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核危机，美国：若中国遭到核打击，将对苏联134个城市核报复

这是一场中美苏三个超级大国之间的顶级核武博弈。如果任何一方处理不当，都有可能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现在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1969——那个令全世界惊心动魄的一年。

其实在1969年之前，中苏两党因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方针政策上发生了全面和根本的分歧，两国的关系就已经开始交恶了。

苏联撤走了所有在华的技术专家并撕毁了两国合作的经济合同，此外，在中苏蜜月期内被搁置了几十年的边界问题，也重新被提了出来。

1964年10月至1969年3月，短短五年时间，由苏方挑起的边境事件就高达4189起，而其中最著名的边界冲突，便是1969年的“珍宝岛事件”。

1969年的3月2日、15日和17日，中苏先后在珍宝岛上爆发了三次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

在这场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中，中苏双方都有伤亡，但苏联显然没有占到便宜，据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公布的数字，苏军在这场冲突中死亡58人，受伤94人。

被毁的坦克、装甲车辆达19辆，此外，中方还缴获了苏联的一辆T-62型主战坦克。

这辆坦克后被运到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展出，它不仅成为当年苏联侵略中国领土的铁证，也成为了中国自制坦克的蓝本。

我们单从这个数据来看，苏联显然是吃了亏的。

作为冷战时期的两大霸主之一，除了美国，苏联没把任何一个国家放在眼里，那时候的中国在苏联眼中，不过是个“跟屁虫”的“小弟”。

在“小弟”手里都没占到便宜，自然令苏联的领导层大为恼火。

于是，以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部长助理崔可夫元帅为首的军方强硬派，主张一劳永逸地永远消除中国的威胁，他们力主动用在远东地区的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当量几百万吨级的核弹头，对中国的军事、政治等重要目标实施“外科手术式核打击”。

但大规模使用核武器对一个国土庞大的主权国家进行致残式的核打击毕竟影响太大，不确定性也太多。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苏联的主要对手毕竟还是美国，如果美国借机插手，苏联将很难两头应付。

但苏联又实在咽不下“输给小弟”这件事。因此，为了迫使中国就范，同时也为了避免两头作战，探明美国对于苏联核打击中国的态度就极其重要。

多勃雷宁

1969年8月20日，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奉命在美国的华盛顿约见了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向他通报了苏联准备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意图，并征求美方意见。

苏联此举显然是为了试探美方对于核打击中国的可能性。

在这个关乎全球安全的问题上，多勃雷宁和基辛格探讨了一夜。

尼克松

第二天一早，基辛格拿着十几页的资料来到了白宫，向时任美国总统的尼克松汇报了这件事。

尼克松紧急召开高级官员会议，探讨苏联意图核打击中国这件事。

最后经过磋商，尼克松认为，在美苏争霸的冷战阶段，一个强大中国的存在符合美国的战略意义。

原因有二，一是苏联对中国进行核打击，必然会招致中国的全面报复，这将直接威胁美国驻亚洲的25万美军的安全。

二是苏联一旦使用核打击制服了中国这个庞然大物，那么全世界都将跪倒在苏联面前，连美国也不例外。

届时整个远东地区都将在苏联的控制之下，亚洲将再无能牵制苏联的对手。

于是在这样的考量之下，美国方面认为：美方必须反对苏联核打击中国，以此抑制苏联动用核武器的念头。

其次还要尽快把苏联的意图告诉中国。

但做到这一点很难，因为在建国之初，新中国奉行“一边倒”的外交策略，与苏联结盟的同时开始长期和美国对抗。尽管60年代中苏分歧不断加剧，但中美关系却并没有改善。

尤其在越南战争中，中国还是支持越南全力抗美的。因此当时的中美要想直接对话沟通，还是十分困难的。

尼克松

美国考虑到，如果直接告诉中国苏联的意图，中国也不一定相信，甚至还会认为美国在耍花招。

最后经过磋商，美国决定让一家不显眼的报纸将这个消息捅出去，这样一方面中国能看到，另一方面苏联也不会怪罪美国泄露消息。毕竟美国的小报总能得到各种各样的秘密。

到了8月28日，《华盛顿明星报》在醒目位置刊登了一则消息，标题是《苏联欲对中国做外科手术式核打击》，文中说：“据可靠消息，苏联欲动用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几百万吨级当量的核弹头，对中国的重要军事基地——酒泉、西昌发射基地、罗布泊核试验基地，以及北京、长春、鞍山等重要工业城市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

与此同时，苏联的《真理报》也发表编辑部文章，提出：“如果战争在目前条件下爆发，使用现有技术、毁灭性武器和现代发射工具，那么哪一个大陆也不能幸免。”

毛主席

这两则消息几乎同时出现，瞬间引发了全世界的关注。

中国自然也十分重视。但当周恩来总理将此消息汇报给毛主席时，毛主席哈哈大笑，说：“不就是打核大战嘛！原子弹是很厉害，但鄙人不怕。”

为应对可能到来的核打击，中方采取的应对措施是，成立以周恩来为组长的人民防空领导小组，迅速组织疏散城市人口，迁移工厂，深挖洞，广积粮，以备核大战之需。

中央军委也下令东北、华北和西北的人民解放军部队立即进入紧急战备状态，保卫边疆安全，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

