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沈醉要赴港探亲，杜聿明拉着他的手，再三叮嘱：要保持晚节

1981年1月份，对前军统大员沈醉来说，是极重要的一个月。因为这一年，67岁的他终于能与妻女在香港相见。

1月6日，收到消息的香港媒体很快把这件事，登在了报纸头版。大批媒体，都等待着报道沈醉的一言一行。

这些媒体里，有正义的媒体，自然也少不了台湾方面控制的无良媒体。对于这些无良媒体来说，能挑到沈醉的哪怕一点点问题，都将会是“大功一件”，他们能凭此去反动派那邀功请赏。

对于这次相见，沈醉提前准备了很久，也早就跟中央领导们报备过，他自认已经完全能应付媒体的种种“狂轰滥炸”。

不过,在出发前，原国军大将杜聿明却拉着他的手，语重心长地说：

“不要忘记我们常常说的，要保持晚节……”

沈醉与子女团聚为什么要去香港？此次，沈醉在香港会遇到些什么？杜聿明又为什么要和沈醉交代这样的话，他们之间有着什么样的交情？

这一切，要从功德林说起。

一、功德林里修功德

很久以前，在北京城的德胜门外有一座佛寺，名叫功德林。这里原是一座始建于金代的古刹，旧称“石佛禅林”。

“功德”二字，原本是佛家用语，专指念佛、诵经、布施等事。相传，唐代僧人玄奘去西天取经，在其经文上就有“功德”二字。

光绪三十一年七月，经工巡局大臣、大学士那桐奏准，在功德林创设“京师习艺所”，宗旨为“收容犯人，令习技艺，使之改过自新，藉收劳则思善之效。

从此，功德林开启了他的监狱生涯。

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就是在这里被敌人杀害的。那时的它，还叫“京师第二监狱”。后来的它又成了国民党北平“第二模范监狱”，专门用来关押政治犯。

新中国成立后，这座监狱被公安部接管，成为关押和改造战犯的一座监狱。与其他监狱不一样的是，这里的战犯很特殊：军官，仅限军队将级以上；文官，则须到省主席一级。

这些战犯长期位居国民党高层，为蒋介石效劳，甚至直接参与了蒋介石集团的诸多重大决策，对于战败并不服气，有着根深蒂固的反动思想，改造的难度不小。

所以，新中国对他们的改造比较重视，在生活待遇上也要比其他地方高一些。

据原国民党保密局云南站少将站长沈醉回忆：

集中到北京来“加速改造”后，生活待遇提高了，有脚镣手铐的也统统去掉，每星期可以看一次电影，伙食费比一般犯人增加了一倍。

“这等于过去中了举人后，选送太学来学习差不多。”引得被俘的国民党下级军政人员为之眼红。

不过，刚刚来到功德林时的沈醉可不是这样认为。

那是1957年的秋天，沈醉从重庆战犯管理所，被转送到功德林监狱的战犯改造所。

刚到功德林的沈醉见到了很多老熟人，兴奋地聊天之余，忽然发现房间内放着一个床铺大的石膏模型，模型里面躺着一个人，戴着深度近视眼镜。

沈醉的心情有些沉重，身为军统大特务的他曾经心狠手辣，见识过不少刑具。但这种“刑罚”，他还真是头一回见。

都说功德林是安置高级战犯的地方，但这高级战犯的待遇，让人实在有些心理不安。

心中忐忑的沈醉上前仔细一看，更是大吃一惊，戴眼镜的人竟是大名鼎鼎的杜聿明。而在几年前，沈醉曾听说犯了众怒的杜聿明已被下令枪决了，没想到竟在这里碰见了活人。

尽管在解放前，沈醉和杜聿明的工作没有太多交集，也谈不上什么友情。但是现在，看着躺在石膏模里的杜聿明，同病相怜的沈醉心里别是一番滋味。

沈醉悄悄问了几位从重庆过来的老熟人，战犯管理所是重庆的好，还是北京的好。大家都说北京的好，因为这里的管理干部政策水平高。

沈醉奇怪了，指着睡在石膏模型里的杜聿明问：“那这是什么意思？”

杜聿明听后哈哈大笑：“这是给我治脊椎病的呀！我患了脊椎结核后，脊椎变形了，管理所特意为我定制了这个石膏模，用来矫正我的脊椎。”

沈醉这才打消了心中的顾虑，和大家放松攀谈起来。

后来他才知道，杜聿明在淮海战役中担任徐州“剿总”中将副司令时，毛泽东曾经发表过一篇《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

