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闭合型循环转账中，被告对借贷合意的抗辩举证丨实务方圆

闭合型循环转账是指几个不同主体之间的款项支付，在支付次数、支付金额上基本相同，在支付时间上紧密连接，并形成闭环型循环转账。

在闭合型循环转账中，不乏存在一方依据转账凭证以民间借贷为由向法院起诉，要求其下游的收款方偿还款项。但在民间借贷案件中，原告方需要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合意，成立了借贷关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故在闭合型循环转账类型的民间借贷案件中，原告方通常截取循环转账中其与下游方的一环，以转账凭证证明双方成立借贷法律关系，存在借贷合意。

此时，被告方应对如何举证证明其与原告方不存在借贷关系，双方之间未形成民间借贷合意？

在闭合循环转账中，因各方在交易时均无借贷合意，原告方往往只能通过转账凭证，无法提供借款合同、借据、欠条等债券凭证，且转账凭证上亦很少会有“借款”字眼的备注，此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者其他债务的，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被告方的举证核心就是还原事实的本貌，即提供闭合循环转账中每一环的转账记录，必要时向法院申请律师调查令，调取各方的银行流水，证明原告所主张的资金在各方之间的形成循环流转，双方无借贷合意，将举证责任将转回至原告方，由原告方进一步举证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合意，成立民间借贷关系，否则原告方将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如在（2017）京03民终6199号（《人民司法·案例》2019年第11期评析案例）、(2019)最高法民终1691号、(2018)最高法民终1167号、(2021)粤01民终9307号、(2019)粤01民终6017号等案中，法院均查明案涉的资金在各方之间形成了循环转账，并从发生资金流转的时间、金额上看，可以得出各方之间在短时间内有计划地进行循环转款，原告方对此亦是明知的，最终法院认为原告方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被告方之间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不能认定双方就案涉资金形成借贷合意。

案号

法院认定（部分摘录）

(2017)京03民终6199号

本院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中商吉鼎公司向文达天星公司转款的 2040 万元的性质是否为借款。

第一，……中商吉鼎公司将转出的部分款项收回后再次向文达天星公司转出，后文达天星公司陆续将款项转至北京吉鼎公司，再由北京吉鼎公司将款项转回中商吉鼎公司。最终，涉案款项在三公司账户中循环流转，银行流水累积至2040万元。即中商吉鼎公司与文达天星公司之间形成了4笔共计2040万元的资金流转记录，文达天星公司与北京吉鼎公司之间形成了9笔共计2040万元的资金流转记录，北京吉鼎公司与中商吉鼎公司之间形成了6笔共计2040万元的资金流转记录。综合上述情况可以发现，实际上，三公司之间的转款仅系账面的资金循环，而非真实的资金增加。故而，对于中商吉鼎公司向文达天星公司转出的4笔共计2040万元的款项应综合三公司之间转款的整体情况来看，账面的资金流向记录并不必然对应真实的资金汇入情况。

第二，从中商吉鼎公司、文达天星公司、北京吉鼎公司三家公司之间的发生涉案款项流转的时间、金额上看，三公司之间明显是在短时间内有计划的进行循环转款，且发生涉案款项流转期间，谢松力同时为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故本院有理由相信三公司对于循环转款的情况是明知的……从双方提供的现有证据来看，无论是以增加账户银行流水为目的的资金流转，还是以股权出资为目的的资金流转，文达天星公司与中商吉鼎公司之间在资金流转时均不存在借贷合意，并非基于借贷关系。