同时实行全民总动员，全国掀起了群众性的大挖防空洞和防空壕的热潮，许多企业转向军工生产，大批工厂也转向交通闭塞的山区。

一时之间，全国的战备工作进入了高潮。

当苏联意识到中苏双方已经进入到战争边缘的状态时，苏联部分领导人意识到在袭击中国后必定会遭到全面报复。

但冷战时期，苏联的全球主要战略对手是美国，战略重点在欧洲，此时和中国闹僵，显然不符合其战略利益。因此苏联突然缓和了和中国的关系。

柯西金和周总理

1969年9月11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利用赴越南吊唁胡志明之机，在归国途中于北京求见了周恩来总理，双方在机场讨论了两国关系的问题。

双方一致同意，首先签订一个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防止武装冲突的临时措施的协议，进而再谈判解决边界问题。

这显然是苏联试图缓和关系的信号，但柯西金回去后，苏联突然又改变了态度，趋向于强硬。这很可能是苏联高层分成了对华强硬派和温和派，当时强硬派占了上风。

眼看中苏关系越来越紧张，美国出于全球战略利益和发生大规模核战争的严重后果考虑，决定插手此事，阻止这场可能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核战争。

在美国看来，中苏冲突可能扩展到其他地区，从而危及美国的全球利益。

而且，和一个有着七亿人口的中国持续关系紧张，也不符合美国利益。

尽管美国期望中苏关系紧张，这样自己就能浑水摸鱼，从中渔利；但美国也害怕一旦利用这种分歧又会导致中苏迫于美国的压力走向复合。

前面说过，中苏关系再紧张，美国依然是他们在全球战略中的主要对手。

所以与其左右矛盾，不如借机缓和中美关系，拉拢中国，即使中国不站在美国一边，也要中国在美苏对抗中保持中立。

在这样的考量之下，尼克松紧急召开国防会议，要求尽全力阻止“眼前这场中苏一触即发的战争”。

美国的做法是，首先谋求改善中美关系，借机和中国和解，削弱苏联的盟友力量。

尼克松先是授权驻波兰大使小沃尔特·斯托塞尔寻找机会与中国驻波兰临时代办取得联系，转达改善关系，重开谈判的愿望；

同时又委托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向中国转达美国改善对华关系的愿望；

除此之外，美国还拿出了最后的杀手锏，那是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时，美国尚未亮出的一张王牌。

这张“王牌”是，美国利用已被破译的苏联密码，向苏联本土134个城市、军事要点、交通枢纽、重工业基地发出准备进行核打击的指令。

勃列日涅夫

这则消息很快传到了苏联，勃列日涅夫不信美国会站在中国一边，于是立即给苏联驻美使馆打了电话。

驻美大使多勃雷宁接通电话后向勃列日涅夫报告，说：“情况属实，两小时前我同基辛格会晤过，他明确表达了尼克松总统认为中国利益同美国利益密切相关，美国不会坐视不管。如果中国遭到核打击，他们将认为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他们将首先参战。基辛格还透露，总统已经签署了一份准备对我国130多个城市和军事基地进行核报复的密令。一旦我们有一枚中程导弹离开发射架，他们的报复计划便告开始。”

听完多勃雷宁的报告，勃列日涅夫大怒，却也无可奈何。

与此同时，苏联的卫星也拍摄到了中国的导弹基地已经进入临战状态，所有的地面导引站都已开通。

苏联的军事委员会经过评估，也认为中国的核弹头虽然不多，但一旦开战，苏联并不能一开始就剥夺中国的反击能力。

而在此次核危机的前夕，中国在9月23日和29日，也先后进行了当量为2至2.5万吨的地下原子弹裂变爆炸和轰炸机空投的当量约300万吨的氢弹热核爆炸。

当时苏联和美国的地震检测局和卫星都检测到了能量巨大的爆炸信号，这些意味深长的信号都给了苏联中国将坚决反击的决心。

柯西金也劝勃列日涅夫说：“也许美国的所谓核报复计划是恐吓，但中国的反击决心是坚决的。”

就这样，在美国的强烈反对和中国的积极备战下，苏联终于放弃了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想法。

1969年10月20日，中苏两国外交部副部长级的边界谈判在北京正式举行。

中苏之间的紧张对峙局面开始逐渐缓和。不过这场谈判持续了长达9年的时间，却依然没有取得进展。

尼克松访华

但中美关系却得到了极大的缓和。

1970年1月，中美大使级会谈恢复；1970年10月，美国记者斯诺夫妇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观礼；1971年4月，中国乒乓球队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抗苏的共同目标终于使得中美关系走向缓和。

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中美《联合公报》发布，中美关系获得前所未有的突破。

由于中美关系的突破和改善，在北京、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形成了一个有利于中国的新的“三角关系”。

尽管中国在这一战略三角关系中的回旋余地受限，但中国基本消除了长期以来来自华盛顿的威胁，也大大地减轻了来自莫斯科的压力。

1969年发生在中苏边界上的冲突事件，其影响不可谓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