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成中的体系——13世纪的“世界体系”

13世纪下半叶是世界历史上一段异乎寻常的时期。此前的旧世界从未有如此多的地区相互接触，尽管这些交往很肤浅。公元纪年伊始，罗马帝国和中华帝国之间曾有过间接的交往，但这些交往随着两个帝国的崩溃而衰微。7—8世纪，伊斯兰国家统一了欧洲和中国之间的多处中心地区，并向东西两个方向延伸，但这个复苏的世界经济体系的外围地区仍旧彼此隔绝。直到11世纪，乃至12世纪，旧世界的诸多地区才渐渐融入交流体系，所有参与者都从中获益匪浅。13世纪末到14世纪前十年，这种交流达到鼎盛。那时，甚至欧洲和中国都建立了相互间的直接交往，尽管这种交往明显存有局限。

13世纪的非同寻常还表现在另一方面。一个又一个的地区迎来了文化和艺术成就的顶峰,旧世界在此前从未有如此多的地区不约而同地进入文化成熟期。在中国，宋青瓷创造了陶瓷业的辉煌，唯有波斯艳丽的土耳其蓝釉钵堪与之媲美。在马穆鲁克王朝时期的埃及，工匠们在精心制作嵌有错综复杂的金银质阿拉伯图饰的家具。而在西欧,教堂建筑艺术臻于极致。13世纪中期，就在圣路易的十字军启程东征之前,镶有彩色玻璃窗的巴黎圣礼拜堂建成了。与此同时，南印度伟大的印度教庙宇建筑群如日中天。有证据表明，世界各地几乎都在将盈余投入到装饰和象征性表达之上。这个时代在知识上同样硕果累累，这表明过剩的财富不仅用于生产物品，而且还用于资助学者。

13世纪的这两种特质——经济一体化的增强和文化的繁荣——并非毫不相干。科技创新和社会改革导致了盈余的产生，然后，这些盈余又通过国际贸易进一步刺激了发展。航海技艺和国家治理能力的同步提高，便利了相距甚远的不同社会之间的交往，这又导致了盈余的进一步增加。各地的繁荣，至少是统治阶层的繁荣，带动了文化的兴盛。那时的欧洲还是最落后的地区，它或许从这个形成中的新网络获益最丰。

在本书中，我们探究了13世纪的“世界经济体系”如何帮助统治者们取得了这种普遍繁荣，并考察了该体系的形成过程。此外，本书还分析了这个良好的开端在14世纪中期衰落的原因。在16世纪之中，欧洲带头铸造了沃勒斯坦所界定的“现代世界体系”，此时，13世纪的“世界经济体系”还残存几分？在那个维持了大约五百年的16世纪世界体系中，西方世界明显居于支配地位。但是要想洞悉它的本源，我们有必要考察欧洲称霸之前的时段。这就是本书所要讲述的内容。

公元1250—1350年，一个国际贸易经济体在蓬勃发展，它从西北欧一路延展到中国，这个交流网络狭长但幅员辽阔（世界范围的），将商人和生产者卷入其中。虽然初级产品(包括但并不仅限于特定的农作物,主要是香料)在所有商品交易——尤其是短程贸易——中占了很大比重，但出人意料的是，成品才是这个体系的中心，离开它们，体系内的远程贸易可能就无法维系。这些物品的生产必须充足，以满足国内和出口需求。这样一来，体系内的所有单元都必须制造盈余，而要想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具备非常先进的调动劳力和组织生产的方法,否则一切都将无从谈起。

此外，远程贸易还涉及世界上不同区域的众多商人团体。尽管阿拉伯语、希腊语和拉丁方言都覆盖了广泛地区，中国官话是远东地区众多国家的通用语言，但这些商人没有必要使用同一种语言交谈或者书写。各地的货币也没有必要完全一致。白银在欧洲价值颇高，黄金在中东地区得到重用，而铜币则是中国的首选。各地之间的距离通常以时间加以衡量，多以周和月为准，遍历整个体系需要数年时间。但即便如此，货物的调度、价格的调整、汇率的商定、契约的缔结、贷款（给异地的资金或货物）的提供、合作关系的建立，当然还有记录的备存和协定的履行，一切都井然有序。我意欲表明13世纪的这个体系是多么地发达，先不管它是不是“现代的资本主义”，也不管它是否能称为“世界体系”。

在本书中,我无意陷于有关“真正”或“现代”资本主义“起源”的无益争论之中，也不想与世界体系理论家就某个力量何时从世界帝国进入全球体系之中这个问题进行同样无聊的辩论，更不想争执“传统的世界经济体”何时蜕变成现代世界体系。沃勒斯坦将那些复杂而又常见的“世界经济体”和帝国与16世纪诞生的那个“现代世界体系”区分开来。虽然承认世界帝国在16世纪前的存在，但他仍旧将现代世界体系看作新生事物。然而，近来参与到这一争论中的并非仅他一人。

历史学家在对资本主义（相对于古典的）世界经济体系的年代的确定上一直存有分歧。即便是马克思有时也会自相矛盾，他曾将资本主义的历史追溯至13世纪，但后来又转念改为了16世纪。研究13世纪佛兰德斯地区纺织业的学者据理力争，他们以生产模式以及业主和工人之间与日俱增的对立关系（这种阶级斗争在13世纪后半期达到高潮）为依据，认为这一地区早已出现工业化，而且这种工业体系与已经确立的“世界市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布罗代尔认为，13世纪的商业革命明确地创立了欧洲的“世界经济”，虽然该体系或许在14世纪中期的低谷阶段暂告终结，但它预示了新体系的到来。埃里克·沃尔夫的著作从1400年开始写起，书中也强调其后形成的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体系乃是以此前的体系为基础形成的,而那时的欧洲并不占支配地位。归根结底，以上这些争论主要围绕定义上的细节，而非真实存在展开的。考察现实层面的不间断的历史网络，似乎远比因历史时期的精确划分问题而争吵显得更有意义。

