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新江｜唐朝文化的“世界主义”

我们一般都说汉唐时代是中国古代的盛世，但是为什么唐朝有这么强的生命力？主要有两个方面原因：第一，唐朝对前此400年的混乱历史进行了制度、文化上的统合；第二，唐朝的“世界主义”，它是一个开放的帝国，所以对各种各样的外来影响兼容并蓄。

唐　章怀太子墓西壁《客使图》（局部）

一、唐朝的统合能力

从第一个方面来说，我们把唐朝称为“律令国家”，因为它把中国自汉魏以来的传统律法、律令做了一番非常完善的总结和提炼，形成了律令制度。唐朝有律、令、格、式，“令”和“式”是一种行政法，即详细地规定了“你该怎么做”；而“律”和“格”是“如果你犯了错，那要如何惩治”。这些都有非常严格的规定。

现在我们还可以看到保存下来的唐朝“令”的残本，还有比较完整的《唐律》。当然一些类似于“格”和“式”等具体的规定已经丢失，但实际上我们从这些保留下来的文本，可以看出唐朝是把自汉代以来的各种制度进行了一番整合和调整，同时也吸收了北魏时期拓跋部族进入中原后带来的一些北族制度的影响。

比如，隋唐伟大的长安城与中国传统礼制下建立的城有些不同，即把宫城放到北面，市场则在南面，这实际上就是受到了北魏的都城——平城的影响。北魏的平城采用宫苑制度，有宫城也有苑，其北苑就是皇帝打猎的地方。长安城也是如此，大明宫、太极宫以北是一个禁苑，在长安城的北面没有发现过唐朝的墓葬。因为整个禁苑是圈起来的，没有人敢进去，所以像杜甫他们写诗，都只是想象皇帝在里面做些什么。

《唐律疏议》《中华再造善本》影印元余志安勤有堂刻本

《唐律疏议》与唐朝法典
唐朝法典至今只有《唐律》和《唐六典》传世，余均亡佚。唐代法典包括律、令、格、式四部分。其中“律”居首位，律即刑法典，用于定罪。“令”是国家的制度和政令。“格”是对文武百官的职责范围的规定，用作考核官员的依据。“式”是尚书各部和诸寺、监、十六卫的工作章程。永徽三年（652），唐高宗委派长孙无忌等19人编写《律疏》，第二年完成，当时叫作《永徽律疏》，之后颁行全国。文中疏释部分以“议曰”二字开头，给唐律的条文提供了权威的解释，疏与律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唐律疏议》对古代亚洲各国如日本、朝鲜、越南等的立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敦煌唐写本《律疏·职制律》残卷（法国国家图书馆藏）

宫苑体制，实际上是从北魏沿袭而来的。汉末中原陷入战乱分裂后，很多世家大族纷纷迁往河西、北燕或南方等地。陈寅恪先生专门写了《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对各种制度做了清理，研究这些制度到最后如何整合在唐朝的制度文化中。陈寅恪先生在书中特别讲到“都城制度”。经过这些年的研究，如今我们对“都城制度”的理解也有推进，但究其基本，“都城制度”是把西域的一些工匠所带来的域外技术、文化等糅合在唐朝的制度文化中。

其实在思想、文化、宗教、艺术各个方面，唐朝都是对当时东西南北的一个总结，它立于长安——天下之中，对于前此不同区域、不同种族的文化都做了一些整合和取舍。在学术文化方面，比如说儒家经典是最重要的思想文化的组成部分，也是很多礼法方面的思想根源，但是对于儒家经典，唐朝基本用的是南朝的学术。从汉魏到六朝以来一些传统的学说，比如很有名的郑玄注《论语》，后来我们就看不到了，因为唐朝用了何晏的《论语集解》来讲《论语》，郑玄注的《论语》就慢慢丢失了。


