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大屠杀话语在美国的兴起：艾希曼审判，如何影响其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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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的艾希曼审判，第一次将大屠杀话语置于世界的镁光灯下，成为吸引美国民众关注大屠杀事件的重要分水岭，对大屠杀话语在美国的兴起发挥了关键作用。

这场被称为“犹太民族的纽伦堡审判”的轰动事件，对犹太人而言既是一次正义的审判，同时对于美国民众而言也是一场教育的洗礼。

“艾希曼审判”与大屠杀话语的发展

1961年4月11日~8月14日在以色列耶路撒冷进行的“艾希曼审判”，是首次完全聚焦于大屠杀的重要国际审判，也是第一次在全球进行电视转播的一场审判。

这次审判使大屠杀从二战史和第三帝国史范畴中脱离出来，不仅成为美国电视传媒史上的一个重要分水岭，而且前所未有地唤醒了美国的公众意识。

美国媒体在历史上首次对大屠杀进行长达数月的连续报道，这包括在黄金时段播放庭审片段，《华尔街日报》等主流媒体围绕审判进行累牍连篇的报道，许多美国民众都通过电台广播收听了审判过程。

二战结束后，阿道夫·艾希曼曾被美军俘虏，随后逃脱并于1950年潜逃到大洋彼岸的阿根廷，以里卡多·克莱门特为假名与妻儿隐居起来。

但是，以色列情报部门摩萨德最终探查出了艾希曼的下落,并于1960年5月11日将艾希曼秘密从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绑架回以色列。当时任以色列总理的大卫·本-古里安于1960年5月23日向世人宣告捕获艾希曼的消息时，其将艾希曼称之为“有史以来最大的战争罪犯”。

1961年4月，当艾希曼审判在耶路撒冷开庭时，出席法庭的各国记者甚至比参加纽伦堡审判的记者数目还要多。除了数量上的差异，艾希曼审判和纽伦堡审判还在许多方面形成了重要反差。

在著名大屠杀研究专家利普斯塔特看来，在审判聚焦的核心问题上，纽伦堡审判以战争罪、反人类罪、违反国际法等向主要纳粹战犯提起诉讼，但盟军主要审判的是屠杀欧洲平民的罪犯，犹太人的遭遇在庭审过程中只属于边缘化信息。

然而，在艾希曼审判中，对欧洲犹太人的灭绝问题从始至终都是审判的核心焦点，对艾希曼提出的首条控告便是其针对犹太民族所犯下的罪行。

基甸·豪斯纳更在开庭致辞上声明:“这一次，大屠杀在审判中占据核心地位，正是这一事实将该审判与先前的审判区别开来。”此外，在纽伦堡审判中实际并未有大屠杀幸存者出庭作证;而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审判中，数百名证人纷纷从世界各地赶来担任历史的见证者。

在纽伦堡审判中，见证者只是充当了档案证词“补充者”的角色，而艾希曼审判则吹响了幸存者证词获胜的号角。这场审判聚焦于大屠杀幸存者提供的证词，通过审判反映并强化了口述证词的重要性。

在整场审判过程中，法庭确保受害者充分讲述了从纳粹上台之初直到二战结束后这段漫长岁月中犹太人所遭受的种种迫害与不公。艾希曼审判”之前，幸存者一度成为美国社会中的“隐形人”、“无名氏”和“渺如尘埃之人”。

但是，当大批幸存者作为大屠杀的最后见证人出庭“艾曼审判”，并向世人道出梦魇般的经历时，包括非犹太人在内的美国社会终于愿意敞开怀抱，聆听幸存者证言，幸存者的角色与社会地位也开始悄然改变。

“艾希曼审判”后，大屠杀幸存者发现这一震惊全球的审判宛若打开了门国社会关注欧洲犹太人命运的高压阀，大屠杀话语第一次成为街头巷尾广为讨论的一个话题。随着“艾希曼审判”的展开，先前认为大屠杀幸存者的证词过于夸张，甚至不具备可信度的想法逐步开始消散。

