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文越：“设计一本书 相当于设计一次人生”

本文作者与吴文越（左） 余秉楠设计的《我们与艺术》 展厅内部，背景墙为正在英国留学的纪家昊、徐一丹拍摄的已成为麦当劳快餐店的查令十字街84号外景 陈睿琪别出心裁的腰封设计 ▲徐一丹设计的书盒经紫外线灯一照，可以看到手绘的书店素描 吴文越为赵蘅所做的《拾回的欧洲画页》

◎张钊

5月9日，“书籍再设计：以《查令十字街84号》一书为设计蓝本”展览在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美术馆举行，展览展出了人大艺术学院10年间学生以名著《查令十字街84号》为蓝本的重新设计。这些设计作品构思精巧、技法创新，以艺术的方式从内容到形式对名著《查令十字街84号》进行了全新演绎。

2014年，人大艺术学院吴文越副教授在本科生的书籍装帧课上，指导学生以创新的方式重新设计《查令十字街84号》。结果她惊喜地发现，一些学生的设计思路及最后的作品令人耳目一新。从那时起，这堂课持续了十年，一届一届学生持续对这部名著进行创新演绎，迄今正好有84部。

这些学生的作品和成长故事，不仅展示了他们在设计上的才能和创意，更展示了他们在艺术追求中的执着与热情。吴文越老师不仅是他们的导师，更是他们在艺术道路上的引路人。

吴文越的书籍设计课，看似普通，却深具内涵，体现了润物无声的美育精神。在当下网络科技发达的时代，传统手工和沉浸式参与培养了学生在心理上超前进入社会的准备。通过再设计《查令十字街84号》，学生们不仅学习了书籍设计，更体验了一次人生的历程，感受到艺术和生活的美好。

一次“快闪”式的展览，却准备了整整十年

可以说，“书籍再设计”展是一次“快闪”式的展览，展览的触发点是今年3月底吴文越参观一家书店的手制书展。在那次书展上，吴文越了解到5月中旬工人体育场将举办手制书展览单元，她立刻萌生了参展的念头。

“我的学生也有一些很好的手制书，一届一届学生的书籍设计作品积攒了近10年，围绕着同一个主题《查令十字街84号》进行设计。”吴老师的设计课堂推送打动了书展负责人Emily，双方约定了参展事项。然而，吴文越的兴奋之情并未平息，她认为这些学生的作品源自课堂，应该首先反馈于教学，因此在对外展览之前，她决定先在学校里展出。

吴文越是人大艺术学院副教授，她迅速找到学院领导沟通举办展览的想法，并得到了大力支持。

展讯通过微信发给了同学们，他们的积极配合令吴文越感动。一本本曾经在课堂上的书籍作品及详细说明从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发了过来。徐一丹同学在英国读书，让爸爸把自己的书从山东老家寄到人大。“有陈祥瑞绘制的插图选作书中的人物关系图、陈睿琪设计的思维导图。在英国留学的纪家昊、徐一丹还专程拍摄了如今已成为麦当劳快餐店的查令十字街84号外景。在韩国读博的肖李薇利用Midjourney软件重新生成图片，逼真地还原了查令十字街84号旧址的记忆，新老照片并列，营造出强烈的今昔对比。”

仅仅过了一个月，5月9日，展览顺利开幕。学院领导、朋友们和参与设计的同学们都来了。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院长张淳教授致开幕词。张院长在致辞中谈道：“在高科技的发展下，手做书给人带来一种温度，艺术特别需要温度，没有温度的设计再好也是空壳。”他表示，希望大力宣传及推广这样倾注心血、启发式、沉浸式的教学方式，培养人才需要上好每一堂课，“吴老师给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标杆”。

参观者们翻阅着精心设计的《查令十字街84号》，不停地发出惊叹：一本书可以呈现出那么多种形式！一本不起眼的图书，居然能够容纳那么多精巧构思、那么多创意。对于如潮的好评，吴文越表示，完全超出了自己的预期，艺术学院付春梅书记鼓励她：“用心做的事，一定会发光。”