敦煌唐写本郑玄注《论语》卷第二残页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

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在敦煌、吐鲁番文书中发现了郑玄注《论语》就很高兴，因为清朝的儒生下了很大功夫汇辑郑玄注《论语》，也仅仅只辑了十分之一。可是我们在敦煌、吐鲁番凑起来的郑玄注《论语》有一半多。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敦煌、吐鲁番比较偏远，虽然已经进入唐朝很长一段时间了，学校都用何晏的《集解》本，但是私塾还是用郑注《论语》，所以就留下了很多。

“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一个重要的考古发现：一个12岁的小孩子卜天寿的《论语郑氏注》抄本。当时很轰动，郭沫若还为此写了文章。这就表明在南北经书统一之后，北方的经书仍在一些家庭的私塾中传授。

唐《论语郑氏注》卜天寿抄本
1967年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363号唐墓所出文书中，有景龙四年（710）卜天寿抄郑氏注《论语》。郭沫若在《卜天寿〈论语〉抄本后的诗词杂录》里写道：“十二岁的孩子便能以比较正规的书法抄写《论语》，又能基本上平仄合辙地赋诗述怀，而且他是在义学里读书的私学生，并不是豪门子弟，这可充分证明：当时西域的文化程度是十分深入而普及的，和内地没有什么两样。”

其实，文化、艺术、思想也是如此。比如唐朝之后，小孩识字用的《千字文》是在南朝梁时期定型的；学书法，是学唐太宗非常推崇的王羲之。虽然不能说都是南朝的，但是整个思想文化上更多的是统一采用了南朝的。因为南朝历经东晋、宋、齐、梁、陈，这几个时期文化都相当高，而北朝的拓跋入主之后，虽然也有一些文化的提升，特别是北魏孝文帝从平城迁到洛阳，要汉化争正统，但是北朝整体的文化水平没有南朝这么高。

其实这一现象从隋炀帝时就开始了，到了唐朝之后，在文化、艺术、思想方面基本上是沿用南朝。

长沙窑青釉褐彩诗文壶“去岁无田种”

佛教也是一样，现在大量佛教的注疏部分（即佛经的解说），比如鸠摩罗什译的《法华经》等经书的注疏，唐人用得更多的也都是南朝的，北朝很多经疏后来都丢失了。我们研究敦煌、吐鲁番，认为最有价值的是那些北朝的经疏。因为可以让我们知道，北朝的经师跟南朝的经师有什么不一样的说法。玄奘之所以要西去取经，都有这方面的原因，即中原的一些学说不够了，要到印度去寻找。

其实，魏晋南北朝存在一些诗歌、小说的流行趋向，才使唐朝得以有了这样一个诗歌的社会：不管高水平的李白、杜甫，还是小孩子写的打油诗，我们看到的唐朝是一个整体的诗歌的社会。比如长沙窑烧制的瓷器上，我们看到的那些诗歌，都是普通人创作的，人人都可以说上几句诗。另外，小说在唐朝也非常流行，比如科举的行卷，举子们要写传奇小说给大家看。还有《太平广记》里收录的那些小说，很多都是长安社会上流行的东西。

二、唐朝的世界主义

从第二个方面来看，唐朝是一个世界主义的国家，具有非常宽广的胸怀，乐于接受外来影响，且能够对外来影响兼容并蓄，产生出新的文化。它并不只是一味地接受，同时也是一个大熔炉，把这些东西融会贯通。所以唐朝是非常具有国际号召力的。

唐太宗像（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我们平常都说唐太宗是一个伟大的皇帝，当然也有史家吹捧的部分。其实隋炀帝也很伟大，只不过他折腾得太厉害。隋炀帝时期的国家图书馆的藏书，比唐朝最盛时的开元、天宝年间的藏书还多，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但隋炀帝的历史是唐太宗时代的史官书写的，因此，我们现在看到隋炀帝都是坏的，唐太宗都是好的。

但是唐太宗确实是一个金光闪闪的人物，非常了不起。他除了是一位伟大的皇帝，还是天可汗。他在贞观四年（630）灭了东突厥，整个北面的游牧民族都归属唐朝管辖，这些人公推他为天可汗。所以对于唐朝来讲，他是皇帝；而对于整个周边民族，他是天可汗。