(2019)最高法民终1691号

从表面看，双方的借款既有合同约定，又有转账记录，但《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指出，通过穿透式审判思维，查明当事人的真实意思，探求真实法律关系。本案中，其一，一审案卷中的公安机关调查材料显示，世基公司向天标公司转账当天，账面资金余额只有10412.43元，即实际上订立借款合同时，世基公司并无出借7000万元的资金储备和能力。其后续转给天标公司的7000万元是以金汇公司账上的同一笔3000万元，通过金汇公司——世基公司——天标公司——金汇公司——世基公司循环转账的方式完成。其二，……实际上，世基公司、金汇公司、海川公司之间存在关联关系，天标公司从世基公司收取的案涉7000万元款项，最终又流向了与世基公司相关联的金汇公司与海川公司。其三，……但转账性质摘要均为往来款而非借款，且债务利息计付不明，还款期限不详，明显有违一般借款交易惯例。世基公司、金汇公司就金汇公司曾向世基公司借款7217万元的事实举证未达到高度盖然性的程度，本院不予认可……另一方面，材料所载896万元的转账款项，系往来款和投资款而非借款，亦缺乏借款合同、公司决议等证据证明其借款法律关系的真实性，故无法认定海川公司与天标公司间存在真实的基础交易关系。而天标公司关于案涉循环转账系关联公司间的走账而非借款的抗辩理由具有高度盖然性。其四，从实际受益情况来看，天标公司并未从案涉循环转账中获益，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并未因案涉借款合同及其履行发生实质性变化。

(2018)最高法民终1167号

首先，9000万元借款系通过循环转账的方式形成……虽然单从刘某广、龚某某、龚某和陈建炳的账户资金往来来看，确实存在三笔3000万元资金转入陈建炳账户的事实，但该三笔3000万元之间并非相互独立，在陈建炳的银行账户中也未形成9000万元的资金沉淀，而是用一笔3000万元反复循环倒账形成的账目数字。用于循环的资金最初来源于万某华和万某兰，最终回到万某华和万某勇控制的赵某忠的账户，中间在杨飞兰所控制的刘某广、龚某某、龚某的账户、债务人陈建炳及原债权人万某华的账户之间反复多次循环往来。在借款流向明显违反常理的情况下，应由出借人对违反常理之处作出合理解释。

其次，杨飞兰所述的9000万元借款资金的来源依据不足，且并无相关证据能够证明在杨飞兰与万某勇之间形成了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杨飞兰自述其向陈建炳出借的9000万元中的2650万元为自有资金，另外6350万元是向万某勇所借并已清偿完毕，但杨飞兰主张其与万某勇之间存在6350万元资金借贷关系的证据本身就是上述资金循环过程中形成的账目往来凭证，杨飞兰所控制的账户中并未实际收到6350万元。

第三，本案中用于循环转账的资金来源于万某华一方，并最终回到万某华一方的账户。除在案银行流水单等证据足以证明这一结论之外，相关行为人对此也存在着明确的认知……而用于循环转账的资金中2650万元来源于万某兰的账户，450万元来源于万某华自己的账户，2650万元最终归入万某勇控制的赵某忠的账户，万某华账户在转账结束后仍然结余450万元，资金数额未发生变化。因此，用于循环转账的资金来源、走向、去处均受以万某华为代表的陈建炳原1.02亿元借款的实际出借人的控制，进一步印证本案循环转账的事实。

综上，本院认定，杨飞兰并未实际出借9000万元款项，陈建炳也未实际占有、使用9000万元款项，万某华一方的资金也并未因陈建炳的还款行为而增加，该事实与万某华在深圳市公安局所作的“实际上陈建炳没有真正退还最后这8500万元人民币，因为陈建炳无法还款……此外，杨飞兰借给陈建炳的9000万元实际上只有2000万元，只是在操作上资金多转几个圈子，完成还款的形式而已”的陈述相互印证。由于杨飞兰并未实际提供9000万元借款，只是出借刘某广等人的账户供万某华一方循环转账使用，故杨飞兰与陈建炳之间的借款合同并未生效，杨飞兰无权据此向陈建炳主张还款。

