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14世纪欧洲代议制度的历史传统：代议因子的构成，都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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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至14世纪时期，已陆续出现了一些制度来规范议会的召开时间以及会议程序。与代议制的形成类似，代议思想的出现并不是突然镶嵌在中古英国的历史画卷上的。占典时期至中古早期出现的各种会议和政府管理制度，都可作为代议思想形成的历史传统和文化环境。

古希腊罗马文化

经历了“黑暗时代”的希腊文明从公元前800年左右开始复兴。从公元前7世纪开始，城邦政体大致是从以君王为主导过渡为相对民主的贵族统治。

贵族势力的兴起伴随着王政的衰弱，这是因为城邦的概念使人们达成了思想意识的统一，公民在城邦中有一定的权利与义务，经过发展最终形成了政治上的联合体。

但是在大多数城邦中，人们获得公民权的前提，除了必须为男性之外，往往还需要拥有一定的土地。换言之，土地持有者更有资格参与城邦内公共事务的讨论与决策。

所以，在王政被推翻后，政权首先由拥有土地的贵族阶级掌握，只是各城邦的发展程度不同，有些仅是由少数贵族统治的“寡头政治”，有些则形成了相对民主的贵族共和制。

同时，除了贵族之外，有一部分自耕农也拥有一定数量的土地，具备一定程度的经济能力，于是他们能投入到战争之中，并在城邦政治生活中开始有一席之地。

与之前相比，民主的范围已经得到扩大，渐渐形成了一种原始民主的意识，为后世“政治权力来源于公民共同体”的代议思想奠定了历史文化基础。

希腊移民运动促使了殖民城邦的建立。这其中，有为了开拓金属运输商道而建立的马西利亚和伊特鲁里亚，也有为了缓解粮食紧张而建立的粮食运输要塞——米利都和麦加拉，还有完全为了发展商业活动而建立的诸如诺克拉提斯等商贸城市。

总之，这些殖民城邦和商贸城市基本满足了希腊人经济发展的需要，使得各城邦之间的商贸活动更为密切，从而促进了经济的蓬勃发展。但是同时也加大了各城邦之间以及城邦内部的贫富差距，这种差距从古风时代的墓葬情况就可以看出。

同时，社会矛盾随之而来，尤其体现为贵族与平民之间的矛盾。从古风时代的诗歌作品可以看出，贫民对贵族的奢华生活以及他们在政治权力上的特权，甚至是垄断，不断的提出抗议。

对外，斯巴达在公元前431-371年称霸于希腊世界，成为伯罗奔尼撒半岛上实力最强的城邦。斯巴达联合半岛上其他各城邦组成“伯罗奔尼撒联盟"，与城邦代表们共同召开“早期议会”，商议岛内事务。

对内，斯巴达人在政治制度上更偏向于贵族寡头制，较富有的公民在年老之后几乎都可以加入由28位“长老”组成的议事会。无论是“伯罗奔尼撒联盟"的“早期议会”形式，还是28位“长老议事会”，都体现了“涉及众人之事需由众人决断”的同意原则。

尽管当时民主仅仅指贵族、“长老”或富有的公民，还达不到“众人”的范围，仍可从中看到代议思想的萌芽。其实，为了缓和城邦内公民之间贫富差距，斯巴达王也做出过“赋予全体公民更多权利”的姿态，他曾将美塞尼亚的土地平均分配给每个公民，还称斯巴达为“平等人公社”。

虽然平分的只是美塞尼亚的土地并不涉及贵族在其他地方所拥有的土地，但是斯巴达王已经有意识地用改革来实现公民在土地和政治上的平等权利，也认识到将民主的范围扩大至贫民是缓解城邦内紧张局面的有效方法之一。"

当时，传统贵族和大多数贫民存在严重冲突。为缓解这种紧张关系，梭伦鼓励贫民参加公民大会。经过改革，雅典更多公民一一尤其是贫穷的公民一一有机会通过公民大会以及新设立的民众法庭了解公共事务并参与决策，行使公共权力。

作为城邦内最高权力机关，公民大会在商讨立法、宣战等城邦重要决策时，不仅征询富有的公民或传统贵族的意见，也考虑到贫民的意见。这一举措体现了公共权力的使用应以社会共同体的同意为基础。

在梭伦之后，为实现更广泛的民主和平等，克里斯提尼进一步改革公民大会。他废除四个血缘部落，取而代之的是十个拥有相等数量的三大行政区域，从而可以保证每个行政区域的公民数量基本一致。

这样，五百人议事会便由每个行政区抽签选出的50人代表组成。根据代表不连任的规定，几乎每个公民都有机会参加五百人议事会。这种由抽签决定的直接民主的方式对中古晚期代议制的形成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

希波战争期间，贵族会议参政议政的权力逐渐被剥夺，取而代之的是公民大会、五百人议事会和民众法庭。从公元前457年开始，第三等级的公民也被赋予担任执政官的权力。

伯里克利担任首席将军后，在演说中更是宣称“所有人在私人纠纷中的平等性”,“个人能力在担任公职中所占的重要性”。换言之，公职的担任不应该被某个特定阶级所垄断。雅典在希波战争中的胜利证明了民主制度优于波斯帝国的专制制度，增强了城邦上下对于民主的信心。