但杜聿明一直负隅顽抗，直到部队溃败后，他开始化装逃跑。当时他冒充军需官，被俘后查问时，却答不出军需处长的名字，就被当作特殊人物看管起来。

一场淮海战役，杜聿明输掉了国民党几十万的精锐部队，自觉对不起蒋介石的信任。他一方面出于“愚忠”，另一方面又怕被人认出后不得好死，就决定来个痛快，自行了断。

于是，杜聿明乘看守人离开之际，拣起砖头往自己头上乱拍，直到昏死了过去。但解放军的军医很负责任，又把他救了回来。

此时的杜聿明状态很不好，多年的战场生涯给他带来了多重困扰。肺结核、肾坏死和胃溃疡等诸多疾病，长期折磨着他。

自觉自杀没戏的杜聿明，决定换种方式达到目的。他知道自己疾病的严重程度，但闭口不言，一心等死。

不过，监狱的医生并没有放弃他，体检时杜聿明的疾病瞒不住了，狱方开始积极为他治疗。

洗澡时，管理人员又发现杜聿明的脊椎是S形的，臀部一边大一边小，腿也是一长一短，腰根本挺不起来，就强行带他去医院检查，又发现他患有脊椎结核。

于是，医院又为他量身定做了一副石膏模型，专门用来矫正脊椎。当沈醉看到杜聿明的时候，他已经在这个石膏模型里躺三年了。

陈毅曾经去看望杜聿明，安慰他说：“你在那里也是混饭吃，就在我们这里混算了。”

当时他还不理解这句宽大之言的深意，但已看出共产党对他还是以礼相待，不会把他难堪地处死了。

而回忆起见到周恩来的时候，杜聿明更是感慨万千。这位他在黄埔军校时的老师宽厚而又风趣地说：

“我这个老师没有把你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去，也要负一定的责任呀。往者已矣，来者可追。”

周恩来的话对杜聿明的触动很大，成为了推动他前行的动力。

刚进战犯管理所那阵，杜聿明被同伴们笑称“花岗岩脑袋”，就是无法改造的意思。

但就是这样“花岗岩脑袋”，经过战犯管理所10年的教育与改造，不仅彻底改变了自己对共产党的认识，而且痛下决心：“一定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

他的战后余生，除了改造思想，就是致力于撰写文史资料，以供史学家、军事家和后人参考。即使重病缠身之际，杜聿明还在为他的回忆录收集材料。

也就是在杜聿明重修“功德”的功德林里，他和沈醉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这里，杜聿明不仅成为了沈醉的良师益友，而且彼此情同手足。

二、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功德林按照“思想改造和劳动改造相结合”的政策，成立了缝纫、理发、补鞋、洗衣等十来个小组，要求每人都要参加一项力所能及的体力劳动，并让大家自愿报名。

身体状况较差的杜聿明本可以免于参加体力劳动，但他还是积极地报名参加了缝纫组，沈醉也报名参加了这个组。

小组成立的那天推选组长和副组长，开始的时候，大家都沉默不语，因为这些过去位高权重的将领，还真没机会干这种活。

眼看着局面有点尴尬，杜聿明主动站了起来，自告奋勇当组长。

他回忆起当年曾经办过一个缝纫厂，所以略懂缝纫技术和缝纫机的维修。

那是在他率领机械化部队时，为了赶制部队的服装和武器外罩，就自筹自建了这么个工厂。同时还带来了额外的好处，方便了军官家属的就业。

沈醉一听，也主动报名，申请当副组长。因为他家也曾有过一台缝纫机，无聊的时候，沈醉曾好奇地摆弄过。

在缝纫组的时光里，杜聿明和沈醉不管有活没活，经常一起凑在缝纫室。在那里，他们一起谈过去、谈学习、谈思想，也谈未来。

杜聿明跟沈醉说，之所以能从“花岗岩脑袋”转变为心悦诚服地敬佩共产党，并不是因为共产党千方百计地为他治病，而是因为他从共产党人的一言一行上，看到了伟大和光明磊落。

战犯所曾经让他们写一些历史资料，杜聿明以为是让交代历史罪行，就写了一通在大别山阻击红军和在东北、淮海战役中对抗解放军的过往。

没过多久，负责史料搜集的管理人员开始找人谈话，问他为什么没写抗日战争过程中的历史，杜聿明以为嫌他交代得不够彻底。没想到管理人员随后一席话让他感慨万千：

“抗战是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战争，国民党参加抗战在历史上是不可缺少的一页。你当年在昆仑关打了那么大的胜仗，消灭了日军的一个旅团，后来又率领远征军去缅甸配合英军抗击日军。这些历史你都应该认真地写出来啊，不能光是交代罪行嘛！”

昆仑关战役中，杜聿明率领的第五军在昆仑关与号称“钢军”的日军板垣征四郎所部第五师团二十一旅团血战到底，消灭了日军五千余人，击毙了旅团长、日本著名的军事将才中村正雄，赢得了最终的胜利。

虽说第五军自身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这是杜聿明一生中最为自豪、最为怀念的一次战斗。