艺术界的“灰姑娘”：从封面设计到书籍整体设计

吴文越本科毕业于哈尔滨师范大学工艺美术系，1999年考入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成为中国著名平面设计家和设计教育家余秉楠教授的硕士生，也是余秉楠教授带过的最后一个学生，即所谓的“关门弟子”。

“我很幸运，能够成为这样一位大师的学生，他深刻影响了我对设计的思考。”

在中国艺术设计界，余秉楠教授以字体设计、书籍设计享誉全国。上世纪50年代，余秉楠赴民主德国莱比锡平面设计与书籍艺术大学留学深造。在此期间，他借鉴中国书法运笔的特点，创作出国际上第一套由中国人设计完成的拉丁字母印刷体，取名为“友谊体”，并获得“德国当代最佳印刷字体奖”。后来，德方还将“友谊体”的铜模和铅字作为国礼，赠送给我国文化部。1962年，余秉楠以优异成绩毕业并获得硕士学位，是第一位在国外获得艺术设计硕士学位的中国人。

在德国，莱比锡和法兰克福都是享誉世界的“书城”，带有浓郁的“书卷气”。正是在莱比锡留学期间，余秉楠接触到图书整体装帧设计的理念，并亲手实践，创作了大量优秀的手工书和精装书作品。他打破了当时国内单纯地认为图书装帧就是封面设计的旧观念，而是将一本书作为一个系统进行艺术上的整体设计。

1962年，由余秉楠设计的图书《我们与艺术》，获得了当年的莱比锡“最美的书”奖。余秉楠别出心裁地以纵横对比的方式，展现了戏剧、美术、建筑等艺术形式的发展史，给评委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余秉楠门下求学的日子里，吴文越开始接触到“最美的书”的相关理念与活动。在余秉楠的参与和推动下，“最美的书”评选项目落地上海，每年均有25种优秀图书被评为中国“最美的书”并送往德国莱比锡参加次年“世界最美的书”评选。目前，“最美的书”已成为中国文化界的知名品牌，也成为中国优秀图书设计走向世界的重要平台，反映了中国书籍设计的面貌和水平。

吴文越介绍说，“最美的书”的评审标准，首先是书籍形式要准确传达文本内容；第二，有创新，有构思上的创新、材料使用的创新或版式编排的创新等；第三，强调书籍设计的整体美，各个部分统一在整体的设计之中；第四，印刷、装订工艺的精良。

快毕业时，吴文越有了一次践行整体设计理念的机会。她和另一位留学日本已有资历的设计师被作家出版社介绍给作家、画家赵蘅，由赵蘅选择其中一位对她的新书《拾回的欧洲画页》进行设计。赵蘅选择了吴文越。吴文越没有贸然上手，而是提出要先通读全书，分析文本，再看提供的图片资料，才开始设计。她给赵蘅的信里说她读完全书被感动了。这句话也感动了赵蘅，她说：“我感觉，我的选择是正确的，因为我的书中有大量图片，不仔细研究全部图文资料，是不可能做到内容与形式完美结合的。”

最有意思的是，赵蘅这本书的时间起点是1956年她戴着红领巾在莱比锡读书的岁月。当时，赵蘅的父亲赵瑞蕻、母亲杨苡正在莱比锡卡尔·马克斯大学担任东亚学系客座老师。而同一时段，吴文越的恩师余秉楠也在莱比锡留学。

一定会有一本完美的书，等着我的这门课

在人大艺术学院，吴文越的研究方向是机构品牌形象策划设计推广、视觉传达设计、书籍美学理论等。书籍课是学生的必修课，但人大艺术学院是精品招生，有时候一届上书籍设计课的学生只有十多人，少的时候还不足十人。课程一般是一个月，一周上两次课，共48课时。

