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沙皇俄国的社会政策流放制度的盛行,对俄国文学有何影响

文|墨忆史谈

编辑|墨忆史谈

19世纪，对于沙皇俄国来说是一个特殊的世纪，是一个思考和语言的世纪，同时也是一个尖锐地分裂的世纪。对于俄罗斯人来说，最大的特点则是内在的解放和紧张的精神追求和社会追求。

一方面以沙皇为首的统治阶级极力维护专制统治，另一方面知识分子阶层深感自己担负着改变丑陋的社会现实的重任。

正是这种“志在未来，向往更好的、更加公道的生活”的态度，使得19世纪的俄国知识分子成为了沙皇打击的重点对象，流放成了防止进步思想传播，巩固专制统治的手段。

沙皇都给他们都定了一个相同的罪名--政治罪，而他们也就成了政治犯，“对他们的流放就是政治流放。”

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认为：“一种行为触犯某种强烈的、十分鲜明的集体感情就构成了犯罪”。

在沙皇俄国这些政治流放犯触犯的不是集体感情，而是以沙皇为首的统治阶级的感情，所以他们在其他类型的流放犯中占据着特殊的地位。

他们是一群接受过教育、有思想的人，是一群反对专制统治的人，是一群力图改革现状、希望祖国富强的人。

有关流放的文学作品、传记和专著

20世纪至今，出版了大批有关流放的文学作品、传记和专著等，有上百本之多，使这一时期对流放问题的研究呈现出多角度、细致化的趋势。

但限于国内对俄文原版书的引进、译介规模不大，所以很多书我们只能一览其名，而不知其所详。

综观这些著作的出版时间主要集中在20世纪的80-90年代，在21世纪初又涌现了一批新的著作，使对西伯利亚流放研究不仅仅限于沙皇俄国时代，也包括了苏联时期的富农流放和民族流放等。

具体来讲，文学作品有乔治·肯南的《西伯利亚与流放:1885-1886年的旅行记》。

作者以一个美国旅行者的身份，描述了自己眼中的流放犯的生活和监狱等。

全书共分为16个部分，分别是:从彼得堡到彼尔姆，越过西伯利亚边界，秋明转运监狱，西伯利亚运送囚犯的驳船，吉尔吉斯大草原，我们与政治流放犯的最初见面，两个政治流放犯的移民屯，政治流放犯的生活，西伯利亚大道等。

这本书中有很多珍贵的资料，包括监狱方面官方统计的表格、插图和当事人的书信等。

在书中作者描述了囚犯的居住情况和医疗情况，并简短地介绍了女子监狱的状况。

尤其作者还用大量篇幅描述了政治流放犯到底是怎样的一批人，表现了作者对他们的同情，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愤怒。

自传有薇拉·妃格念尔的《俄罗斯的暗夜》和《狱中二十年》。

薇拉·妃格念尔出身于俄国贵族家庭，但她却同情穷人，投身革命，从而几乎终身遭到监禁。

这两本书详细地介绍了薇拉·妃格念尔在1876年参加制订民粹派纲领、1883年被捕、1904年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省尼奥诺克萨村等内容。

特别地还介绍了她出狱后在生理上和精神上受到的震动，引用了作者在1883年被捕后写的供词，对我们研究沙皇统治末期的流放制度和流放犯的生活提供了材料。

在这一时期出版的主要研究专著有以下几本:首先是盖尔涅特的《沙皇监狱史》本书共五卷，分别介绍了1762-1825年的监狱，1825-1870年的监狱，1870-1900年的监狱，1900-1917年的监狱，1907-1917年的监狱。

其中在第二卷中作者详实地描述了十二月党人在西伯利亚的劳动、生活以及家庭的状况。

除此以外，书中还有大量篇幅关于不同时期的监狱建筑和监狱管理条例等方面的内容。

第二本是《19世纪下半叶苦役与流放的概况》，本书是1999年出版的，作者普罗库洛娃是伏尔加格勒法律学院的副教授。

本书从法学的角度，借用文学作品中关于对苦役与流放的论述，分析了19世纪下半叶苦役与流放的概况。

把关注点主要放在了犯罪的动机是什么;探讨了怎样才能改变罪犯的道德状况等问题。

认为在19世纪下半叶有如此多文学作品关注罪犯和监狱问题，是由以下几个原因造成的：

第一，资本主义的发展引起社会的动荡，致使犯罪行为增多，引起了知识分子对这一问题的关注;第二，人道主义的兴起，对罪犯的关注;第三，乌托邦主义者对这一问题的热烈讨论等。

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米罗诺夫的《俄国社会史》，1999年初版，分别在2000年和2003年再版，2006年译成中文。

本书下卷介绍了沙俄的法制和司法制度，作者认为18世纪至20世纪初的俄国社会是朝着公民社会、法制国家、尊重个体和人权的方向发展的。

修正了“把帝俄看作是独裁的、保守的、侵略的、停滞的国家，那里没有自治，不尊重法律，只崇尚暴力”的传统观点。

本书史料详实，附有很多有趣的图片和大量统计资料，观点新颖，价值较高。

除了专著，在这一时期还出版了一些关于流放的论文集，如1985年出版的《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十二月党人》书中收录了以下论文:

