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联电视艺术中心主任赵彤：《去有风的地方》呈现了人民史观的主体性和广泛性

5月13日，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研讨会在北京举行。国内影视专家、学者以剧话产业，解密中国温暖现实主义题材作品标杆的流量密码，深入探讨如何运用影视文艺作品盘活资源经济，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研讨会上，中国文联电视艺术中心主任赵彤表示，《去有风的地方》讲述了逆城市化创业的故事，展现了中国社会城市化的流动性，把握住了社会的情绪动向，特别是对青年群体的情绪动向演变，抚慰了逆城市化情绪。剧中，许红豆、谢之遥、黄欣欣等人回到云苗村，体现了年轻人对国家发展战略的信心，发挥了助力乡村振兴的社会引导价值。该剧将叙事空间聚焦小城市，表现山美景美人更美的乡村图景，呈现出人民史观的主体性和广泛性，拓展了空间表达的多样性。

在着力构建当代中国叙事国际传播背景下，《去有风的地方》在国内播出和境外传播都取得了优异成绩和良好效果，对此现象，应该认真加以分析和研究。除了对作品文本的研究之外，也应该把它纳入近年来我国电视剧创作的题材格局之中，乃至纳入中国社会叙事的视域之内分析。

赵彤表示，看完《去有风的地方》，有以下两点感想：

第一，有风小院的众生相。电视剧前半部分，看小院里的青年男女，想到王勃在《滕王阁序》里的一句话“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这个小院里的几个人，许红豆带着丧友之痛，和齿轮磨损的迷茫来到小院里。马秋山出世的模样，遭受重创之后，CEO就剩下O的状态，网络小说家大麦缠绕在收入薄的困境里，驻唱歌手胡有鱼基本上是热歌复读机，林娜因为直播纠纷来到这个小院，这5个人物，三个来自北京，一个来自上海，一个来自长沙。

在他看来，《去有风的地方》很好地表达了坊间流行好几年的“逃离北上广”这种社会情绪。在《去有风的地方》播出之后，《故乡别来无恙》里这种情绪也得到了表达。《去有风的地方》和《故乡别来无恙》讲的是二次创业的故事，二次创业的基点不在北上广，显示出当代青年对中国城市化的认同和背离。或者说两方面的编剧，一方面，在讲述着中国城市化中的青春奋斗的故事，另一方面，像《去有风的地方》讲述的是逆城市化创业的故事。

他提到，近两年来，情绪价值成为高频词，能否把握住社会的情绪动向，加以抚慰疏导和引领，成为决定影视作品能否赢得观众的重要依据。如果说《战狼2》和《红海行动》实现了中国民众对地缘国际的社会情绪抚慰。《去有风的地方》则是对逆城市化情绪的抚慰。因此，敏锐把握社会情绪动向，特别是青年群体的情绪动向演变，对于影视剧创作而言是形成于文本之外的必要条件。

在他看来，如果说《去有风的地方》对逆城市化的社会情绪把握和表现，对许红豆、马秋山、林娜成为一种被动的无奈，在谢之遥身上，是一种积极拥抱的状态，在谢之遥的形象上，明显寄托着返乡创业，助力乡村振兴的社会引导价值。在黄欣欣之所以再延续工作一年，以及许红豆最终回到云苗村创业，都体现创业者对国家发展战略的责任，在许红豆以专业能力改进小院规章制度的时候，可以明显看到：补短板，强弱项，解决发展中存在的不均衡不充分矛盾问题的影子。

他认为，剧作对有风小院五个失路之人，他乡归客的安排是什么呢？想回北京的回北京，想回上海的回上海，想留云苗村的回云苗村。由此表达了对马秋山向往着上市，和许红豆下乡的共赢，让城市化的选择和去城市化的选择并行不悖，这是对社会板结化的否定，而恰恰是对社会流动性的肯定，有流动性的社会才是有活力的社会。

第二，有风小院在哪？有风小院所在的地方是云南省大理市落霞镇云苗村。有了电视剧创作的叙事空间，标志着在电视剧创作里面，现实题材，当代故事新时代叙事的空间在不断地下沉。选择与脱贫攻坚题材创作必然要把故事放到村里和县域，不可置换性不一样，是主动追求和实现地域表达的权利。

他认为，在我国电视剧创作中，早期的创作叙事空间，地域形象遍及都市、市县乡村，到后来发展过程中，现实题材当代故事叙事空间，日益集中到大都市中。北上广作为一线城市的地位，在电视剧中得到反复强调，体现电视剧叙事空间方面不充分不均衡。

他提到，近年来，现实题材当代故事叙事空间的小型化和“边缘化”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小型化、边缘化的地方是“于无声处听惊雷”，展现出了小城市的魅力。影视剧创作中，叙事空间的选择，必然显示出出镜的空间形象，它与人物形象同样重要。叙事空间不单单是衬托故事影片，《去有风的地方》不仅有他乡的五个人，还有奶奶、秀英阿奶，还有一只猫叫佳慧，还有一只猫叫小黑。既是衬托许红豆、马秋山的绿叶，其本身也是花。呈现出历史主体的广泛性，空间表达的广泛性和多样性。

最后，他表示：《诗经》里有十五国风，在新时代叙事体系内，不仅要讲好960平方总和的故事，还应该讲好每一个平方的故事。

文旅头条融媒体记者 陶江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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