及至古典时代，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人最终失败的原因并不是多么强大的斯巴达盟国，而是雅典人内部的党争和不团结。比如公元前415年，雅典的亚西比德将原本计划攻打西西里岛叙拉古城邦的军事机密告诉了斯巴达，致使雅典一败涂地。

事实上，在雅典内部，亚西比德被诬陷“亵渎神明”、叛国，他是为寻求庇护转而投奔斯巴达，成为了一名政治投机者。为了揣测寡头派的心思,亚西比德更是将以往信奉的“民主制”在斯巴达的贵族面前曲意逢迎成“得到承认的一种精神失常"。

这使得原本就想抓住民主派把柄的寡头派大为开怀，因而接受了他。亚西比德的叛国行为从微观上展示了这样的事实:雅典和斯巴达的矛盾从来不只是城邦联盟之间的内战，还有意识形态上的相悖。

更值得推敲的是，按照修昔底德“内部不团结”的看法，亚西比德在雅典被诬陷的事件有可能是雅典民主派受了城邦内部敌对势力的挑唆。

因此，无论是在雅典城邦内部，还是雅典对外征战中，都是一次一次民主制与寡头制、民主制与独裁制的较量。战争的爆发给希腊带来了极大的创伤，这也是民主制在发展历程中与同时代的寡头制和独裁制长期矛盾激化的结果。

在古罗马文明中，元老制和公民大会是最直观体现“公民共同体是政治权力的最终来源”的政治形式，它对代议思想的萌芽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罗马王政时代的公民大会或国王顾问会议以及共和国时代的元老院，都可以看作是贤人会议或御前会议的前身。

古罗马的元老制度和公民大会，可以追溯到公元前7世纪前半叶的拉丁姆地区，此时的拉丁姆地区已经陆续出现近40个以父权制度的家族为基本单位的城邦。

城邦内的元老会议和公民大会就是由国王以及家族长组成，罗马城邦后来逐渐成为这个地区各城邦之间的领袖。公元前6世纪中叶，罗马王政时代有三个来自伊达拉利亚的国王，事实上，早在三个国王之前，伊达拉利亚文化就对罗马城邦的早期成长影响颇深。

其中第二个伊达拉利亚国王塞维·图里乌斯对罗马军队的改革最为著名，这对之后罗马的政治结构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公民大会的组织形式。塞维将罗马军队改革为由193个百人队组成，并将公民按照财富水平分为5个等级。

公民大会则转变为以百人队为单位的建制，每个百人队先按照多数人原则统一意见，然后在公民大会上投出自己的一票。总的来说，按照这样的原则，第一等级和骑士阶级的98票与平民的95票之间，理论上的决定权基本掌握在富裕者手中。

这样的军事改革对罗马的政治制度以及社会结构具有重要意义。当然，富裕公民在享有政治特权的同时也要承担繁重的军事义务，这体现了一定程度的政治权力的公平性。

基督教文化

贤人会议和封建法庭是中古早期世俗政府最具代表性的国家管理形式。在教会内部，高级教士依托于宗教会议这样的民主形式管理教会事务，如“早期宗教全体大会"。

诺森伯利亚国王奥西维，是一位对宗教事务做出独特贡献之人。664年惠特比宗教会议上，他确立了罗马基督教会对不列颠基督教会的领导权。惠特比会议被同时期的比德详细收录于《英吉利教会史》的第三卷第二十五章中。

自从奥古斯丁赴不列颠传教，不仅要和异教教派竞争，还要和“爱尔兰基督教派”进行角逐。两派常常看起来是在某些无足轻重的形式问题上意见相持，事实上却关系到基督教教义发展方向的重要问题。

例如，根据比德所载，惠特比宗教会议讨论的事项涉及复活节日期、削发式以及其他一些教会内部的小问题。

在这些问题上，爱尔兰教派不看重罗马教廷训令，而主张清修、与世隔绝般的、类似于“隐居”的教会生活;罗马教派教士自然是信奉罗马教皇诫令，对“从属于坎特伯雷大主教的教士”的认同感十分强烈。

惠特比宗教会议的召开，终止了这一争端。从这点看，在七国时代就已经有了“全体宗教大会”的雏形，教会内部在意见不一致时，召开由教会系统中不同教阶组成的集会，当然也可叫做便餐。

一般而言，教会会议由国王主持，意见相左的教会双方各抒己见，公开辩论。从议事程序来看，国王先进行一段开场白，宣布议题内容，协调各方陈述观点，确保他们在陈述时间上的公正性，由此掌控会议的整体进程，最后宣布集体通过的最终决议。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虽然会议由国王主持，但是他的介入只为增强会议的权威性，或者说表明此次会议相较于其他集会或便餐的特殊性。国王对最终决策其实并不具备决定性，会议决策的最终结果由双方的陈述质量所决定。

据比德所载，参加惠特比会议的成员包括:诺森伯利亚的国王奥斯维及王子阿尔奇弗里德，林迪斯凡主教科尔曼以及他的爱尔兰教派教士，西萨克逊主教阿吉尔伯特以及陪同他一同前来的神父，阿加塞和王子的老师威尔弗里德神父。

会议本该由科尔曼和阿吉尔伯特为主要发言人，事实上为省却翻译之繁复，阿吉尔伯特授意其门徒威尔弗里德神父用英语代为陈述观点。罗马天主教派信奉的复活节日期应该为阴历十五至二十一之间，爱尔兰教派坚持在阴历十四和二十之间守主的复活节日。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