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日本作为战败国为何能在战后发展成为发达国家

德国和日本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的确是在战争中遭受了重大损失，然而并不能说两国在战前所积累的财富都已被毁灭，事实上战败时的德国和日本都保留着未来复兴希望的基础。我们知道新中国诞生之初所面临的重大课题就是如何追赶先进工业化国家，所以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才会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制造”。可以说新中国的工业化是在毫无基础的前提下白手起家的，然而二战后的德国和日本却并非白手起家。

在战前德国和日本作为世界上两个工业化大国就能自主生产飞机、坦克、汽车等等，尽管战争摧毁了有形的工厂、银行、学校、医院，但却并没摧毁长期以来积累下来的无形的技术、人才、制度优势，而这恰恰是德国和日本能迎来日本战后复兴的基础。战败后的德国和日本在政治军事领域是受到诸多限制的，所以两国也就专心致力于经济、科技、文化、体育等方面的发展。德国和日本的战后经济奇迹在一定程度上也与军备方面的开支相对有限存在一定关系。当然德国和日本的战后经济奇迹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实上两国的战后复兴都经历了一段过程。

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德国属于后起之秀：1871年英、法等国早已完成了工业革命，美国也在南北战争结束后进入高速发展阶段，而此时德意志民族才刚完成统一大业。统一后的德国只用了40年时间就走完了英国人用80年时间才走完的路：到20世纪初德国意识欧洲头号工业强国和陆军强国。然而这时德国所面临的形势是世界已被英、法等老牌列强瓜分完毕，于是德国人发出了要求按实力重新瓜分世界的声音“让别的国家瓜分世界的陆地和海洋，而我国德国人满足于蓝色天空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我们也要求阳光下的地盘”。

德国为争取所谓“阳光下的地盘”先后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然而两次大战的结果都是以德国的失败告终。1945年5月9日处于东线的苏联红军和西线的美、英、法等国盟军夹击之下的德国宣布投降。二战期间先后有700万德国公民死于非命，另有上千万人受到不同程度的战争创伤。在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的失败后德国的领土由一战前的54万平方公里缩小到现在的35.7万平方公里，损失了大约相当于一战前34%的领土。煤钢资源丰富的萨尔地区成立了受法国保护的萨尔保护国，直到1955年该地区才经由全民公投回归德国，即使在此之后法国仍继续占有萨尔的煤矿直到1981年。

美、苏、英、法四个战胜国对德国实行了军事占领。随着二战的结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东方社会主义阵营开始形成冷战对峙的格局。在这样的形势下美、英、法三国占领区于1948年6月20日对原本各自发行的货币进行了整合——开始发行标记字母D的马克。被美、英、法三国排除在外的苏联则于3天后在本国占领区内发行了标记字母F的马克。1949年5月23日美、英、法三国占领区宣布合并成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简称联邦德国或西德），苏占区则在当年的10月7日宣布正式成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简称民主德国或东德），德国从此分裂为两个国家。

就在二战结束不久后美、英、法占领当局面对物价飞涨、市场混乱的局面就开始着手对德国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到了1947年11月17日在英国占领区的德国各州共同发表的一份备忘录中提出：将货币改革与实行更灵活的经济体制联系起来，利用市场经济因素调动各个生产部门的生产积极性，努力解决供不应求的矛盾。在美国占领军当局的授意和支持下德国经济学家格哈德·利尔姆和雷蒙德·戈德史密斯联合制定了一份货币改革方案。这一方案实际上成为了后来货币改革的雏形。1948年货币改革的时机已然成熟：美、英、法三国的占领区内都相继建立了各州和中央的银行体系。

1948年6月中旬美、英、法三国在各自的占领区内同时推行货币改革：一批又一批美国军用卡车在全副武装的美国大兵保护下将数万吨新版德国马克运往金融中心法兰克福，随后又转运到美、英、法三国占领区的各个角落。从当年6月20日起新版马克取代原来的帝国马克成为三国占领区的法定货币。同一天三国占领军司令部规定：德国州际银行为唯一有权发行纸币的银行，同时确定货币流通总额不得超过100亿马克。在60马克的范围之内德国公民可以按1:1的比例用自己手中持有的旧的帝国马克兑换新马克，超过60马克的部分则按10个帝国马克兑换1个新马克的比例兑换。