唐朝630年灭东突厥，658年灭西突厥，此后唐朝的疆域包括了今天塔里木盆地的天山南北（即北疆、南疆）、葱岭以西的吐火罗斯坦（即今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北边的索格底亚那，就是粟特地区（今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波斯最东界的疾陵城（今伊朗扎博勒）是唐朝最西的一个羁縻州都督府，即波斯都督府。唐朝用“羁縻州”的形式来管理这些国家，这些国家的王统不断绝，都有国王，但同时又是唐朝羁縻州的官员，每位国王都是唐朝的一个都督，或是一个州的刺史。大的是都督，小的是刺史，足足一百多个。如此一来，从波斯以东都是归属唐朝的羁縻州。


图片来源：人教版高中历史教科书《中外历史纲要》（上）

唐太宗作为一个天可汗，可以直接下诏。如果这些国家的国王去世之后，要扶立新的国王时，必须由唐朝下册书，才是一位合法的国王。这就是所谓的“册封体制”。我们在研究制度史，总结唐朝的对外关系时，发现有这样一种“册封体制”。

通过天可汗、羁縻州等方式，唐朝的统治疆域一直延伸到中亚地区。我们读《资治通鉴》，其中有一段就是说从开远门（唐代改名安远门，是隋唐长安丝绸之路的起点），即唐朝长安的西门，一直往西，沿途都非常富庶，其中最富庶的地区是陇右（今甘肃东部）。现在我们几乎不能想象，但中古时代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在关中，比如今天丝绸都是南方的最好，但那时的上等丝绸产地是长安、关中、河南、河北、山东等地区。“安史之乱”后，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才往南迁。所以《资治通鉴》里说的一点都不假，实际上当时的人是可以不带兵器，出关中地区的长安后往西走，直至中亚，因为那都属于唐朝的控制范围。

唐朝又是一个律令制国家，它对这些地方有一套管理体制。比如打完西突厥，就会“开通道路，列置馆驿”。什么叫馆驿？唐制，每三十里立一个驿站。“非通途大道则曰馆”，如果不是很好走的地方，就立为馆。同时，驿和馆的设置与长城的烽燧线相符合，所以有烽有驿。

在吐鲁番文书中，我们看到的“封大夫”，实际上就是封常清（690—756，唐朝名将）；还有“岑判官”，也就是著名的诗人岑参。他们这样的唐朝官员在经过每个驿的时候，官府都是供给马匹使用的，所以唐朝的行政效率非常高。为什么？唐制规定了一匹马一天走多少里，公务人员每到一个驿是要换马的，这样每天都能走，而不是一匹马一直从长安走到安西（龟兹，今库车）。平常在驿中要养一些马匹，来了一个官员（或使者）就换另一匹养得肥壮的马，再驮着这些官府的使者、官人，还有运输的东西。“应驮白练到安西”，路上是一站站运送的，可见这套体制非常发达，而且连每一个过往的商胡也都有登记，所以不怕人丢掉。

《长行坊支贮马料文卷》中的“封大夫”“岑判官”
吐鲁番阿斯塔那506号墓出土的《唐天宝十三至十四载交河郡长行坊支贮马料文卷》是从墓葬中的纸棺、纸靴上拆下来的。纸棺纸靴由一些废弃的官府文书糊成，随死者入葬。《文卷》记录了玄宗天宝十三至十四载每日往来于驿馆、长行坊之间的马匹及草料的消耗情况，以及奔波于大漠绿洲间的朝廷和地方官员的往来行踪。官府交通机构有一套完备的管理制度，实行起来有条不紊。我们从中看到，唐朝驻守西垂的大将封常清随员众多，每次出行都要动用几十匹马。

