是那里的顶尖中学。这些访问为解答上述问题提供了完美的答案：由于历史原因，今天印度贵族中学的教育根本就是西式的，而学生参与课堂互动早就是这种教育的组成部分。因此，留美的印度学生在文化上融入该国课堂完全没有障碍，加上他们多出的那份勤奋，其日后的成功与国外同学相比，也更加显眼。反观我们的留学生，假如他们在国内的课堂里从来就没有成为过“中心”，怎么能指望他们在国外的课堂里产生任何“当家作主”的感觉呢？从文化上看，师道尊严既是我们民族的传统，也是阻碍学生在大学课堂里成为“中心”的原因之一。

同是国外大学教育的产品，印度留学生在课堂上的表现，足以展示SC教学的学习效果。这个现象提醒我们，机遇只垂青有准备的头脑，SC成功与否，与学生是否主动配合关系极大，决非教师一厢情愿能够成就。

这也顺带解释了为什么SC在小型文理学院和名牌研究型大学（如耶鲁、哥伦比亚等）更为成功。不同类型的学校在科研与教学之间所设置的激励机制虽然会影响到SC的实行，但学生的素质及其学习主动性也许是更加重要的因素。此类精英大学在国外大学生中所占比例应当不超过百分之五，因此要在高教大众化的今天推行SC改革，阻力之大可想而知。

由此可见，“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对于我们和国外的大学来说，原理相同但意义却截然不同：如果SC能为国外大学锦上添花，那么对我们的大学则是雪中送炭。

推行“以学生为中心”，大学单打独斗可不行

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泛滥的时代，今天的大学生从手机上能够获取的信息量也许已经超过他们父辈皓首穷经念完博士之所得。“传道、授业、解惑”，这种以“教（师）为中心”的模式曾经是传授知识的有效途径。但是，当教师讲课不再是信息传输的唯一渠道，学生的成长与发展便成了教学活动的中心，而大学能否令人信服地展示学生学习效果，则成为大学利益相关者们关注的焦点。

那么，我们的大学是否能利用新的教育技术，通过SC的方法，在人才培养上实现弯道超车呢？我们的大学推行SC改革，除了教育技术，还有一个文化传统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的解决并非由大学单打独斗能够完成；学习上的参与是一种习惯，需要从小养成。

我在国外上学或教书，几乎每个课堂上都会有那么一些学生，老师提问话音未落，他们的手就举起来了。开始我以为这些学生当真反应灵敏，时间久了才发现，他们举手时根本没有想好答案，而是为了争取说话的机会。事实上，当老师点到时，他们基本上是站起来现编，经常胡说八道。这样的学生在我们的课堂上多是会受到嘲笑以致谴责的。但作为老师，我发现，没有这样的学生就没有生动活泼的课堂讨论。佐证之一，当今很多讲座都会留一些问答时间，而打破最初的冷场几乎是问答能否进行的关键所在。为此，在国内作讲座，我不得不事先设“托”，个中缘由，值得深思。

本来就是学习，为什么不能胡说八道呢？也许，我们的学生都认为，老师提出的每一个问题都有对应的“正确”答案，而这个答案掌握在老师手里。因此，课堂讨论的目的就是要将那个“正确”的答案找到，或者通过大家集思广益，无限接近“正确”。作如是想，谁还敢胡说八道呢？与其被其他同学笑话，不如等别人出丑，或是等老师给出答案吧！SC之难，由此可见一斑。

因此，细究“以学生为中心”之命题，我的看法是，我们的学生尚未能够承受“中心”之重，更不享受“中心”的待遇。他们并不太愿意让老师当“中心”带着走，但为了不影响老师对他们的评价，特别是学期的成绩，他们宁可不当什么“中心”！而没有“中心”的参与，何来SC？

诸位看官若是同意这个看法的话，那么这才是在我国研究“以学生为中心”问题的起点。新加坡教授的观点、印度的成功等，都可以作为参考，但不是理所当然的结论。

注释： [1]“Student-centred education: a philosophy most unkind.” Times Higher Education, Iss. 2507, (Apr 28, 2022). [2]赵炬明《以学生为中心课程改革骨干培训学习资料汇编》华中科技大学教师教学发展中心编制，第218页。

作者简介

程星博士，现任麦可思首席科学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经济政策与管理硕士，弗吉尼亚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管理博士。

曾任香港城市大学协理副校长、哥伦比亚大学本科学院助理院长兼教育学院教授、纽约市立大学院校研究办公室主任、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规划与院校研究办公室副主任，在高等教育研究与管理领域学养深厚，经验丰富。

著有《世界一流大学的管理之道——大学管理研究导论》《大学国际化的历程》《美国大学小史》《细读美国大学》《被告席上的美国大学》，合著《院校研究与美国高校管理》《美国院校研究案例》等。

注：文中小标题为编辑自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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