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初期的英国外交战略重估：经济危机加剧，有何影响？

阅读此文前，诚邀您点击一下“关注”，方便您随时查阅一系列优质文章，同时便于进行讨论与分享，感谢您的支持~

二战结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美加两国对英国提供总计50亿美元的金融信贷让英国暂时获得了喘息之机，1946 年出口贸易额的增加也让其国际收支状况得到改善，英国经济看起来正在复苏，但实际上是虚假繁荣。

由于缺少原材料和基本生活必需品，英国必须从国外进口，但美加等国的物价上涨让原有的贷款数额消耗的更快。

经济危机持续加深

1946年底到1947年初爆发的燃油危机，让本就脆弱的英国经济更雪上加霜。虽然煤炭产量在1946年持续增加，却依旧无法满足工业需要，到了年底短缺更为严重。

突如其来的寒冬让能源不足成为了内阁每日首要讨论的问题，这场危机比预计更快的速度将艾德礼政府推到了风口浪尖。1月20日艾德礼政府发布《白皮书》，称:“不列颠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全世界都看到大英帝国虚弱到快要死亡的地步，人人都在谈论敦刻尔克。”

经济危机的持续加深以及东西方对峙的加剧让英国明白，原有的萨金特备忘录已无法适应如今的局势，因此需要重新思考外交政策，结果就是英美两国的“盟友”关系更为紧密，同时外交部也加强了对苏政策的分析评估。

在此之前，英国为了维持所谓的“全球使命”，决定保留作为三大国之一的角色，这促使外交部得出结论，鉴于实力的虚弱，必须获得美国的支持，才能执行本国政策。

英国如此构想的原因是:美国在二战后变的更为富有和强大，战争期间美国本土并未遭到破坏，相反工业产能出现了过剩的状况。

同时，英美两国拥有共同的政治和文化价值观、丰富的联系，以及在相当程度上的相互依赖。面对战后欧洲的境况，美国沮丧的认为自己从灾难中拯救出来的世界，似乎无力有序恢复人们所期待的正常状态。

一系列因素促使外交部官员认为凭借丰富的经验和过人的智慧，能够引导这个“笨拙的巨人”达到自己的目的。美国的孤立主义将被克服。英国作为一个“初级伙伴”，将利用美国的力量实现自己的政策目标。

然而实际情况却是，从1945年到1946年初，英国外交部敏锐地意识到，美国不愿与英国“结盟”，怀疑英国在试图建立一个反对苏联的英美阵线。

1946年秋，英美关系发生了重大转变，就苏联而言，美国的反苏主义日益抬头，导致人们对英国的西方承诺产生了质疑。这种变化很大程度是因从莫斯科蔓延开来的共产主义学说，似乎在数量众多的东欧国家(包括西欧)找到了肥沃的温床。

一些人认为，工党政府实行的社会主义式的改革使英国容易受到共产主义的攻击。事态发展威胁着刚刚赢得的和平，阻碍了经济发展的机会并构成了一种战略威胁。

与此同时，面对苏联咄咄逼人的态势，外交部对英苏关系进一步分析。奥梅·萨金特和艾德礼都认为，英国需要自主调整外交政策。

贝文收到备忘录后并未立即做出决定，原因是认为英国现在的经济困境与苏联摊牌是不明智的，同时也不想放弃三大国体制，让英国承受过重的外交压力，而后在1947年1月5日与首相艾德礼进行了商讨。

艾德礼提出:“除非苏联坚定的致力于统治世界的政策，否则在推行这一战略时，应尽可能与苏联设法达成妥协。”这反映了他和贝文虽然具有良好的合作关系和共同的外交原则，但在对苏政策上产生了分歧，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二者的政策理念不同。

对苏政策的转变标志着贝文企图延续三大国体制的构想破灭，英国政府认为苏联在欧洲已经取得优势地位。

由于情报主要来自于各国大使的文件，因而伦敦的政策分析及调整也基于此，贝文同样深受其影响，贯穿于整个任期内的经济和安全问题严重制约了贝文的战略构想。1947年的英国虽认为保持外交独立性十分必要，但鉴于自身弱点和苏联因素考虑，太过独立更为危险。

而此时的美国相较于1945年认为苏联威胁增强，贝文认识到形势的显著变化，开始有意识加大对美国的依赖，同时又想竭力维持英国的“自主性”，“第三条道路”前景愈发不明朗。

冷战局势升级、英美西欧外交分歧与贝文拒绝“小英格兰方案”