1 《长行坊支贮马料文卷》中的“封大夫”（封常清）

2 《长行坊支贮马料文卷》中的“岑判官”（岑参）

那些商胡也不像行走在比较危险的地区。我们通常说“五百商胡遇盗图”（即“胡商遇盗图”），需要几百人结伴过强人出没之地，但是在唐朝的和平环境下，一两个商人就敢远行。我们在吐鲁番文书里经常看到一两个商人带着商队就敢走，因为他们是在唐朝统治的平稳安定的环境下行商，而非动乱的环境。有的学者不太清楚，说这么少的商人怎么能够证明丝绸之路的繁盛？实际上他不知道背后的这套制度。

胡商遇盗图（莫高窟第45窟）

商人们到了塔什库尔干，通过山口或者其他一些比较危险的地方时，还是集中到一起走，然后再分散开来；或者在不受唐朝控制的地区，他们要结成一个比较大的团队一起走。通过这样一种中西交通的方式，唐朝把中亚、西亚、南亚、北亚的各种各样的文化吸收融入到自己的文化母体中。

胡人牵猎豹图　（唐懿德太子墓壁画）

如果我们以长安为例，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学术界称之为“胡化”的现象。“胡化”其实是包括了物质文化各方面的，从生活器皿到生活方式。比如唐朝人建一个凉亭，采用西亚的一些方法，把水引到屋顶上去，再让水从亭檐上面洒落下来。夏季的长安是一个很闷热的地方，聪明的长安人就把西方的一些生活方式搬了进来。

又比如，中唐文人白居易喜欢住在帐篷里，他在自家院子里搭了一个帐篷，这是受北亚游牧民族的影响。虽然“安史之乱”后，他在口头上极力反对胡化，但实际上自己有些生活方式已经胡化而无法改变了，包括各种食物，如胡饼、饮料等。

1骑马带猎豹狩猎男胡俑　西安唐金乡县主墓出土

2 骑马狩猎女俑　西安唐金乡县主墓出土

还有他们打猎时喜欢带的一些动物，也多是从西域、中亚甚至更远的地方引进。观赏用的哈巴狗就是这时候进入中国的。唐朝的皇帝还养奇塔豹，就是文豹，是一种生活在北非和阿拉伯半岛的猫科动物，它们被粟特人带过来，几乎是陆地上跑得最快的动物，但是没有耐力，只能跑很短的一段路程。所以唐朝的人把它训练好，驮在马背上。

在永泰公主墓、懿德太子墓、章怀太子墓中都可以看到相关的文物。还有后来从金乡县主墓中出土的三彩俑，一个唐朝装束的女孩子，背后带着一只猎豹去打猎。主人训练它在猎物有动静时慢慢匍匐下来，等猎物一出现就把豹子放出去，它非常快地追上去，把猎物扑倒。就像现代人在阿尔卑斯山上滑雪一样，唐朝贵族玩得最刺激的就是这些东西。

胡帽男装女俑　（咸阳杨谏臣墓出土）

当然在服饰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唐朝人穿戴衣着受胡人的影响，比如半臂。女扮男装就是穿胡服，女孩子穿的所谓“男装”实际上就是紧身窄袖的胡装。此外还有很多技术、产品，都被胡人或汉商慢慢地带到中原来。

这些东西到了长安、洛阳、成都等唐朝的大都会，实际上就进入了一个改造的大熔炉。其中可能有一些工匠，把中原和西域织物上的一些纹样糅合在一起，形成自己的一些图案纹样，如陵阳公样就是当时丝织品中的重要纹样。还有何稠造的“稠锦”，是比进贡（丝绸）还漂亮的丝绸、织锦。

唐朝接受了西方的影响，重新制造出来一些物品，比如仿制棱角分明的金银器的器型，唐朝做成瓷器或铜器。因为西方主要是金银器，比如我们从何家村出土的唐代窖藏，都是金银器，但那就是一般贵族人家的，因为它不是在王府、宫殿遗址中出土。刚开始我们都觉得这个不得了，认为它一定是皇家的。其实在唐朝长安城中，一般的贵族人家完全可以拥有这样的金银器。当然也有很多是皇帝赏赐，是从宫廷里来的。