但吴文越对这门课的热情始终不减，她相信，只要进入她的课堂，学生们就会被打动。

“不是因为我多会讲课，或者我的讲课内容多么吸引人，我相信，是书籍本身的吸引力在起作用。”吴文越解释说，“孩子们从小就读书，可以说，最熟悉的就是书了，然而，他们没有想到，每本书还有封面、封底、书脊、内页、目录、书口、腰封、扉页、装订……可以说，他们对书，既熟悉，又陌生。当熟悉的朋友变得陌生，往往会迸发出强大的吸引力。”

每学期，吴文越都会把她多年来收集的“最美的书”带到课堂上，一面讲课，一面引导学生们欣赏书籍之美、装帧设计之美。“直到2014年，我尝试用《查令十字街84号》这本书做书籍的整体设计。首先，这本小说的主题是围绕女主从英国旧书店订购图书展开的，是对书籍的爱，能够引发设计师的创意激情；其次，这本小说全文采用书信体，形式独特，又贯穿始终，便于设计师贯彻自己的设计思路，尤其是这部书被拍成同名电影。”吴文越说。

人大艺术学院本科生的书籍设计课只有一个月，作业是掌握一本书的整体设计。第一个星期是热身的小作业，请同学们根据一本书、一部电影或是一段歌词设计一本8页纸的小书，8页中包括封面、封底和内文版式，内容只能以文字的形式表达。后面三个星期才进入完整的、系统的装帧设计工作。起初，文本的内容自己选择，有同学选择《白夜行》《牧羊少年奇幻之旅》等，也选择过有作者要出版的书籍《白驹镇》、已经出版的书籍《四世同堂》，但同学们的作业效果有些不尽如人意，只有个别同学可以驾驭。在做课程总结时，吴文越认为，这是因为《四世同堂》和《白驹镇》内容太多了，只是通读一遍就要花很长的时间，影响了同学们的设计和创新思路。

“我知道，一定会有一本完美的书，等着我的这门课。2014年，我终于找到了这本书。”吴文越说。

这本书就是《查令十字街84号》。

难掩初次看到学生作品的激动之情

人们常常把《查令十字街84号》称为“爱书人的圣经”。这部讲述纽约爱书人与伦敦旧书店20年不解爱书情缘的书信体小说，除了俘获大批读者外，还被改编为电影、舞台剧等，赢得了更多观众。尤其是1987年拍摄的电影，精准还原了当时人们的精神面貌，把这部小说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提高到新的水平。

吴文越也是看了电影之后突然发现，《查令十字街84号》的小说原著简直是完美的图书设计素材。“首先，这本小说的主题是书，是对书的爱，能够引发设计师的创意激情；其次，这本小说全文采用书信体，形式独特，又贯穿始终，便于设计师贯彻自己的设计思路；其他的，还包括历史背景、地域特色、性别与年龄关系等，都简单而鲜明，可以使设计师充分发挥设计才能。”吴文越说。

这样，吴文越后来的书籍设计课改成了观看电影《查令十字街84号》，然后，她把小说的中英文版本发给同学们，从内容到形式，再到书籍设计的方方面面，一点一点地讨论渗透，激发起同学们的设计激情。

2013级本科学生重新设计的《查令十字街84号》摆到了吴文越的面前。“他们最终的成品书做得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期。”直到今天，吴文越仍难掩初次看到学生作品的激动之情。

魏杭天是2013级书籍设计A班的班长，当他看到第二次微信推送的书籍设计时不禁点赞说：“吴老师，可以办个展览！”这颗种在吴老师心中的种子，终于在十年后开花结果了。

感受到的是年轻人迸发的青春激情

在小说《查令十字街84号》中，纽约与伦敦之间的通信持续了20年；而在吴文越的设计课上，学生们对《查令十字街84号》的重新设计也已持续了10年。巧合的是，参加展览的设计作品恰好也有84本。