(2021)粤01民终9307号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褚杰峰与褚柳焕之间借贷关系是否成立的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褚杰峰主张褚柳涣因购房向其借款25882539元，并提交银行转账明细，拟证明其分别于2016年2月3日向褚柳涣转账出借4654013元、4400000元，2016年2月3日转账出借4527006.5元，2016年4月6日转账出借4527006.5元，2016年4月14日转账出借9054013元。褚柳涣抗辩上述款项并非借款，上述资金流水系因褚杰峰的弟弟褚杰彬与褚柳涣之间的其他法律关系履行而“通过银行流水方式形成资金征信”。根据一审法院调取褚杰峰、广州市代鸿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佛冈昌川房产公司所涉资金账户的资金流水，反映了褚杰彬的配偶邬丽川于2016年2月1日收到广州昌川公司的1400万元之后，于2016年2月3日向褚杰峰余额仅为748.3元账户中转入9059500元。此后，该9059500元分别于2016年2月3日、2016年2月4日，依广州昌川公司、佛冈昌川公司、广州代鸿公司、佛冈昌川公司财务人员梁嘉曦之间流转，经两次循环至褚柳涣名下账户；2016年4月5日褚杰峰收到经褚杰彬向其转入4527006.5元之后，亦按上述资金流转顺序分别于2016年4月5日、2016年4月6日经两次循环至褚柳涣名下账户，最终流转至佛冈昌川房产公司。因此，上述资金流水反映褚杰彬分别向褚杰峰提供9054013元、4527006.5元，并通过褚杰彬、褚杰峰的利害公司或利害关系人分别于2016年2月3日、2月4日、4月14日，2016年4月5日、4月6日各完成两次资金循环走账方式。上述款项经资金循环之后形成表面上向褚柳涣转账25882539元的流水，与褚杰峰主张的出借时间2016年2月3日、2016年4月6日、2016年4月14日及出借金额均吻合，故不足以认定褚柳涣实际持有或使用上述资金。鉴于褚柳涣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案涉资金流水形成走账而并非出借行为，一审判决据此认定案涉借贷关系未能成立，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

(2019)粤01民终6017号

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为余志亮与谢雄星、荣力量、张淼军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对此，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首先，借款合同是实践性合同，除双方有借贷合意之外，还必须有借款的实际交付，余志亮提交与谢雄星、荣力量、张淼军、广州新肇公司、高要新肇公司签订的2014年12月8日《借款合同》、借款借据以及转账凭证，主张双方有借款合意并已实际支付，但核查余志亮、谢雄星、何某当日的银行账户流水，何某账户转出的100万元在谢雄星、余志亮以及何某三人账户之中多次循环往复流转之后最终仍回到何某账户，余志亮、谢雄星账户资金并无变化，余志亮截取其账户转出的记录以主张款项已实际支付，不足以采信；其次……最关键的是，余志亮针对2014年6月2日《借款合同》举证500万元交付的银行交易流水，结合谢雄星以及何某、吴某的当日银行流水来看，仅为他人账户转入谢雄星账户的250万元在该四人账户之间循环往复互相转账形成，余志亮、谢雄星的银行账户当日最终并无资金变化，余志亮对该2014年6月2日《借款合同》仍然无法证实500万元本金已经实际交付。

通过上述案例可见，法院根据各方之间的转账流水，通过资金流转的时间、金额判断各方是否形成循环转账、是否形成资金沉淀，并结合当事人在转账时所备注得内容、各方之间的关系，以查明各方之间的真实意思，认定案件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合意，是否形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

可见，在此类型的民间借贷案件中，原告方提交了金融机构转账凭证，被告方难以否认资金发生流转的事实，而且原告方只会提供其与被告之间的资金流转证据，隐藏循环转账中其他交易环节，此时被告方尽可能通过申请调查取证等进行举证，还原整个交易了链条，从而将举证责任回转至原告方。如原告方无法进一步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则由原告方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故调取各方之间的转账流水是被告方抗辩不成立民间借贷关系中的至关重要一环。

编辑：六零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