如果我们看唐朝的史料，会发现皇帝赏赐金银，史不绝书。所以日本学者加藤繁要写唐代金银之研究，他说：长安城中的金银史料太多，我不要讲了，我要辑出在长安之外的金银史料。这也表明唐朝的金银器非常之多。

1 黄地团窠太阳纹织锦（青海海西州都兰县热水墓群出土）2 红地连珠纹对鹿对禽锦（敦煌藏经洞出土）

3 鎏金舞马衔杯纹仿皮囊银壶（西安何家村窖藏出土）

4 鎏金猞猁纹银盘（赤峰敖汉旗李家营子唐墓出土）

5 带把金杯（西安何家村窖藏出土）

唐太宗发动“玄武门之变”前，给那些守门的人一人发一枚金挺（金刀子）。因此守卫到时候就会跟随他拼命作战。再比如说，唐玄宗干掉韦皇后，给作战的人一人赐一床金银器。以“床”为单位，那得有多少！所以唐朝长安的贵族百姓人家，都拥有很多金银器，也就是所谓的“钟鸣鼎食”之家。因为中国传统上都是陶器、漆器做锅碗瓢盆，但唐朝长安多见用金银器的，这实际上是受到了西方的影响。这些金银器皿也的确是影响了中国，我们还见到，后来有其他物品，用中国传统质料制作成金银器式样，这从法门寺、何家村的窖藏中也都可以看出来。

更明显的例证来自日本的正仓院。正仓院藏品是日本的遣唐使有目的地来求取的一些东西，他们把唐朝的文化有计划地往回搬，经过很多年，这些物品都还保存得非常好，这是极为难得的。因为正仓院有账单保留下来，即正仓院的献物账，献物账中的记载跟实物都能一一对应，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唐朝时那些物品的名字，也就能知道古籍中所说的某样物品具体是什么样子的。总而言之，我们可以通过正仓院来反观盛唐时期的文化，而这个文化其实是唐朝融会贯通各种文化以后生发出来的，看着是异域的东西，但也有唐朝的味道。当然除了正仓院，在中国各地分散出土的反映文化交融的东西也不少，包括敦煌藏经洞以及吐鲁番墓葬中的文物、壁画等。

三、长安街之大

唐朝长安是一个非常大的都市。长安之大，其实我们很难想象。

唐长安是从隋文帝时期开始营建的，后来唐朝接受了这个都城。隋文帝时期长安城是凭空建的。自汉至北周的长安城用了几百年之后，水质变差，所以隋文帝要迁都。当时，宇文恺（555—612，隋代城市规划和建筑工程的专家）等人凭空在龙首原这块平地上建起一个大都城，不仅把皇帝的居住和办公区域建在里面，而且还有百官办公的地方。

相比较而言，汉代的长安城和明清的北京城，基本上都是官衙、寺庙、王府。比如我们逛一逛北京城，里面很多都是王府，是满人住的，老百姓都住在城外的菜市口附近。但隋文帝不一样，他把所有的老百姓都装在城里，这叫外郭城，一共有108个坊。这108个坊有多大呢？原来的敦煌城，是一个州城的规模，而这一个州城就相当于唐朝长安的一个坊。所以后来长安最南边四个坊基本上没有用，只用来种些药材、蔬菜，供应官府。

唐长安城平面图　图片来源：李孝聪《中国城市的历史空间》

唐朝的长安城，既有物质文化方面的规模，同时也有精神文化方面的特点。儒家最高级的教师都在国子监、太常寺（唐朝负责礼仪的机构）等官府中任职，同时佛教、道教最聪明的大法师也都在这里，比如玄奘。玄奘是学唯识、学逻辑学的，就像黑格尔一样，他们的脑子里都是有好几“际”的。长安也有摩尼教的大法师，他们宣讲“二宗三际论”（二宗指光明与黑暗，即善与恶；三际指初际、中际和后际，即过去、现在和将来），光明和黑暗在三个时段里怎么打、怎么斗，从头到尾都是一个非常完善的、无懈可击的宗教理论。这些大法师都在长安。也就是说，当时世界上最聪明的脑袋都在长安。

