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国式现代化须过“AI关”，大湾区融合潜力无限

“新质生产力是一个战略概念，要将新质生产力放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环境中看。只有通过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发展，通过高质量发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5月18日，在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主办的“跨越中等技术陷阱：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主题论坛上，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理事长、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如上解释了他理解“新质生产力”的角度。经过对“中等技术陷阱”概念的深入研究，郑永年认为，无论是基于技术进步的产业升级，还是能增加产品附加值的经济活动，都可以视为“新质生产力”，这也是跨越“中等技术陷阱”的有效方法。

郑永年以“新质生产力与中国式现代化”为题作主旨演讲。

郑永年长期在研究“现代化”，他注意到，现阶段全世界已进入新一轮现代化发展竞争，围绕互联网、人工智能等关键技术发展出不同模式。其中有四类代表模式，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完全发展导向，二是以欧洲为代表的规则导向，三是以新加坡和越南为代表的有效管理导向，四是以中国为代表的监管导向。对比全球竞争越来越激烈的现代化，他认为“中国式现代化一定要过人工智能这一关”。

“美国是以人工智能商用技术发展为导向，中国是在监管模式方面做得很好。如果用一个传统概念来比喻，美国模式注重生产‘矛’，中国模式注重生产‘盾’。还有一种业界比喻，就是美国注重生产‘发动机’，中国注重生产‘刹车片’。”郑永年指出，“这两种模式实际上非常互补，中国的‘刹车’已经造得很好，完全可以用更快马力的‘发动机’。”

算法、算力、数据是人工智能的三大核心要素。在郑永年看来，我国的人工智能在算法上已发展较好，算力略受制于芯片等硬件设备，数据则有更大的开放发展空间。“AI数据就是应用场景，要进一步打破‘数据孤岛’的发展问题，提高数据质量。”

从世界经济发展历程来看，一个经济体要从发展型走向发达型，技术进步尤为重要。这些年，通过对欧美、日本、“亚洲四小龙”等发达经济体和拉美、亚洲那些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的比较分析，郑永年提炼了一个新的概念，即“中等技术陷阱”。“一个经济体要从中等收入水平提升为发达经济体水平，必须跨越‘中等技术陷阱’，这十分关键。”

郑永年指出，中国正处于中等技术水平。若用数字刻度来评价技术水平，可以用“0-1”代表关键的原创性技术，“1-10”代表不同程度的应用技术水平。中国目前缺失原创性技术，应用技术在很多领域也还没达到世界顶尖水平，大体处于“4-7”的位置。当核心技术始终被发达国家掌握，一旦技术转移的红利被收割完毕，而发展中国家还未实现技术领域的技术水平提升，又不能成功地从应用性技术转型为原创性技术，其经济增长就会陷入长期相对停滞的状态，这就陷入了“中等技术陷阱”。“中等技术陷阱也是一个动态过程，如果要从赶超经济变成前沿经济，决定性因素就是技术，我们还处在赶超技术的阶段。”

也因此，郑永年提出了跨越“中等技术陷阱”需要新的“三驾马车”，即基础科研、应用技术和金融服务，并在近年来的公开场合中多次论及其重要性。纵观国内的“现代化”竞争发展，在当天论坛上，郑永年进一步强调了粤港澳大湾区的无限潜力。

“北京、长三角等优势地区的基础科研做得很好，但真正应用、产能都落在粤港澳大湾区。”郑永年指出，大湾区的产业链、供应链布局好，技术转化能力强，如果能充分协同港澳科研资源发展，基础科研力量不必发达国家差。与此同时，要做好基础科研与应用技术转化，金融服务也很重要，这也是香港的比较优势。

郑永年多次建议，通过建立大湾区共同市场，推动香港金融体系对基础研究、应用技术的资金支撑。可打造粤港澳大湾区金融中心，基于大湾区各个中心城市的“劳动分工”，通过金融领域的融合发展构建一个可以跟华尔街竞争的金融中心，避免大湾区城市的“内卷”。不仅如此，当大湾区内的不同融合发展之后，将会产生“化学反应”，这种化学反应将进一步推动创新发展。

南都广州新闻部出品

采写：南都记者 莫郅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