20世纪70年代之前，大屠杀幸存者开始认识到他们的经历并非遭人唾弃的耻辱柱，而是一枚承载着荣誉的徽章。此时，幸存者们感到再也没有人劝说他们要用沉默去埋葬过去，相反，大屠杀幸存者的遭遇开始被视为值得讲述的经历。

然而，对于美国媒体和观众而言，播放和观看艾希曼审判不仅包括关注并讨论纳粹迫害、屠杀犹太人的暴行，而且更多地体现为从普遍意义上讲大屠杀作为探讨美国公共文化中有关人性、道德、理性和伦理的一种范式。

大屠杀话语在美国的兴起

20世纪60年代，在黑人民权运动中，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的活动资金都由犹太人所提供。在政治组织和公共关系动员上，美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成立后，许多著名犹太人都在该会宪章上签字，这包括犹太拉比埃米尔·赫希和斯蒂芬·怀斯。

该协会成立5年后，犹太人约尔·E.斯平加恩当选协会主席，并与美国犹太人大会、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反诽谤联盟、美国犹太劳工委员会等高规格犹太组织建立密切联系，这为大批犹太律师、学者、宣传家协助黑人民权运动提供了制度框架。

美国黑人社团也对犹太人的遭遇表示关注与同情。谢里尔·格林伯格指出，早在1938年，美国黑人组织就公开反对纳粹德国采取的一系列反犹主义暴力行动。

美国黑人民权运动著名活动家沃尔特·弗朗西斯·怀特在发给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的电报中表示，“美国黑人鼓掌欢庆美国政府为犹太政治难民提供庇护天堂。”此外，他在写给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信件中也对美国政府中存在的反犹主义表示担忧。”

二战后，美国黑人群体从概念框架中接纳大屠杀，将其视为解读奴隶制、种族歧视与暴力的一个载体。20世纪60年代，当美国社会尚未开始大规模讨论大屠杀时，黑人群体却比其他美国人更为明智地对大屠杀作出了回应。

耶鲁大学的杰弗里·C.亚历山大指出，非裔群体在黑人民权运动时期将自身投射到早期犹太受害者的角色中。当警察向和平示威者进行攻击时，美国黑人便将他们描述为受激进种族主义仇恨蛊惑、生长于美国的“纳粹盖世太保”。

除此之外，美国黑人甚至认为那些被贩卖到美洲大陆的祖先与“被运往死亡营的犹太人”相类比，从而强行为美国种族制度体系和纳粹种族屠杀划上等号。”

卡尔霍恩认为，其他社会群体和族裔将自身遭遇与大屠杀相类比，有利于社会关注其悲惨历史，也易于获得正式道歉和赔偿。20世纪50年代，美国黑人反对种族压迫、种族歧视，争取政治、经济和社会平等权利的呼声日益高涨，黑人民权运动开始兴起。

随着运动的不断发展和深入化，它又迅速发展成为席卷美国的争取民权运动。这一社会运动使整个美国社会开始发生重大改变，令美国民众接受了一次平等自由理念的深刻洗礼，使种族平等、消除歧视的观念深入人心。

在美国民权运动的大环境下，特别是在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取得部分胜利的鼓励下，长期在美国处于边缘化的少数族以及各种遭受歧视的群体开始为自己的权益振臂高呼。

民权运动期间，大大小小的抗议活动充斥了美国街头，抨击着美国生活中长久存在的不平等现象。与此同时，针对越南战争而展开的反战运动也开始传达出挑战权威的信息。在此基础上，美国民权运动不仅在规模上日益壮大，而且其内涵也愈发深化。

在此过程中，有着不同诉求、争取不同权利的各色民权组织都大力强调自身所遭遇的不公与压迫，愈发开始将大屠杀话语当做揭示美国社会问题与矛盾的有力工具，将其看作理解美国社会、政治动荡的一种手段，并利用这一话语来展现“普通美国民众生活的残酷性”。

在这一背景下，随着席卷美国社会的民权运动不断深入化、扩大化，不同运动组织将大屠杀话语作为体现自身遭遇的一种隐喻和象征，不仅推动了美国中下层民众对大屠杀话语的认知与理解，而且促使美国学术界和大众文化领城利用大屠杀事件展开相关研究和创作。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