西亚的波斯萨珊帝国被阿拉伯大食人东进灭掉之后，波斯王子卑路斯带着儿子泥涅师跑到长安，唐朝把他们养起来。其实不止他们，他们还带来了波斯最大的贵族。所以唐朝长安人说“穷波斯”，但这是反语。波斯人很有钱，看不起粟特商人，认为他们是下等人。然而中亚的这些粟特商人也都很精明。

唐朝疆域中的波斯都督府
卑路斯是波斯帝国萨珊王朝的最后一位君主伊嗣俟三世的儿子。公元651年，伊嗣俟三世遇刺身亡，萨珊王朝灭亡。卑路斯向唐朝请求提供军事协助。唐朝于是成立波斯都督府，一说设于今阿富汗的扎兰季市（Zaranj），并任命卑路斯为都督。670—674年，卑路斯来到唐朝首都长安，并被封为右武卫将军。后曾奏请于长安置波斯寺，最终在长安去世。

图片来源：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此外，印度的高僧也来长安。各个国家的贵族，甚至每一个王室都要派一个儿子（质子）到长安居住。他们都是文化水平和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人。其实来自新罗和日本的留学生、留学僧，他们都是国家选拔出的最好的、文化水平最高的人，不然如何能跟得上唐朝的文化水平？他们得知道来长安要学什么，取什么。我们也可以看到日本取回去的东西确实是很了不起的，比如王羲之的书法，因为他们来的人也是高手。而且有的人就不走了，变成了唐人。

1 萨珊金币仿制品　宁夏固原史铁棒墓出土2 东罗马金币　宁夏固原史道洛墓出土

3 日本最早的银币“和同开珎”　西安何家村窖藏出土

所以长安是一个盛大的国际化都会，是一个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的荟萃之地。相当于今天的伦敦、巴黎、纽约这些城市，既是时装之都，也是金银之都。长安可以包容万物。

宁夏固原史氏粟特家族墓
隋唐间，固原成为首都长安通往西域的重要门户，在“丝绸之路”上的地位日趋重要。西亚、中亚的各种奢侈品源源不断地运进来，众多的遗物也就留在了固原。20世纪以来，固原南郊陆续发掘了粟特史氏墓葬群，墓主人是昭武九姓中史姓人的后裔，包括在唐代中央担任译语官的史诃耽。这些墓葬中存在着汉文化、粟特文化、鲜卑文化等多种文化因素的交融，使我们对于唐朝的“世界主义”，以及这一时期流寓中国的粟特人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史诃耽墓室平面及器物分布图

1. 羊头2. 马头 3. 喇叭形玻璃花

4、5. 石门 6. 石块 7、8. 墓志 9. 鎏金小铜环

10、16. 鎏金铜盖11、12. 鎏金花饰品

13. 小玻璃碗 14、17、20、22. 铜镜

15、18、19、21. 鎏金铜豆 23. 鎏金带扣 24. 铁刀

25. 铁钉 26. 金尾 27. 金币 28. 蓝色圆形宝石印章

29. 铁条 30. 铁剪刀 31. 铆钉铁条 32. 铁条

33、34. 开元通宝钱35. 方形骨片 36. 陶三角

石门刻纹线图

史诃耽墓石门两扇，形制相同。各立一人，头戴双扇小冠，上插楔形簪。蚕眉，柳叶眼，直鼻，胡须弯翘，厚耳，颔下蓄长须。双手交于胸前，身穿宽袖交领长袍，腰束带，足着云头靴。

金覆面（1组11件）

覆面，先秦时或称目，用来包裹死者的头脸部位。史道德墓出土了一套完整的金覆面，眉、目、鼻、嘴、颊、颔等部位俱全，均用金片打押而成，其上多有穿孔，用以与丝织物缀合。值得注意的是，史道德墓金覆面表现出某些中亚、西亚风格：饰有两周联珠纹样的动物纹圆形饰物明显具有中亚色彩，而覆面中间的额头饰，为半月形托一圆球，当与西亚、中亚人崇拜日月的习俗有关。