战后的德国通货膨胀像一匹脱缰的野马一般难以控制。这次货币改革使新马克直接与美元挂钩，从而保证了新货币的坚挺。新货币发行后不久商店里便逐渐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商品，工厂也开足马力进行牲畜，这无疑对刺激战后生产与流通的恢复是大有好处的。1948年的货币改革是德国战后复兴道路上的重要里程碑，随后德国人在有着“经济魔术师”之称的路德维希·艾哈德领导下又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并最终确立了具有德国特色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系列改革很快取得了成效：从1948年起连续五年内美、英、法占领区及其演变而来的联邦德国（西德）都保持了高速增长的经济态势。

在这五年期间德国工业增长了110%，国民生产总值增长80%，在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后实际经济增长67%。到60年代初期西德经济已基本恢复到二战前的水平。1967年6月西德政府通过的《促进经济稳定和增长法》确定了四项目标：其一使价格水平保持稳定，通胀率控制在3%以下；其二经济适度增长，防止大起大落；其三实现国际收支平衡；其四实现充分就业。这一法令的颁布使联邦政府的宏观调控有法可依，随后联邦政府依法对经济政策进行了一系列调整：限制联邦和各州接受贷款，通过税收政策影响投资与消费等等。

此后直到1994年德国经济虽出现过过热和周期性波动，但都能得到及时调整，物价上涨率年均仅为2.8%，居于国际最低水平。德国马克也在这段时期内成为世界第二大储备货币。德国在二战前就是一个科技高度发达的国家：德国在核工业、航天工业方面早就具备相当的实力，以致于战后美、苏两国都展开了对德国科技人才的争夺。德国是世界范围内义务教育的发源地：早在16世纪的宗教改革时期德国颁布的义务教育法就规定父母应送其6~12岁的子女入学，在1763年到1819年期间德国的义务教育法规已基本进入到完善成熟时期。

这不仅远远早于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即使是近代史上率先实现工业化的大英帝国的儿童也不得不早早挤在条件简陋的工厂上演”雾都孤儿“的悲剧，相比之下同一时期的德国儿童却早已在接受系统的义务教育。在普鲁士受教育和服兵役一样被视为公民必须的义务，而国家则为公民提供受教育的机会。从19世纪中期普鲁士已基本实现全国城乡的全面免费教育，在普法战争前普鲁士的儿童入学率已达到97.5%，事实上很多国家是在20世纪乃至21世纪才达到这一标准。德军参谋总长毛奇在总结普法战争的成功经验时就曾说过：”普鲁士的胜利早在小学教师的讲台上就决定了“。

在普及全民基础教育的同时普鲁士也建立了教学与科研并重的现代大学：早在普鲁士还在向拿破仑的法兰西第一帝国支付巨额战争赔款时他们就建立了柏林洪堡大学。普鲁士的大学从建立伊始就确立了一项基本原则：国家必须为大学的教学与科研活动提供经费及物质支持，但不得干预学校的教育学术自由，不得限制师生的思维意识。德国还是现代社会福利制度的发源地：早在1883年铁血宰相俾斯麦就颁布了社会保障法，也就是说当美、英、法等国的工人在经历每天十多个小时的超长劳动仍无法维持温饱的时候德国已在开始构建惠及全民的社会福利体系。

德国作为义务教育和社会福利制度的起源地培养了大量高素质的技术人才。战后复兴时期的德国有着严谨勤奋且文化素质相对较高的产业工人群体和高技术人才。德国所具备的技术智力优势使其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中期发展迅猛，被世人誉为“莱茵河奇迹”。然而到了60年代末德国经济增速放缓，尤其是在经历两次石油危机的打击后更是进入到所谓“滞胀”阶段。1982年10月1日赫尔穆特·科尔出任联邦德国总理后就开始对经济政策进行了一些调整。科尔的经济政策核心在于：减少国家干预，更为充分地发展市场经济。

德国的战后复兴走的是一条强调政府行政干预的统制经济道路，然而科尔认为这种模式是战后复兴时期的特殊产物，并不适用于新时代的发展。在科尔的主导下联邦政府开支缩减政府行政开支，把公共预算的重点转向控制财政赤字及提供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方面。与此同时政府通过减税让利刺激企业投资，以市场的力量促进经济发展。经过科尔的这番改革使德国经济在80年代中期走出“滞胀”，强大的出口实力奠定了西德作为贸易大国和金融大国的地位，使其以西欧经济发展的火车头、欧洲首富、世界第三大工业国等身份屹立于国际舞台。

