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辩·《中国气味》｜闻香识中国

【按】“答辩”是一个围绕文史类新书展开对话的系列，每期邀请青年学者为中英文学界新出的文史研究著作撰写评论，并由原作者进行回应，旨在推动文史研究成果的交流与传播。

本期邀请英国爱丁堡大学东亚研究系黄雪蕾教授与三位年轻学人讨论其新著《中国气味：嗅觉的近代史》（Scents of China: A Modern History of Smell，剑桥大学出版社，2023）。本文为评论文章之一。

《中国气味：嗅觉的近代史》（ Scents of China: A Modern History of Smell，黄雪蕾著，剑桥大学出版社，2023）

我们如何讨论一个时代？是通过史料的梳理？文学的创作？图画的绘制？影像的记录？还是透过声音的感召？舌尖的回味？碰触的手感？香臭的分辨？确实，这些都可以成为描摹一个时代图景的入口，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感官的书写，我们得以穿越时间和空间，以一种探索空间的方式来感知时间。[i]我们不仅仅是读者，更像是本雅明所说的漫游者（Flâneur），漫游回到历史与文学发生的现场。而黄雪蕾的新书《中国气味：嗅觉的近代史》正是通过嗅觉这一鲜少被人关注的感官来切入晚清到毛泽东时代独特的中式“气味现代性（olfactory modernity）”。

阅读本书，首先要探讨的问题是：气味是什么？嗅觉的感官经验与其他感官有何不同？黄雪蕾颇为新颖地使用了鲍曼提出的“陌生人”（stranger） 的概念进行阐述。陌生人是我们无法通过自己已有的认知将其放置在一个确定位置的人，介于“确定”与“不确定”之间，无法准确命名、准确分类，他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把边界模糊的“他者”存在。而气味则是陌生人的缩影：嗅觉感知是模糊的个人经验，多变而无规则，沉浸而交互式的体验（10-11页）。气味物质的分子多样性和嗅觉大脑神经的神秘性决定了很难为气味命名，因为它本就是多义的。这也与“陌生人”的概念相符——进入却总是置身事外，审视熟悉的事物却将其视为陌生的他者，质疑常人不会质疑的问题，挑战不可挑战的传统。现代性追求秩序化的启蒙，排斥陌生人作为秩序的他者之所在，这背后是现代性对于国族、社会、性别等新兴身份的建构，其实质是对理性/秩序的神化与追逐，对矛盾的逃避和掩盖，对感官和身体经验的贬低与忽视，结果造成了后现代对现代的背离和反思。重新将作为陌生人的嗅觉体验纳入中国现代性的话题不仅仅为我们打开了“另一种现代性（alternative modernity）”的感官视角，同样也有助于认清中国在现代进程中复杂含混的社会权力结构。

《中国气味》在序言尾声之外，主体共六章，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中国气味（A Sniff of China）”追溯了中国“气味现代性”的萌芽。第一章聚焦于曹雪芹《红楼梦》前八十回中的气味描写，探讨了曹雪芹笔下气味的物质文化基础和精神哲学内涵。该章指出，气味作为一种被编码的知识体系承载了时间、空间、性别、阶级、性、道德等传统秩序，不仅是秩序的建构者，更是秩序的打破者。气味以“陌生人”的姿态闯入既定的规则之内，击破看似精致的审美秩序。曹雪芹巧妙地利用不同的香气区分了三种不同的空间属性：“净/敬（space of reverence）”、“文（space of culture）”和“私（space of imtimacy）”；香气同时亦代表了时间的流转与季节的更迭。此外，曹雪芹将不同女性的香气与她们个人的性格密切联系起来：超凡脱俗的黛玉是“幽香”，精致芬芳的宝钗是“冷香”，妖娆艳丽的秦可卿是“甜香”，充满灵性的妙玉则是“寒香”。各自的香味彰显了她们的独特性格，与她们的性格特征相辅相成。相较于商业化生产的人工香水对女性进行同质化处理，曹雪芹对女性角色的处理方式更具有进步性。最后，本章论述了大观园中所有精致秩序的香气都是徒劳的，因为外部世界早已充满了肮脏油腻之气，这一情况将秩序彻底污染打碎。第二章探讨了十九世纪西方旅行者初抵中国时，嗅觉在塑造“中国臭”这一修辞中的作用。黄雪蕾认为这是由于感官和心理上的“他者”相遇而产生的冲突，不能简单地归因于西方对东方的东方主义式想象，而应视为双向感官冲突的结果——既有他者的想象，也透过他者重新界定了自我。西方旅行者描述了来自粪桶的窒息气味、鸦片的恶臭、污秽街道和咸鱼香料所散发的难闻气味，以及苦力身上汗水淋漓所带来的刺鼻气味，从而将中国放置在前现代的落后话语之下。而中国人的羞耻、屈辱和失败感等强烈情绪则支撑了民族主义的兴起和现代中国主体性的形成。“恶臭”曾是西方主导的所谓现代科学知识体系对中国的建构，但通过以身体和感官为主导的叙述体系，成为中国建构自我的方式。