史诃耽墓志

唐朝是一个世界主义的国家，在对外交往上，中央王朝不仅推行积极开放的政策，还从中央到地方设立了翻书译语直官（译语官），而粟特后裔史诃耽为唐朝中央译语官的代表人物。其墓志记载了史诃耽自贞观初至总章二年的四十多年间担任中书省译语官的详情。

四、唐朝的文化开放

我过去经常举两个例子来代表唐朝的文化开放。
第一个例子是唐玄宗时期的千福寺（位于长安宫城西第二坊第一列）。我觉得这是唐玄宗有意经营的，《历代名画记》里有关于千福寺保存的碑刻和榜题，例如有的榜题是武则天所写，有的是高力士所写，还有的是唐玄宗自己写的，特别是其中有各种各样的书法家、画家的作品。

我做过相关统计，其中有杨惠之、张爱儿的雕塑，吴道子、杨庭光、卢稜伽师徒的释道人物画，宫廷画家韩幹的佛道人物和经变画，王维的水墨山水和颜真卿的楷书、怀素的草书、李阳冰的篆书、韩择木的八分书，这好像都是唐玄宗故意安排的。因为在这么一个寺庙里，应有尽有，连石井栏都是当时最有名的刻工刻的。这里相当于一个盛唐的博物馆。

遗憾的是长安后来被完全毁掉，明清时的长安城只比唐朝的宫城皇城大一点，而唐朝的108坊在明清时期都变为庄稼地了。大雁塔是唐朝时的晋昌坊，还是比较靠中间的地方。1983年我到大雁塔时，大雁塔旁边都是庄稼，现在已经满是楼房的居住小区。

启夏苑，现在是陕西师范大学所在区域。为什么叫启夏苑？因为唐长安城南边的一个城门叫启夏门，它外面有一座天坛，如今被大门锁着，是安家瑶老师将它挖掘了出来。这里原来就是唐朝的天坛，皇帝经过朱雀大街去祭祀。在唐朝时，晋昌坊一带非常热闹，是白居易等文人官僚愿意待的地方，因为离他们“上班”的大明宫、兴庆宫也不远，再往南不远处还有乐游原和曲江池。这是文人官僚最喜欢游玩的地方。

第二个例子可以说明唐朝的文化之伟大、胸怀之开阔。我是研究敦煌出身，莫高窟的藏经洞我们已经研究了一百多年，但还没有研究完。如果把藏经洞中的碎片除外，按照唐朝图书的样子一轴一轴地卷起来，所藏各类文献、文书大概也有五万卷（轴）。这其中主要是佛经，因为它是寺庙图书馆。在中古时期，寺庙的图书馆就是一个文化中心。这里不仅收佛书，也收道教书籍，同时又有教育功能。因为寺庙的空间大，很多小孩子是在寺庙里读书。毕竟哪个人家也找不到那么大的能教很多人读书的地方。其实在新中国成立后，北京遇到校舍不够用的时候，很多中学就是由寺庙改造而来的，也是一样的道理。

颜真卿《多宝塔碑》部分拓本

全称为《大唐西京千福寺多宝佛塔感应碑》，唐朝时立碑于长安安定坊千福寺，宋代时移到西安碑林，清朝康熙年间碑体折断，现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

寺庙在承担教育任务的同时，也要保存图书，不仅有儒家经典，三教九流的书籍无所不包。我们可以看出来，敦煌相当于一个地方图书馆，而长安的“图书馆”应该比它要好得多。敦煌莫高窟的藏书已编好目录并发表。根据目录，我们可以看出唐朝佛藏是按照《开元释教录》整理的，这是唐朝的大和尚智昇根据西明寺的皇家图书馆所编的佛教藏书目录，包括经律论和传记，完整的一共有五千多卷。

