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最牛县委书记”，通过公益探索基层社会治理路径

白衬衣，牛仔裤，脸上总是挂着亲和的笑，51岁的陈行甲精神利落，状态比同龄人年轻许多。从官场辞职、转行做公益这8年，在网络上被称为“最牛县委书记”的他，一直在做的事情就是，努力撕掉这个标签，开始人生下半场。

“他不是一个曾经的‘清官’，是一个勇敢的、公益社会实验的创新探索者。”陈行甲说，希望多年后离开世界，最后可以这样被人盖棺定论。

新书《别离歌》记录了2016~2023年，陈行甲在公益路上行走时，见证的生死和离别。他在书里反复强调，自己做的公益和以往很多模式不一样，不是救苦救难，体现“同情弱者”的情怀，而是在更高层面上做一场社会实验，帮助国家和社会探索因病致贫的解决办法，从而探索一种新的基层治理。

从根子上解决因病致贫

人生上半场，陈行甲以“网红官员”的身份登上公共舞台。2011年，他赴湖北省巴东县担任县委书记。在其努力下，巴东民风逐渐发生转变，他也获得“全国优秀县委书记”的荣誉。电视剧《人民的名义》大火后，网友发现，陈行甲在巴东的很多举动堪称现实版达康书记。

2016年12月，仕途一片大好，拟提拔到恩施州任职，并通过了公示的陈行甲，却在网上发了一篇《再见，我的巴东》的告别信，再次火爆全国。他在公开信中说，决定辞去公职，转身去做公益。

2017年，陈行甲创立深圳市恒晖公益基金会，致力于开展公益创新、大病救助、青少年心理健康和教育关怀、防灾救灾等公益项目。这段做公益的经历，他写进了新书《别离歌》里。

陈行甲第一次意识到公益的力量，是在巴东做县委书记时。他在当地的艾滋村，带头结对过一个“干儿子”明明。明明感染艾滋，8岁了还不认识几个字。但在明明的上学问题上，陈行甲发现行政的力量似乎失灵了。最终，是公益组织的介入，才把明明送到了云南上学。“这件事让我知道，除了政府和商业之外，还有另一股力量——公益。从那以后，我对公益组织敞开大门，众多公益项目相继落地巴东。”

陈行甲说，他做的公益和传统公益不一样，带着社会实践的更宏大的目的，希望从不同的公益项目中探讨出一些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路径和方法，“我真的怀着这样的理想去重新出发，开始人生下半场征程”。

2017年8月，陈行甲成立的恒晖公益基金会找到第一块“试验田”，在广东省河源市启动“联爱工程”，以儿童白血病为试点病种，联合政府、医疗机构、保险公司，对区域内所有白血病儿童兜底治疗，试图消除儿童白血病的因病致贫。

在河源，他遇到15岁的小莹。她不仅遭遇极端的病情，将白血病患儿移植后可能经受的感染全部经受了一遍，还创造下患儿家庭自费治疗的纪录，家里前后花掉近200万。最后，在“联爱工程”的帮助下，把医保目录内的补充报销政策用到极致，也只给小莹报销了15万出头。

“普通人和穷人之间其实就隔着一场大病。”陈行甲感叹。也是在小莹身上，他发现，除国家医保报销的药物外，白血病患儿更多需要在院外自费购买昂贵的特效药，这对底层老百姓来说就是雪上加霜。于是，政策力量的介入就比单纯捐钱捐药有效得多。后来，在陈行甲等众多人士的推动下，两种治疗儿童白血病的特效药被纳入国家医保目录，每年能为全国的白血病患儿节省2.2亿元治疗费用。

陈行甲希望，从患者服务、医生能力提升、药物政策完善三个角度帮助国家探索因病致贫的解决办法。他将这称为“中国2.0版本的慈善事业”，从而试图探索从根子上解决因病致贫的社会难题。

对标偶像晏阳初

在巴东做县委书记时，陈行甲一直把母亲的遗像放在办公室的书柜正中间。母亲是对陈行甲影响最大的人，“她教给我对底层社会的同情和怜悯”，这成为他一生的性格底色。

陈行甲的母亲1943年出生在鄂西山区，是家里的第十个孩子。她出生前，陈行甲外婆就决定好了，如果是个女孩，“就不捡起来了”，“意思是把孩子直接放进装满水的桶里，待孩子没气了就在后山上挖个小坑埋掉”。但是孩子生下来后，陈行甲外公一看女儿长得特别好看，就改变了主意，一直拖到她满月的第二天，都舍不得将其活活淹死。

恰好那天，一个瞎子算命先生从村口经过，受陈行甲外公之托给她算命，说是“贵人之母”，嘱咐好好养着，家里才再没人提“不捡起来了”。

结婚后，母亲依然生活艰难。陈行甲的父亲长期在离家200里的一个税务所做农税员。当时没有公路，回家一个单程就要走两天以上，只能每年回来一次，母亲就成了那个年代山区农村最辛苦的半边户。她怀着第二个孩子陈行甲时，还坚持每天去生产队做工，一直干活到临盆前一天。

陈行甲说，在做公益上，自己有个“极致的偶像”，就是中国平民教育家和乡村建设家晏阳初。“我要对标一个人，特别想对标一个扎扎实实推动乡村改变，把自己的理念付诸行动、自己带头去做，最后找方法和规律，对社会和国家做贡献的人”。一开始，他想过把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作为自己的“偶像”，当时在给省委书记写辞职信，谈自己的未来计划时，还在信里说，希望20年、30年后，他来写这个时代的《乡土中国》，“但最后发现费孝通位置太高了，成了国家领导人，我对不上。”陈行甲笑着说。

在清华大学读硕士时，陈行甲曾在图书馆里看到一些与晏阳初有关的书。1920年，晏阳初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回国后，认为中国农民问题的核心是“愚贫弱私”，提出系列农村改造方案，开始平民教育实验，一做就是70多年。那些书陈行甲读后非常感动，“在辞职不做县委书记之前有一天，我突然福至心灵，一下想到了他”，“虽然我现在做得还很不够，但希望数十年后能够活成他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