一本一本看过来，一本一本地打开、翻阅、欣赏、摩挲，我们感受到的是一位一位年轻人迸发的青春激情，以及对文字、对纸张、对艺术、对人生的向往与热爱。

陈睿琪想做一本简单至极的书，纯白的封面，只有书名和作者名，没有丰富的色彩，没有惊人的封面布局，但打开之后却是精美、高品质、让人娓娓道来的作品。“它是匆匆世间、无数碎片化泡沫中神圣长久的寄托。也像男女主人公的感情，虽是未见一面的空白，却成为长存的佳话。”因此，陈睿琪添加了一个男女主人公同框的腰封，使故事中没有见面的男女，通过她的设计最终得以一见。同时，为了纪念男主人公的早逝，陈睿琪专门设计了两张纯黑的跨页，中间夹着一根黑色的丝带，使洁白的书中多了一丝黑色的忧伤。

曹越也把设计重点放到男女主人公多年通信却最终无缘相见的遗憾上，采用书口（即书的右边缘）爬移技术，用手工操作的方式，花费巨大精力，在书口两面分别置入了男女主人公的画像（影片中的角色），向左翻是男主人公，向右翻是女主人公，两人明明只隔着一层纸，却始终不能见面。

张莉苑回忆说：“书籍设计课上，深刻体会了内容和形式之间的关系如何平衡，设计的经典从不在于形式的浮华，抓住本质才是根本。真诚永远是必杀技，吴老师给我的感受就是如此。”

对于同学们而言，纸张、印刷、插图、封面特效等，每一个环节，都是一次挑战，因为这些书的制作数量极少，甚至只有一本，没有批量制作的摊薄效应，结果全部成本都集中到这些孤本中，有的同学甚至花费了七八百元。“这是我喜欢做的事，自己掏钱也要做。”令吴文越感动的是，同学们似乎建立了这样的共识，为了实现自己的设计思路，他们手工绘图、手工造纸、手工压凹、手工烫金，一针一线地手工缝制书脊。吴文越也竭尽所能地帮助同学们搜罗相关书籍和设计材料，一次次悄悄地自己掏钱垫付。

在同学们重新设计的过程中，时间是另一个设计主题。徐一丹设计的书盒看上去只是一张牛皮纸，但用她专门配备的紫外线灯一照，则可以看到手绘的书店素描。徐一丹说，“书店已经不在了，但在记忆的光亮中，它依然可以显现。”方怿妮则设计了内外两个封面，内封是空空如也的书架，表现了女主人公最终来到书店时，书店已经关门，只剩下空空如也的书架；而护封却是透明的，上面画满了书。把外封套在内封上，空空如也的书架又如梦如幻般摆满了图书。

书信、邮票邮戳和信封、老式打字机、老电影，甚至书中提到的美元，也都成了学生们的设计重点，每一个设计点又可以天马行空地生发出各种设计思路。高彦设计成了两本书，一本是纽约寄往伦敦的信，一本是伦敦寄往纽约的信，并用书店的店面为两本书设计了一个书盒；纪家昊把书中提到的珍稀版本图书设计成菜单的模式；赵美慧用布做了封面，上面是手绣的书名，浑然天成，古朴自然；高晗在书脊上用手工缝出84的字样，创新了书脊锁线方式；陈旭歧尝试3D打印制作了封面，制造出书店橱窗的效果；张振馨把书盒设计成一台老式打字机，有键盘有出纸口，里面则是一封打出来的书信……

“有时候，我会想，我的这堂课，同学们的这次作业，对他们的人生有什么影响呢？”走过10年，84本手工书背后的点点滴滴，在展览开幕之后，又逐渐映射到吴文越的思维之中。有的同学由于设计思路太新奇，很难实现而差点放弃；有的同学在设计过程中由于家庭、学习、生活的烦恼，状态受到了干扰；有的同学抱着游戏的态度开始，却越来越严肃认真，几乎可以说是呕心沥血了……然而，由于专业方向及未来就业的考虑，这些书很可能是他们设计的第一本也是唯一一本书，“这也很像是人生。现实生活中，我们的人生只有一次，但通过艺术实践活动，通过同学们的重新设计，他们也像书中人物一样经历了一次人生，经历了人生的欢喜和哀伤。”吴文越说。供图/张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