杜聿明没有想到，尽管在解放战争中他走向了人民的对立面，但共产党人并没有忘记他曾为国家所做的贡献。

身为战犯，杜聿明原先想得更多的是接受惩罚，然而人民政府对待他们不但不歧视、不虐待，相反在思想上、生活上处处关怀备至，这是他连做梦都不敢想象的事情。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在管理所的关心教育下，杜聿明的思想与感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沈醉亦是如此。

1959年12月4日，杜聿明被列入第一批特赦战犯名单，获得了自由，此时距他走入战犯管理所的时间整整10年。

呼吸着高墙外的新鲜空气，杜聿明十分感慨，从此，他把每年的12月4日都作为他的新生诞辰日来过。

他常常对人讲：“人说十年一觉扬州梦，这是青楼人的忆旧眷恋之情。我们呢，则是‘十年不见红炉炼, 留得丹心报人民。’”

不过，宣布第一批特赦名单的时候，沈醉的情绪十分低落，因为名单里并没有他。

杜聿明安慰他：“你不能泄气，也没有理由泄气。既然有第一批，就肯定会有第二批、第三批。你今天还不符合特赦的标准，就好好争取嘛。”

沈醉的言语有些情绪：“我是不符合特赦标准，我当然比不上你！”

杜聿明笑了笑：“老弟，你还不满十年嘛！”

沈醉这才发现，自己确实还差几个月才改造够十年。后面的事情果然像杜聿明预料的那样，时间来到第二年底，也就是1960年，沈醉于第二批被特赦了。

特赦后的沈醉，在人民政府的帮助下，很快与尚在大陆的小女儿团聚了。而如何与小女相认的主意，还是杜聿明帮着出的。

杜聿明知道沈醉父女分别时，小女不过三四岁，再次见面时彼此估计很难认出。他教沈醉一个好办法，做一套衣服寄给小女穿上，这样去车站接人时就容易辨认了。

不过那时联系起来并不方便，沈醉不知小女的衣服尺码，加上也没什么钱，便把自己的一件蓝白相间的条纹睡衣改成上衣寄了过去。

后来，沈醉父女相认，就是靠的这件改制上衣。不过，享受天伦之乐之余，沈醉的心中还是隐隐作痛。

因为他的妻子和其他子女，有的在香港，有的在台湾，不知何时能相见。

在沈醉与家人失去联系后，台湾“中央通讯社”曾发布消息，宣称沈已经被“镇压”。台北的“忠烈祠”里，甚至增设了沈醉的牌位。

无奈之中，他的发妻粟燕萍为了给子女们找一个依靠，只好改嫁。然而，改嫁之后的粟燕萍并没有护住他们的子女。

很快，毛人凤和沈家大哥借她改嫁之名，强行将沈醉在港的四个孩子接到台湾。

获悉沈醉特赦的消息后，台湾方面在香港的有关人员找到粟燕萍，告诫她说， 如果回大陆，在台湾的子女可能会遇到麻烦。两难之中，粟燕萍痛苦地选择了留在香港。

功夫不负有心人，再难的处境，也有破冰的时候。

经过多方努力，沈醉携女赴港探亲终于成行。于是就有了文中开头一幕。

三、“沉醉”已知归路

而作为功德林的老友杜聿明，为什么要再三叮嘱沈醉保持晚节呢，他就如此信不过沈醉吗？

在沈醉赴港归来后，杜聿明对他说的另一番话，仿佛解释了这一切：

“老弟，祖国的分裂、数以千万人的死亡、海峡两岸骨肉分离不能团聚……这一切我们都是要负责任的。……要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否则历史将要谴责我们，后人也不会原谅我们。”

而沈醉香港之行的遭遇，也证明了杜聿明的担忧不无道理。

来到香港不久，沈醉的二女儿沈小熊来了。沈小熊在美国经商，在沈醉赴港前回到台湾，又从台湾转港。

看到父亲住在狭小的旅馆里，沈小熊顿时不开心起来。沈醉解释：“这家旅店并不次，这间屋子每天200 元港币，够好的了。”

沈小熊很不屑：“200 元港币算什么，至少也要住1000元港币的！”

接着沈小熊告诉沈醉，没有钱花尽可找她，她在美国经商，有的是钱，说着还拿出一张支票来。

沈醉苦笑起来，来到香港的他并没有带太多外汇，的确也没必要。不过他也有自己的生财之道，听闻沈醉的到来，诸多香港报馆纷纷约稿。

沈醉想了想，这么多年的经历，好题材还真不少。

于是，一边将他特赦后与末代皇帝溥仪一起共事多年的情况，写成《皇帝特赦以后》，交由香港《新晚报》发表；一边把他在重庆、北京两地改造生活的片断写成《战犯管理所见闻》，在香港、日本报刊刊登。