与此同时西德的产业结构也在发生着显著的变化：1960年西德的工业产值与就业占整个国民经济的50%左右，然而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金融、交通、旅游等服务行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日渐上升。在农业方面政府制定了《农业经济法》，到90年代初德国粮食基本实现了自给。1990年10月3日分裂四十余年的德国终于重获统一，两德统一使德国获得了更多可以统一调配的资源、劳动力以及更为庞大的国内市场。与此同时德国经济的发展进入到从“量增长”向“质增长”转型的新时代——所谓“质增长”的核心在于：从原料消耗型增长向效益型增长的转变；从环境污染型增长向生态保护型增长的转变。

进入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德国作为一个资源相对匮乏、市场较为狭小的国家曾两次发动世界大战，试图以战争的形势扩大自己的国土面积，进而获取更多本国发展所需的资源及市场。然而两次世界大战惨败的经历使德国明白自己原来所选择的道路是走不通的，于是德国转而以积极致力于欧洲一体化的方式促进自身发展。当德国这么做的时候本来相对不利的地理格局开始变得有利起来：在欧洲处于四战之地的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陷入到两线作战的不利境地，然而当战后的德国致力于欧洲一体化时却发现地处中欧使自己成为了一个四通八达的国家。

德国是欧洲的航空、铁路、公路枢纽，几乎全欧洲的物流都在此中转。在中国所提出的一路一带建设中德国也是陆上新丝绸之路的必经之路。德国境内的法兰克福是欧洲乃至世界级的金融中心之一，同时也是欧洲重要的航空枢纽、铁路枢纽。德国拥有丰富的木材、铁矿、钾肥、盐、铀、镍、铜和天然气等资源，是世界上最大的褐煤生产国。拥有这些优势条件的德国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开始着力于以下几个方面：德国改变了传统的出口导向政策，实行贸易、投资和金融三管齐下的战略。德国作为欧盟体系内的主导国家长期致力于欧洲一体化进程，同时积极融入到全球化进程之中。

如今德国以349400百万美元的GDP总量成为仅次于美、中、日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与此同时德国还是世界第三大出口国和全球最大的资本输出国。诸如奔驰、宝马、奥迪、大众、保时捷等世界最有影响力的汽车品牌都位于德国，德国的汽车生产量仅次于中国、美国和日本。德国的出口额曾在2003~2008年连续六年保持世界第一位。以企业营业额排名的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中有32家企业的总部设于德国。德国在人均GDP方面也达到了48196美元，在全球两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中位居第十七位。可能现在很多人一提到德国就首先会想到奔驰、宝马、大众等实业集团。

这印证了德国实施实业立国基本国策的成功。德国的确是以工业制造体系闻名世界的国家，德国经济的强势在相当程度上有赖于制造业，相比之下金融业、旅游业等第三产业在德国显得并没制造业那么耀眼，但德国的金融业、旅游业的发展其实并不差。德国的法兰克福是仅次于伦敦和苏黎世的欧洲第三大金融中心，而德国独具特色的金融系统竞争力也同样不可小觑。一个国家金融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受到经济、民族、文化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德国理性严谨的民族文化特质在制造业方面的反映是很多人所了解的，而这种民族性格也反映在金融领域。

德国人理性严谨的民族性格在金融领域的表现就是：德国的股票交易额占GDP比重远远低于美国和英国。德国的银行和金融机构可谓世界上最严苛的贷款者，对于风险把控极其严格，厌恶情绪极强。同时德国还为中小企业设立专项投资基金。这样的金融体系保证了大量的社会资本流入到有效率、有竞争力的产业与部门，全社会资本高效支撑实体经济发展。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诸多国家对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进行了重新审视，从而掀起了“再工业化”、“智能”的浪潮，在这种形势下德国制造业的发展模式以及与之匹配的金融体系引起了多方重视。

德国的金融模式表现为：不刻意追求金融业本身的繁荣，稳健的金融政策和市场，稳定的经济形势，依托于德国的经济实力以及德国在欧盟中的领导地位。这一切使德国金融业前景光明，上升势头明显。在德国政府的要求下德国的银行业从一开始就同工商业紧密结合，在政府信用的支持下为经济发展贡献。时至今日德国的金融制度仍是一种以全能银行体系为主导的混业经营制度。随着国际竞争日益激烈促使德国中小银行纷纷合并以壮大自身，同时坚持混业经营提高自身的金融效率和金融竞争力。德国的证券及期货市场也在全球排名前列，德国证券交易所是欧洲最活跃的证券交易市场。