第二部分“流变的味景（Smellscapes in Flux）”探索了中国“气味现代性”的两个主要方面：除臭与增香。第三章讨论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除臭”话语与城市空间重组的三个重要节点。在1850-90年代，西方殖民政府依托立法、制度化、专业化和强制手段执行除臭任务；晚清至民国时期，中国士绅不仅效仿外国模式改革本土城市，还延续改造了传统水源管理措施；1950年代，在新政权的政治议程驱动下，中国共产党的“爱国卫生运动”依赖于强大的党组织、群众动员、人力资源和宣传网络。除臭与环境卫生紧密相关，作为现代科学与“发展”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已为人熟知，每个政权都试图通过“臭”的去除来彰显其政治和道德进步性亦不是新论。笔者认为本章的贡献之处在于指出现代性并非是要消除臭味/污染，而是重新规划和定义干净/污浊的空间分野，生成新的空间架构和新的知识体系。正如玛丽·道格拉斯将“肮脏（dirt）”定义为“未在正确位置之物（the matter out of space-the crossing of boundaries）”，本章讨论的核心议题“瘴气水”的治理即如此，不管是清除地上沟渠、修建道路和地下排水系统，将脏臭之水埋藏地下，还是修建棚户区，区隔划分出脏臭的区域，这些权力和资本运作带来的感官体验的不平等值得进一步探索。第四章探讨了人造香味的涌现所引发的日常生活嗅觉革命，通过贸易统计、广告以及公司档案，还原了气味变革的物质基础，包括巴黎香水、英国香皂、国产面霜以及其他人造合成香味。本章考察了工业资本主义如何调整神经系统以接受新香味的陌生感，以及身体如何被重新教育编码内化这套新的嗅觉代码、新的价值想象与新的美学体验。

第三部分“轻嗅他者（A Whiff of Alterity）”讨论气味与性/道德政治之间的复杂联系。笔者私以为第五章最为出彩，勾勒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五四文学中的爱欲表达与气味书写之间千丝万缕的关联与矛盾张力。与传统文学中象征性使用香气不同，无论是张资平的《残春》、郁达夫的《南迁》，还是鲁迅的《肥皂》和茅盾的《追求》，都强调了生物学上的、身体释放的原始欲望和荷尔蒙气息，深入探讨了现代气味叙事中固有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对于鲁迅《肥皂》的解读尤其具有新颖之处，其中反复出现的两组关于肥皂气味的描述，编码了现代身体的特征：一方面，“似橄榄非橄榄说不清的香味”重新定义了已婚女性的角色，不仅限于母亲或妻子，更将她们视作拥有性欲望的主体；另一方面，“咯吱咯吱遍身洗一洗”不仅体现了男性在儒家传统与现代自我之间的身份矛盾，也呈现了现代女性在道德和身体方面无法同时达到“芬芳”的矛盾感。鲁迅敏锐地意识到，气味这种似是而非的不确定性，就像“陌生人”一样，重新审视了既定的性别模式，成为探索人类最复杂问题的有力工具。与19世纪末欧洲将嗅觉迷恋视为“变态”不同，五四作家将嗅觉视为身体/感官关系和自我认同的范式转变和解放话语的代表。爱欲和身体气味既是最私密的表达，又被视为现代身体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原始的嗅觉经验中，中国现代主义者发现了人类的动物性本质，并将其视为对“儒家情感结构”的一种颠覆（216页）。第六章探讨了1950-1970年代政治宣传中嗅觉隐喻在建构革命话语和引发情感激荡方面的重要作用。借鉴雷蒙德·威廉斯的关键词方法，我们选取了一系列在这一时期颇具嗅觉隐喻的词汇，如“政治嗅觉”、“屎尿屁”这些用来贬低阶级敌人的属性，以及用于抨击地主和资本家的“斗臭/批臭”等术语。资产阶级则被描述为“香风”而“香花”则被用来形容样板戏。这些词汇是当时新兴词汇中具有极强时代特色的代表。毫无疑问，在这一时期中国的道德政治体系中，嗅觉隐喻承载着强大的象征力量，传递出偏执、粗鲁、无情和爱恨等情感状态，这些共同构成了革命的情感谱系。

