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后魏玛共和国和德意志少数民族：德苏交涉，对政策影响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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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后瞬息万变的国际政治格局，对魏玛共和国的波兰德意志少数民族政策具有重大影响。当时，德国对波政策可以概括为修约主义和领土收复主义，这一政策得到了德国政治家和社会舆论一致支持。

魏玛政府甚至还制定了多个收复东部被割让区的方案。随着波苏战争的爆发，人们普遍认为波兰必将崩溃。在红军已在取得了军事上巨大优势的情况下，柏林外交部开始考虑收复东部地区的可能性同时制订了可能进行的德苏谈判方案。

德苏两国交涉

早在1920年8月4月，外交部波兹南混合委员会德国代表就提出了同苏俄进行密切合作，以打破德国在外交上的孤立状态及制衡协约国的建议。他强调在德军即将接管该地和波兰即将崩溃的情况下，前普鲁士地区德意志人应该欢迎红军的到来。

波兹南混合委员会德国代表的建议代表了德国保守势力的基本诉求。柏林政界在20年代初考虑的就是与苏俄合作以灭亡波兰。至于证据，则是国防军参谋部领导人汉斯·冯·塞克特1920年的备忘录。

1920年8月19-20日,波兰取得了华沙保卫战的胜利,这迫使德意志政治家改变其之前的对波兰的德意志少数民族的政策。

德国驻华沙首席外交代表赫伯特·冯·德克森在红军溃败后，于1920年9月向外交部递交的报告中写道:波兰德意志人必须在留守波兰的同时，承担起他们作为波兰公民应该承担的义务;同时，他们还应该承担自己的民族使命一作为德国收复东部被割让区的排头兵。

因此，德意志少数民族必须在其自身利益没有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宣誓效忠波兰政府。当然，其不过是一种对外策略。

方案的提出

波苏之间于1921年达成了里加和平协定。波兰虽然没有灭亡，但波兰严峻的经济形势使一些德国政治家希望通过经济援助的方式收复东部地区。

包括德国驻波兹南外交代表和德国驻格但斯克外交代表在内，许多德国外交官在其呈递给柏林外交部的报告中都表达了这一主张。波兹南混合委员会强调巴黎和会将一些德意志占多数的地区划归波兰的做法违背民族自决原则。因此，该委员会提出了两种收复方案。

(一)如果上西里西亚全民公决的结果是归属德国，可以用波兰人占多数的西里西亚边界区换取德意志人占多数的地区，主要包括沃尔斯泰因、新托米施尔、伯恩鲍姆等地区。

(二)不断向波兰施加经济压力以迫使波兰接受德国对一些地区的经济援助。格但斯克帝国委员会也想通过类似的方法以收复“走廊区”和西里西亚。

格但斯克帝国委员会认为，要么灭亡波兰，要么通过经济援助换取这些地区回归德国。在其看来，波兰归还这些地区是建立德波永久良好关系的必要前提。

德国当局意识到，任由波兰经济的崩溃不符合德国的利益。1921年12月外交部档案文件中的一份备忘录证明对此进行了说明。该备忘录强调德国占领波兰具有双重意义:一是作为德国商品的倾销地和农产品的供应地，二是将波兰作为进军俄国的桥梁。

因此，备忘录强调德国波兰政策的基本目标是扩大其在波兰经济中的比重。德国东方政策的重要目标是联络俄国，而法国人的目标是将波兰构建成德俄之间障碍。所以有必要与波兰维持一定关系。

德国对波政策和对苏政策指导原则持续了数年。在德国打破政治孤立的目标作用下，德苏关系持续改善，拉帕洛条约的签订使其达到顶峰。然而德波关系却持续恶化，最终导致了德波经济战的爆发。

外交部档案披露了一些德国试图在波兰问题上与苏联进行合作的细节。1924年12月,德国驻莫斯科大使向柏林建议就波兰问题与苏联政府保持长期密切磋商。

德国当局宣称:德国在成为国联成员国之后将会对波兰东部领土问题保持中立。但是，德国要求苏联支持德国对波兰西部领土修约要求。

几天后，德国驻莫斯科大使乌布利希·格拉夫·冯·布鲁克多夫-兰曹和苏联外长契切林就此展开会谈。苏联外长宣布，其政府愿意就波兰问题同德国展开长期合作，同时赞同德国当局对波兰的德意志少数民族的政策。

但与此同时，苏联外长认为德国在波苏边界问题上保持中立的条件下，要求苏联在德波边界问题上给予德国全力支持的做法是不切实际的。

德国和苏联在波兰边界问题上一直保持着密切接触。1925年4月，苏联外长李维诺夫和德国驻莫斯科大使就苏联驻巴黎大使卡拉辛的秘密报告展开会谈。

卡拉辛在报告中披露了波兰外长格拉夫·亚历山大·斯科任斯基同法国外长爱德华·赫里欧在法国担保波兰边界安全问题上进行着谈判。

德苏之间就波兰问题展开的信息交流不仅仅局限政治领域。最新出版的之前未解密苏联档案显示他们在其他领域也进行了合作，例如军事和新闻领域。

前普鲁士地区的德意志人民是魏玛德国的波兰政策的要素之一。德国驻华沙大使馆领导人赫伯特·冯·德克森的内部信件就显示德意志人问题是影响德国对波兰态度的重要因素。德国一直都在利用凡尔赛和约第一部分第93款之规定来保护波兰的德意志少数民族。