当不同社会组织市场性生产时，将他们分为两种，即资本所有权与劳动所有权没有分离的和已经分离的，是划定“传统”和“现代”分期的一个实证基础。但当我们进一步观察时，这种区别就未必能站得住脚，因为自由劳力和交易的货币化在“现代工业生产”之前就早已存在,而奴隶劳工和物物交易也存续到了现代。此外，有哪个城市中的“有产者”是辛苦劳作的呢？

另一组时常需要区分的概念是“商业革命”和“工业革命”，但是为它们划清界限通常显得过于武断，而且也为时已晚。工业主义出现于不同时间，不同地点。12世纪时，中国的冶金水平高超，欧洲直到16世纪时才达到同一水准，中国的造纸术和印刷术也是西方在数个世纪内无法具备的。虽然我们对中东和亚洲地区的生产过程的了解程度远不如对欧洲相关情况的了解，但大量布匹的出产（阿拉伯地区的棉布和亚麻布，印度的棉布和丝绸，中国的丝绸）这一事实表明，它们的生产技术必定不亚于那些我们有据可循的地区（比如佛兰德斯）。

我们也很难在规模上把13世纪和16世纪区分开来。必须承认，尽管13世纪时的生产和贸易规模高于15世纪时的水平，但逊于16世纪时的规模。不过，这样比较是不公平的。和当今的国际贸易规模相比，16世纪时的交流是微不足道的。重要的不是和未来对照，而是和过去对照。13世纪里有没有贸易额的显著增长？它有没有联结了众多正在发展的地区？多数中世纪史专家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对此，洛佩斯的评论十分中肯：

如果我们将商业革命和工业革命时期的贸易格局加以比较，乍一看时，很多差异就会扑面而来……几乎所有的贸易规模都小得令人难以置信。奢侈品……扮演着比供大众消费的日用品更为重要的角色。很多……商人对扩大利润额表现出更为浓厚的兴趣……而不是扩大销售额。即便如此……[13世纪时的]交易额还是非常令人震惊的……热那亚在1293年的海上贸易额是同年度法兰西王国总收入的三倍……

宋朝时期的中国同样也出现了国际贸易额的激增。伊懋可描述了13世纪时中国的国际贸易的扩展，指出其时的中国正在出口铜铁制品、瓷器、丝绸、亚麻布、化学制品、糖、大米和书籍，并交易到香料和其他舶来品。中国的部分乡村经济开始直接与海外市场需求相挂钩。

相对而言,中世纪的经济规模和“现代资本主义”早期的规模差异并不大，当我们意识到生产技术直到16世纪仍未有重大改进时，尤其会发觉这一点。如果我们声称自然力代替畜力象征着“工业”时代的到来，却无法从技术角度得出关于这个问题的确切答案，那么我们最好放弃之前对世界体系、现代性还有资本主义等概念的定义，除非我们将这些概念运用到——恰当区分并结合实证——对具体的一时一地的历史的分析上。

在我读过的评论中，费尔南·布罗代尔的评论似乎最合乎情理。他认为，在13世纪之前世界上很多地方就存有世界经济体，欧洲的世界经济体无疑也在16世纪——沃勒斯坦和马克思的某些作品都特意强调了16世纪的重要性——之前就渐趋成形了。他认为13世纪的意大利已经具备了资本主义的所有机制，甚至包括工业生产和自由劳力的雇用，因此应该将其划归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之一。

然而，即便是睿智的布罗代尔也会无意识地陷入欧洲中心论。虽然他乐于承认“欧洲的首个世界经济体[诞生于]11—13世纪之间”，“几个世界经济体前后相继……它们在地理上都归属于欧洲，”更确切地说，“自13世纪以来,欧洲的世界经济体多次变换形状”，但他并未告诉我最关键的问题。12—13世纪，在欧洲成为世界经济体之一，即加入那个从地中海延伸至红海和波斯湾，而后进入印度洋，穿越马六甲海峡抵达中国的远程贸易体系之前，世界上就已经存有无数个世界经济体了。没有那些世界经济体，欧洲在逐渐“扩张”的过程中获得的将是毫无意义的空间，而非财富。我打算从整体上考察这个世界体系，还欧洲以本来面目，那时它就像暴发户一样，处于体系的边缘。

本书无意辨别历史中的发端，而是致力于考察历史上的某个关键时段。从时间方面来说，公元1250—1350年这一个世纪的时间构成了世界历史上的支点或关键性的“转折点”；从空间方面来说，将地中海东部与印度洋联结起来的中东腹地构成了地理上的支点，东西方借此实现了大致的均衡。本书的论点是，没有内在的历史必然性在调整世界体系，让它青睐西方，疏远东方；也没有内在的历史必然性妨碍东方文明成为现代世界体系的缔造者。这个论点起码和它的对立观点一样有说服力。通常的研究方法是进行事后分析，即先考察现代西方的经济霸权和政治霸权，然后回溯推理，将霸权的既成事实合理化。我想另辟蹊径。

我考察了公元1300年前后的世界贸易体系，以探究世界是怎样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联结成一个共同的、生产和交易的商业网络。因为这种生产和交易对所有参与地区的自给经济来说都无足轻重，所以这个论题并不是要为一个不切实际的幻觉——一个相互依存、互通有无的不可或缺的国际体系——进行辩解。然而，16世纪也是这般境况。这样一来，如果世界体系肇始于16世纪这一说法成立的话，那么世界体系早就存在这一说法同样合理。

——选自《欧洲霸权之前：1250—1350年的世界体系》（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第13—24页。略有删减，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