不过，在沈醉香港新闻界某些朋友的眼里，这些“料”还远远不够。有人三番五次地劝他，写些类似“小骂大帮忙”的文章。这样既可以得到极为优厚的报酬，又可以博得有关方面的赞赏。

沈小熊在和父亲的聊天中也提到了段克文时来运转的“好事”。那是一个原国民党军统局的上校专员，1975年获赦释放后申请去台湾，之后又经香港转赴美国。

在美国，段克文找到了生财之道，他专门撰写以恶毒攻击共产党改造政策为内容的文章来博取眼球，换取丰厚的报酬。

关于这一点，沈醉明确告诉沈小熊，台湾当局可以出高价收买段克文，却不可能收买沈醉，那个从旧社会起就看不起段克文的沈醉。

对于沈小熊拿出的支票，沈醉也笑着劝她收回：“你是美国籍人，却从台湾岛来，这个钱是谁的我还不知道么？”

沈小熊长叹一声：“过去妈妈总说你如何如何精明，我看爸爸现在你真是有点老糊涂了。”

其实，女儿眼中糊涂的父亲还真一点不糊涂。沈醉在港的鲜明态度很快引起了“媒体”风波。

国民党的《香港时报》不惜工本做了一个套红标题，题目是“戳穿沈某可耻目的”，并以“一群热爱贵报的读者”的口吻开始发难。

深谙国民党套路的沈醉明白，台湾方面沉不住气了，山雨欲来风满楼。

他决定尽快带小女离开。不过，被人谩骂，毕竟不是一件快事，尤其还遭受到诽谤。离开前，沈醉还写好了驳斥《香港日报》那篇文章的谈话稿。

离开前的日子里，还是差点发生意外。那天早餐前，沈醉到九龙公园散步，遇到一个中年男子。这位男子看了一眼沈醉，立马上前，很客气地说：“沈先生，我们组长想请您去谈谈。”

尽管言语间很客气，沈醉还是看出了来者不善，久经宦海沉浮的他相当镇定，很自然地把所住酒店的房间号给了来人。

沈醉知道，这些人很快就会找上门的。不过，在那些人来之前，沈醉带着小女已经登上了返程的列车。

临走前，沈醉给他们留下了几句话：“……喜未迷途，尚能知返。苦海无边，不敢再跳！回头是岸，岸在北京……”

出于种种原因，从来到回，沈醉在香港逗留的时间共计二十七天。回归大陆时，不仅让香港舆论界大吃一惊，就连深圳海关人员也颇感意外。

因为当时颁给沈醉父女的出国护照有效期为1年，而香港方面允许居住的时间为半年。另一边，按照香港移民条例的最新规定，凡在港连续居住180天者，即可申请定居权。这么看来，沈醉都应该在香港好好呆上一段日子，绝不该只二十七天。

为了表达香港之行来去匆匆的歉意，也为了消除舆论界的怀疑，沈醉在临行之前对香港记者公开了他的秘密：

“因为我想起我母亲对我说过的一句话：一个人可以不做官，但要做一个人。”

沈醉的母亲罗裙曾是著名的南社成员（发起人柳亚子、高旭和陈去病等），诸多诗词中，她最为推崇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的《如梦令》：

“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

词中“沉”、“沈”相通，于是罗裙为自己的儿子取名“沈醉”。

沉醉已知归路的沈醉，将写好的驳斥《香港日报》的谈话稿，交给香港《新晚报》，该报在沈醉返回北京以后进行了发表：

读本港某报十八日第四版所指之沈某，毫无疑问，指的是我，如不奉答，太失礼了! 当此离港之前，只好简单说几句。

我这次来港会亲访友属个人行动。老实话，我开始连自己也不敢相信，像我这样的人，居然也能得到批准出来，并且准许我在内地唯一的女儿也能一道出来，所以我得到批准，便立即动身 ，绝没有如某报所说奉命来港推销什么“统一”、“三通”，而只是与个别亲友在交谈中，有人问我这两个问题的意见。

我认为作为一个中国人，在这样一个重大的大是大非问题上，绝不会没有自己的意见和看法的。任何一个中国人，也决不会不赞成与渴望中国早日统一的…

香港《新晚报》还在“新语”栏发表文章说：“沈醉本人是自有抉择的，尽管来到了这个东西方的十字路口，他并不彷徨，说要回去，就果然回去。”

旧社会把人变成了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了人。

特赦后的沈醉在很多活动场合中，遇到过形形色色的人，但给他印象最深的，还是那些曾被军统迫害过的人，看到这些“熟悉的面孔”，他感慨万千：

“狭路相逢，我是不容易一个一个顺利通过的。今天，我尽管处处碰上过去的冤家对头，却没有一个人同我为难。……这不是少数人的变化，而是整个社会都在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