《俄罗斯的解放运动:贵族阶段的西伯利亚政治流放》《在西伯利亚流放期间十二月党人对专制制度的看法》《在西伯利亚流放期间十二党人对权力问题的观点》《西伯利亚十二月党人的科学、地方学著述的作用》、《大赦后的十二月党人的小生产合作社》《关于十二月党人古列耶夫的档案材料》等。

各论文中引用了大量的原始材料，有十二月党人的档案、书信和回忆录等，虽然不是一本专门研究流放制度的论文集，但却是研究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十二月党人生活的绝好材料。

综上所述，国外研究主要集中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流放犯生活的描述，主要集中在报告文学、人物传记、回忆录中。

如《萨哈林旅行记》《车尔尼雪夫斯基传》、《往事与随想》和《死屋手记》等。

对某一特殊流放群体或历史人物的考察，以及对某一特定地点的流放历史的描述:

如《列宁的西伯利亚流放》、《流放到东西伯利亚的波兰政治犯》《流放到阿尔汉盖里斯克省的女政治流放犯(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 《明努辛斯克地区的政治流放(1825-1895)》、《被流放的西伯利亚的十二月党人》等。

对流放与苦役，流放与革命，以及流放与工人运动之间关系的考察，如《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革命者:19世纪-1917年2月》、《西伯利亚与苦役》等。

综观国外对流放问题的研究，首先可以看出这些作品多是从社会学、文学和法学的角度切入的，据所搜集的材料来看，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研究此问题还没有，所以从历史学的角度对此问题进行再研究很有必要。

其次，虽然国外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取得了很多的成果，但是这些研究仍存在着许多的不足之处:

第一、对流放多以某一个角度进行叙述和考察，没有一个整体性的认识，缺少对流放制度的产生、发展、灭亡这一历史变化过程的分析。

第二、对政治流放犯的生活介绍得比较详细，但很少深入到一些问题中去，如流放犯的相对自由问题，书刊检阅制度与流放的关系问题等。

第三、对政治流放的作用和影响这一问题认识还不到位，很多研究专著就事论事，没有把政治流放与当时的社会大背景联系起来，政治流放到底在俄国历史中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等，这些问题都需要继续进行研究。

俄国通史

国内对西伯利亚流放的研究起步比较晚，研究成果并不多，且多散见于一些俄国通史的著作中，或对俄国文史知识的介绍中。

北京大学历史系主编的《沙皇俄国侵略扩张史》就涉及了一部分波兰革命者被流放的事情，蒋路的《俄国文史采微》也对西伯利亚流刑做了一个大致的介绍。

除此以外还有徐景学的《西伯利亚史》和王晓菊的《俄国东部移民开发问题研究》分别涉及到一部分政治流放的内容。

对流放问题进行研究的专著暂时还没有。

价值比较高的论文主要有四篇:

郭宇春的《浅论西伯利亚流放》、《雅库特省政治流放犯对当地文化发展的贡献》、《19世纪70-80年代俄国流放犯对雅库特社会的影响》和王晓菊的《沙皇时代的西伯利亚流放》。

两人都对西伯利亚流放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研究，分别从流放作为一种刑罚的大致发展历程说起，介绍了流放的分类和流放的影响，可以说使我们对西伯利亚流放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也给我们研究西伯利亚流放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理论框架。

但还是存在着一些问题，如对流放制度在沙俄历史中的地位到底怎样，这还要继续进行研究。

对流放犯的劳动情况也论述很少，还有一些问题没有研究到，如流放犯的报酬问题、流放犯的家庭生活，流放犯的娱乐生活，刑满结束后的生活，特别还有女犯的状况等等。

可以说，国内学者这些粗线条的研究，还不足以使我们对沙俄的流放制度有一种清晰认识，很多细节问题还要继续充实。

俄历史研究学家试图从国内外研究不足的地方入手，以达到对流放制度能有个圆满的解释，从而深化对俄国历史的认识。

早在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和伊凡雷帝期，政治流放就在俄国存在了。

俄国法律条文中第一次提到政治流放是在1582年，流放地点是欧俄的普斯托泽尔斯克、乌斯丘格和阿尔汉格尔斯克等地。

1593年的“铜钟流放”则是西伯利亚最早的集体政治流放事件。

在亚历山大一世统治时期，政治流放在整个沙俄流放体制中占据着非常小的一部分，还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而到了尼古拉一世统时期，则出现了两次规模较大的政治流放，即对十二月党人的流放和对波兰革命者的流放。

此后，政治流放的人数逐年上升，到了1900年取消了普通刑事流放后，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人基本上都是政治流放犯了。

在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政治流放犯中，很大一部分都与第三厅有关。

第三厅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机关?它又为什么和政治流放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呢?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