当欧洲各国深陷债务危机的泥泞中无法自拔时德国无疑成为了欧洲经济的最大亮点，这种突出的成绩靠的就是其强有力的监管手段和对风险的防范意识。法兰克福作为德国最大、欧洲第三的金融中心吸引了全德百家大企业中的20多家将总部设在这里，德国中央银行、欧洲银行总部和德国证券交易所都设在法兰克福。全城拥有超过400家银行，经营着德国85%的股票交易，其股票交易所是继纽约和伦敦之后全球第三大交易所。法兰克福也是著名的国际会展中心城市：每年至少有50多个重要展览在这里举行，是欧洲大陆最繁忙的展览场所。

每逢展览季节法兰克福市区街道更显得生气勃勃，参加博览会的人数超过100万，博览会已成为人们了解德国的一个重要窗口。法兰克福会展只是德国文化旅游产业的一个缩影：德国的柏林电影节与戛纳国际电影节、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并称世界三大国际电影节。法兰克福书展是世界四大国际书展之一。德国在历史上被称为”诗人与思想家的国度”——德国的文学和哲学作品自成一派享誉全球，甚至可以说从黑格尔、尼采一直到马克思奠定了西方哲学的基石。德国的文学作品涵盖了从《格林童话》到《浮士德》等一系列世界级经典。

不少德国画家的作品享有高度国际知名度，创作形式也相当多元。源自德国地区的卡罗琳式建筑及奥托式建筑促进了罗曼式建筑发展，之后则以哥特式建筑、文艺复兴建筑及巴洛克建筑为主。德国同样造就了巴赫、贝多芬、舒伯特、舒曼、勃拉姆斯等享誉世界的音乐大师，柏林爱乐乐团、德累斯顿国家交响乐团至今仍是国际知名的乐团，目前德国是欧洲第一大、世界第三大音乐市场。德国是世界上赛车运动领先的国家，其中F1历史上最成功的车手、7次世界冠军车王迈克尔·舒马赫就来自德国，他创造并保持了无数F1的记录。

田径、游泳、赛艇、足球、马术、曲棍球、手球都是德国的传统强项。德国著名的体育明星有网坛名宿贝克尔和网球女皇格拉芙、自行车名将扬·乌尔里希、九球皇帝苏奎特、体操老将丘索维金娜，乒乓球名将蒂姆·波尔等。德国的足球甲级联赛是欧洲五大足球联赛之一，迄今为止德国的国家足球队曾四次夺取过世界杯足球赛冠军。德国统一后已参加过五届夏奥会，共获得67枚金牌，56枚银牌，81枚铜牌。德国的各类音乐会、艺术展览、戏剧表演、国际性大型体育比赛、街头庆祝活动和圣诞市场也吸引了不计其数的游客，同时也为德国贡献了37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证的世界遗产。

1945年战败投降后的日本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百废待兴：当时由于粮食的缺乏，只得实行配给制——每人每天限定食用297克的食物，这其中30%是白薯、大豆和豆饼，米面和肉类几乎快要绝迹了。与此同时在国家的配给制度之外整个日本涌现出了6万个倒卖各类物资的黑市，黑市上的米价涨到了政府配给物价的130到180倍之间。全国城乡失业者高达上千万，另外还有150万肺痨患者、200万战争孤儿和1800万无家可归者。战争导致了超过200万人的死亡，除京都和奈良之外几乎所有城市都遭到了空袭，一共有250多万个建筑物在空袭中被毁。

仅在东京就有709906处住房被毁，当时东京的街头散布着200万吨碎片；大阪也有32.8237万间房屋被毁；神户被毁的房屋数量是13.1528万间；名古屋为13.6556万间。美国占领当局必须每天向日本提供100万美元的资助，至少运来6000吨大米才能保证尽可能少饿死人。日本投降后的第二年（1946年）的工业生产仅相当于战争爆发时的七分之一左右，煤炭产量只有战前的八分之一左右，生铁产量只有战前的十二分之一左右。然而和德国一样：战争只是摧毁了有形的工厂、银行，却并没摧毁长期积累下来的技术、人才、制度优势。