敦煌有敦煌的价值，它有一些在长安被禁的书，疑伪经、三阶教经典，但在敦煌的和尚分不清楚，他们还继续信，因此留下了宝贵的藏外佛教典籍。此外，敦煌还有一些其他民族语言的文字，比如藏文、梵文、于阗文、粟特文等等。

斯坦因拍摄的敦煌藏经洞出土经卷

我们在史料中可以看到，开元时期有位史官叫韦述，他曾经在开元十年写过一本书叫《两京新记》，就是讲长安和洛阳的。因为都是他的亲身经历，所以写得非常贴切。韦述作为一名史官，又是个地理学家，也参加了很多唐朝的制度书籍比如《唐六典》的编纂。我们在《旧唐书·韦述传》中可以看到，他家“聚书二万卷”，一个人自己家里就有两万卷（藏书），而且都经过自己的校勘，甚至有些珍贵书籍连御府（即皇家图书馆）都未及见。

而且他还“兼古今朝臣图，历代知名人画，魏晋已来草隶真迹数百卷，古碑、古器、药方、格式、钱谱、玺谱之类，当代名公尺题，无不毕备”，什么都有。

所以当我们说敦煌有多伟大，你就得相应加多少倍，才能知道长安有多伟大，长安搜集了多少东西，长安有多么大的胸怀去拥抱世界的文化。

有一些不研究丝绸之路的人，老说丝绸之路没那么重要，是因为他们不知道长安有这么多东西。如果没有丝绸之路这些东西是怎么搬运过来的？所以他们总是说丝绸之路不重要，因为没有什么相关记载，就是说没有一本书把丝绸之路从头到尾记载下来。而他们不知道丝绸之路的记载体系。

我们在敦煌发现了《沙州图经》，这是由沙州（今敦煌）的官府编修的地理文书，把从东边瓜州到沙州的每一条驿道都写得清清楚楚，从哪个驿到哪个驿多少里，从这个驿到下一个驿多少里，从瓜州的州城到沙州的州城所有的道路，南边的道路、北面的道路，每一条驿道多少里，都做了记载。因为要做行政管理工作，需要了解这个，比如说一个高官从瓜州出发了，沙州这边要计算走几天到这儿，才能准备接待他，因此就必须得有这些公文材料在手里，而这就是最详细的丝绸之路的记录。

沙州既然有记录，那所有的州都会有，这是官府文书，唐朝法令规定三年要编一遍。唐朝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下属有24个司，其中工部有个职方司专管这个方面。每三年要向国家呈报，中央官府要掌握这些材料，地方官府也要掌握这些材料，这是它行政运作的需要。这样，我们就可以从长安接起来，一直到玉门关，连起一条丝绸之路。


敦煌残写本　《沙州都督府图经》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

唐朝在贞观十四年灭了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东南高昌故城），置高昌县，疆域一直到西州（唐代西昌州的新名，治所在高昌）；西州之外，那就是西域国家了。但是对于这些西域国家，你看《旧唐书》以及《新唐书》仍记录了从这个国到下一个国的里程，而且同时它还记录从这个国到长安城是多少里程，这是为了进贡，因为进贡要算走多远。

唐朝的朝贡也是有制度的，比如说在元旦这一天，所有的贡品必须都要陈列在大明宫前的广场上。所以必须要计算好时间。从高昌走，需要哪天出发？从长安旁边的同州（今陕西省渭南市大荔县）走，可能前一天出发就够了；如果你要在西州，那三个月前就得押运着货物出发；而那些附属于唐朝的西域国家，他们要朝贡可能半年前就开始走了。另外还有一个“至都护里程”，就是至安西都护府有多少里。如果他们国家出了乱子，安西都护府发兵后几天能到。把这些国与国之间的里程连接起来，不就是丝绸之路的记录吗？

丝绸之路，汉代就有了，从汉代的长安就可以连接到罗马。怎么能说没有丝绸之路呢？所以我们可以反观，唐朝在一套非常完善的制度规范下，实际又是非常开放的，一方面有这些制度管理，另一方面又有很大的灵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