气味研究无疑需要放置于当代感官研究的版图中。[ii]法国历史学家阿兰·科尔班（Alain Corbin）极大程度地推动了历史学的感官转向（sensory turn）。他在1982年出版的《疫气与黄水仙——气味与社会想象（18—19世纪）》一书中，聚焦于法国十八、九世纪的嗅觉革命，以“去味”（deodorization）的环境与身体为核心，探讨气味的变迁如何与启蒙时代的哲学、科学、卫生管理和资产阶级的兴起等诸多因素交织在一起。科尔班详细描述了大革命时期巴黎下水道的情况，并指出香味在历史上在烟熏消毒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随后，他继续深入探讨其他感官与历史的交汇点，于1995年出版了颇负盛名的《大地的钟声》，以声音为中心，讨论了19世纪法国乡村的变革，他认为钟声中的微妙变化反映了宗教社会秩序如何让位于世俗时空秩序，开启了学界对于听觉的关注。可以说，正是他的研究开启了九十年代以来人文社科领域的“感官转向”，而在阅读《中国气味》时不难看出科尔班的研究对于黄雪蕾的影响：二三四章很大程度上是《疫气与黄水仙》的中国版故事，而对于秩序和时空的关注亦贯穿全书。那么将中国纳入气味研究之中能够带来那些新的发现？而气味研究又能对中国研究产生何种新见呢？

从宏观角度而言，笔者认为本书似乎是在挑战学界目前对于中国现代性论述中既有的革命、启蒙和抒情的三角话语体系，[iii]企图将感官与身体经验放置其中。如果说革命启蒙的话语代表了现代性所推崇的理性与祛魅，那么抒情与感官经验意味着对人类的动物性和人类本质感受的重新招魂。那么感官与身体经验意味着重新认识人类的动物本性和本质体验。正如第五章结语所提出的问题：“现代中国为何希望将自己与动物般的嗅觉联系起来，或通过嗅觉来自我表达？ （214页）”这不仅是西方学界无法回答的问题，也是探索除了西方主导的现代性之外，另一种现代性时不得不面对的难题：谁来定义，以及如何定义气味现代性？“动物般的嗅觉”在西方被视为前现代的身体经验，但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却被五四知识分子视作现代性主体的标志，承载了个人情感的解放和国族寓言，既是对殖民话语的反抗，也是对“原初激情”的回归。

在理论运用方面，笔者理解黄雪蕾选择使用鲍曼的“陌生人”概念来强调气味的模糊性（ambiguity）和跨界性（cross-boundary），然而这个概念似乎有些模糊和广泛，以至于也可以应用于其他感官领域。例如，在笔者所关注的食物研究和味觉领域，味道的定义也因人而异，不同时间地点的不同人会对“美味”和“恶心”有不同的认识和理解，不同食材和香料的使用也承载了时代的记忆和空间的划分，与政治、权力、社会和性别等方面密切相关。因此，“味觉”也可以被视为“陌生人”。在此笔者并非质疑本书的理论框架，而是希望与作者一同思考是否存在更贴切的关于嗅觉的理论框架。

结语中，黄雪蕾引用北岛《城门开》中对冬储大白菜气味的记忆，以书写回忆中北京四季变幻带来的气味变化，展现出温馨之情：“说到北京，我首先想到的是气味，随着季节的更迭而变化……”她回忆了冬储大白菜的味道、煤烟的气息、灰尘的味道、大雪中弥漫的薄荷气息、槐花的香气等各种气味，最终聚焦在冬储大白菜的气味上：“秋雨滂沱，树叶飘落，潮湿的空气中，一开始带有过度泡发的苦茶味，逐渐转变为发酵的腐朽气味。与即将上场的冬储大白菜的气味相呼应。”这本主要探讨气味与政治文化历史等重大议题之间关联的研究，最终却以个人记忆和怀旧情感作为结尾，如同普鲁斯特的玛德琳蛋糕一般，凝结了丰富而多层次的气味内涵。身体感官与抒情传统似乎再次携手，成为书写当下，抑或用北岛很喜欢的词“the moment”，必不可少的重要面向。

[i] 这里借用Svetlana Boym讨论怀旧（nostalgia）时的说法：“怀旧像造访空间那样访问时间 （The nostalgic desires… to revisit time as space, xv）.”笔者认为黄雪蕾此书最出彩之处亦在于此。

[ii] 本书“introduction”中的“The Sensory Turn”有很全面和精彩的文献回顾，在此笔者仅进行简要讨论，希望能将本书放置回既有的感官研究学术脉络之中。

[iii] 革命、启蒙与抒情的三角化说法，见Wang, David Der-wei. The Lyrical in Epic Time: Modern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Artists through the 1949 Crisi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