1947年2月21日，艾德礼政府发布国防白皮书，承认1946年的财政赤字达4.5亿英镑，不得不大幅度削减海外支出和义务，同日还向美国发布照会，声称国内严重的经济困难迫使英国在3月31日后无法向希腊、土耳其提供援助。

对于希土危机，英国政府内部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早在1946年9月希腊完成民主选举时，英国政府就考虑撤军，这也是早已计划好的减少海外义务的一部分。

财政部认为，由于出口问题、无法预料的美元消耗以及1947年2月发生的燃料短缺危机，英国面临财政上的“敦刻尔克”，艾德礼政府遭遇到了严重的统治危机，故休·道尔顿建议停止一切经济和军事援助。

但参谋部再次分析了希土问题，认为需要增加希腊军队并获取美国的财政援助，并将问题提交至内阁，内阁同意了这一要求。

2月8日，贝文与道尔顿会面商讨了希土问题，二人分歧在于前者希望短期增加援助，缓慢减少并最终从希腊撤出，后者认为应立即取消援助，减少海外义务来着手解决国内经济问题。贝文在权衡利弊后不顾外交部的反对向财政大臣道尔顿屈服，决定停止向希腊进行援助。

英国外交部在短时间内将无法援助希土两国的消息通知美国有多重考量。一是在这一问题上，财政部的观点占据了主导地位，服从于尽量削减海外义务、最大化维持战后英帝国利益的大战略。

二是早在1946年初，美国就利用苏土争端和英国耗费巨资却无法消灭希腊民主军的困境，以援助的方式将势力渗透到希土两国。英国认为自己已无力改变现有局势，于是主动退出，同时借机卸下部分海外负担。

三是引导美国像自己一样做出同样的反应，并利用这个机会将美国势力吸引入欧洲，借助美国力量抗衡苏联来缓解本国的军事压力，增强欧洲的防御。英国的这一做法成功地让美国产生了一种紧迫感，激发了后者的公众舆论。

贝文的行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杜鲁门主义和遏制政策的形成。艾德礼政府执政期间，外交部试图影响美国舆论，重点在于让其相信英国是一项良好的长期投资，是冷战时期不可或缺的盟友和欧洲的领导者，并利用社会主义在美国的敏感性来推行英国的政策。

但1946-1947年，英国的表现让美国怀疑其是否具备此项能力，担心西欧国家无法抵御苏联，同时英国也明白无力承担相应责任,鉴于是欧洲反共堡垒，很有可能得到美国进一步的支持。

贝文也正是利用了这一微妙联系，迎合美国的战略需求和舆论动向，推动了冷战局势的升级。罗伯特·弗雷泽教授认为这似乎既不是由财政困难决定的，也不是正常政策制定程序的最终结果，而是政治家风范的灵机一动。

杜鲁门主义的出台标志着美国外交政策发生革命性转变、美苏战时同盟正式破裂和“孤立主义”思想的结束，同时这也符合英国的外交策略，但却加深了对美国的依赖，双方的冲突愈发激烈。

在西欧方面，早在1944年西欧诸国就希望英国能够带领欧洲实现经济联合，并承担起保卫欧洲的重任。对战后法国来说，本国军事力量已消耗殆尽，因此安全目标需要通过外交手段来达到，需要建立一种欧洲的和全球的秩序。

随着冷战局势的升级，法国新的“1947年目标”愈发与“1944年目标”难以兼容，内部弱点逐步暴露出来，国内大多数人不仅关心苏联军事侵略的可能性，而且还担心法国共产党的问题，因此对于美国所提出的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法国政府极力支持。

对英国来说，苏联危险上升的确是事实，但贝文并不想强化英苏两国的对立，仅仅是想要利用外部威胁来寻求美反对欧洲的军事安全承诺和推动西欧全方位联合。

而且，美法的国家战略需求和苏联对此的应对措施反而加剧了东西方对峙，贝文不得不屈从于两国的政策压力和欧洲局势的变化。

国内左翼政党人士批评政府政策的症结在于两方面:一是认为英国对苏联怀有不必要的敌意，二是对美国过于顺从。前者是由于这部分人与苏东国家共产党具有“天然”的亲密关系,后者则因英美在博弈中时常处于下风和让步地位。

比如在1946年11月， 英美就统一防空识别区的谈判上本国的妥协，这让左翼人士认为与1945年英向美贷款所付出的代价如出一辙，因此美国并没有给予英国一个公平的待遇。

这种想法其实得到了贝文和艾德礼的认可，但由于国内舆论的整体转向以及国际局势的急剧变化，出于对整体国家战略利益的考量，最终遭到了贝文的抛弃。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