此外，德国还通过外交手段质疑波兰在波兹南和波莫瑞地区实施的去德意志化措施，例如德国外交部于1920年11月16日和1920年11月20日就此问题两次口头照会波兰。

但是，外交部1922年元月的备忘录指出；无论是德国政府的照会还是德国驻华沙大使的警告都没有取得任何效果。

1926年9月，德国成为国联成员国;之后不久，德国又成为国联理事国;这使得德国政府有了更有效的保护波兰德意志少数民族的手段。外交部长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在1926年夏和西里西亚德意志少数民族争议案中成功地捍卫了德意志人的利益。

1928年12月的洛迦诺会议期间，国联理事国就波兰外交部长奥古斯特·扎列斯基对德意志联盟西里西亚支部的学校控诉案的极端反应展开激烈辩论。

这一案件被作为波兰侵犯波兰德意志少数民族合法权益的证据被呈递给国联，因而，这一案件引起主张和平主义的欧洲人民的长期关注。

施特雷泽曼多次公开表示德国非常重视波兰德意志少数民族的地位问题。但是，他没有对国联抱有太大的幻想，因为国联少数民族政策的目标是保证保护少数民族权益条约的签署国能够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严格遵守该条约。

德国在国联的“少数民族攻势”政策导致了波兰出台了针对德意志少数民族更为激进的国内政策。波兰当局之国内政策不仅针对德意志少数民族，而且还针对其国内其他少数民族。这导致了波兰的少数民族控诉案件激增。

1925-1928年的波兰少数民族控诉案件数量很少，1929年大幅增加，共12次出现在国联大会议程及国联理事国磋商之中。以后更是呈逐年递增之势:1930年14次，1931年61次、1932年82次。

对少数民族组织进行财政援助，是魏玛共和国波兰德意志少数民族政策重要内容。德意志少数民族只有在帝国财政援助才得以维持生存状况的状况，使帝国政府几乎完全控制了少数民族组织和德意志少数民族政党。

柏林内政部的一个决策机构于1919年19月20日邀请波兰德意志人代表前来会晤。这次会晤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决定对波兰德意志人进行财政援助。

1927年，德国政府将特殊进口配额授予两家大型钢铁企业:俾斯麦冶金公司和拜登冶金公司。这两家企业还被允许按照关税战前的税率每月向德国出口260吨钢。从1926年到1933年，每年经德意志协会之手发放的失业救济金达六千万到七千万马克。

帝国对西里西亚工业的财政援助随着大萧条的爆发而不断增加。1932年，外交部长牛赖特建议追加三千七百万到四千万德国马克的援助以使大型德意志企业免于破产，因为德意志人经济地位的进一步削弱将破坏德国收复这一地区的努力。

此外，帝国还会使大量失业者来到德国，从而导致德国失业率飙升。在财政拮据的情况下，德国政府同意追加两千三百万马克的援助以拯救半数波兰西里西亚德意志人以之为生的处在严重危机之中的数家当地企业。

1925年，德国政府在荷兰专门注册一家负责通过低息贷款形式援助波兰德意志人的银行一荷兰外资银行。荷兰外资银行向波兰德意志人提供了数笔大额贷款，其中包括向普勒斯康采恩提供的贷款八百万马克，但是其面临着资金不足的问题。

因此，德国政府于第二年通过一项补充计划，其由克雷默-默伦贝格提议、施特雷泽曼批准;其以直接拨款和贷款形式向其他国家的德意志人三千万马克的资金。

其中，波兰德意志人的数额为一千六百五十万马克。这些贷款由奥萨中介公司来发放，由克雷默-默伦贝格、温克勒及其他八人组成的专门委员会来管理。

随着大萧条的到来和波兰政府对德意志人的有意刁难，德意志少数民族处境愈发艰难。于是，有人建议德国政府实施一个为期5年的计划:四千五百万马克的经济贷款和一千五百万马克的文化资助，这便是奥萨计划。

奥萨计划的拓展得到了除共产党、纳粹党和社会民主党之外的国会各党支持。政府不断努力使各界对奥萨计划保持信心，德国政府请求波兰政府废除1929年清算协定，将其资金用以此项拨款。

根据一份1926-1931奥萨活动报告，价值三千七百五十万马克的贷款被提供给波兹南和波莫瑞德意志人:1932年，预算则达到了八百万马克。

波兰上西里西亚按照这一计划，在整个1931年收到了五百五十万马克的贷款;奥萨向波兰的德意志合资银行注资三百万马克，这三百万马克全部用于德意志基金会的资助学校项目。

一战后的政治进程，尤其是波苏战争和经济危机的爆发，使一些德国政治家认为波兰的存在只是“昙花一现”。在这种背景下，德国认为他们很快就能冲破凡尔赛和约对德国边界的束缚，从而收复东部领土。

然而，随着苏俄在波苏战争的战败和波兰经济形势的好转，德国政府开始关注波兰的德意志少数民族问题，并且该问题迅速成为德国对波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之，魏玛共和国的德意志人政策也逐渐成为影响德波关系的重要因素。魏玛共和国的德意志人政策虽然随着形势变化而侧重点可能不同，但是其根本立足点却从未变化，即修约主义和领土收复主义。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