在日本这种优势甚至并非完全源于明治维新，事实上日本战后经济的崛起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受益于日本古代历史上的长期积累：早在明治维新之前的1850年日本的男孩识字率就已达到45%上下，女孩在13%左右，总识字率不仅超过了当时的清朝，也超过了当时的世界霸主大英帝国。1872年9月明治政府开始正式实施义务教育制度，尽管比英国晚了两年，但仍早于法国和美国。到1912年日本的学龄儿童就学率已达98.2%。战争中有形的厂房和机器设备的确被炸毁了，可作为世界主要工业国积累的技术和管理人才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活了下来，这就为日本的战后复兴奠定了基础。

与此同时战败也为日本提供了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恰恰正是在美国占领当局的扶植下日本实现了战后经济复兴和现代化国家转型。正是在美国占领当局的扶植下日本得以解决战后初期严峻的粮食问题，也是在美国占领当局的授意下日本的新宪法得以制定，此后日本全体公民无论性别、财富多寡、社会地位首次可以享有平等的选举权；他们可以自由发表言论和组建社团而不必再像军国主义政府执政时期那样谨小慎微；在没有律师的及时介入和经过合法的审判程序之前任何人都不会被逮捕定罪；人们不用再担心无端的搜查，也不会再有人闯进他们家中征钱、征粮、征兵。

1946年10月21日通过的《土地改革法案》使日本的无地农民获得了祖祖辈辈梦寐以求的土地。毫无疑问这对提升日本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而推动日本战后农业的发展起到了无比重要的作用——至少一个立竿见影的效果是：令当时的日本政府焦头烂额的粮食危机问题迎刃而解；而从更为长远的视野审视日本的农地改革使日本开始真正迈入发达国家的门槛——在战前日本尽管是亚洲首屈一指的工业国，然而战前的日本农村其实仍是相当落后的，农地改革实际上成为了日本战后统筹协调城乡发展的第一个重大举动。1961年日本又制定了旨在扶植农业生产的《农业基本法》。

此后日本政府开始有意识为农民提供低息贷款和拖拉机等农业机械设备。根据日本机械振兴协会1964年对2061户农户的调查数据显示：购买农机具的农户自有资金占77%。1960-1970年农村地区的拖拉机、耕耘机数量增加了8倍，农用卡车增加13倍，其他农机具增加了2倍。在农业机械化取得长足发展的同时各种农业协会异军突起并为农民提供各种技术扶持。当然战后初期日本的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一样也处于一种萎靡不振的状态：1946年日本的工业产值只有战前的七分之一左右、煤炭产量只有战前的八分之一左右、生铁产量大约为战前的十二分之一左右。

鉴于日本战后糟糕的国内经济状态当时东京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有泽广巳提出用倾斜生产方式解决当时日本面临的困境——利用当时日本还能动用的为数不多的经济资源集中于重点行业领域以期实现质的飞跃，说得通俗些就是就是有多少米煮多少饭。1946年8月12日当时的吉田内阁在根据有泽广巳的倾斜生产方式理念成立了经济安定本部并将煤炭和钢铁列为重点产业，实行低息优先贷款和价格补贴政策：先将全部进口的重油拨给钢铁生产部门，再将由此增产的钢铁投入分配给煤炭生产部门，以相互促进的办法以期实现两个产业的循环增长。

进而再把生产出来的煤炭和钢铁分阶段投入其他产业部门，以摆脱生产萎缩、供给不足的现状。在这一时期日本尽管在政治上受美国占领当局的管辖，但在经济政策上却没选择传统的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的路线，而是采取了一种介于西方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和苏联的计划经济之间的以国家干预主导为基本特征的统制经济模式。在日本战后最早上台执政的两届内阁——吉田茂内阁和片山哲内阁都坚持推行倾斜生产方式，试图以政府的强力干预重振已陷于崩溃境地的日本经济。在日本战后百废待举的时期这种政府强力干预的行为的确促进了战后的恢复重建工作。

然而所有资本投入完全依赖于国家的复兴金融金库，财政压力自然很大。越来越多的日本经济界人士开始意识到：政府强力干预的模式只能是日本应对迫在眉睫的战后恢复重建工作的应急对策，真正要实现日本的经济复兴还是要加大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作用。片山哲内阁时期相继让著名的经济学家都留重人、下村治、稻叶秀山等人加入内阁，此后日本的经济学家在日本内阁中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1947年日本的煤产量比上年增长了28%，达到2932万吨；1948年原煤又上升到3477万吨，比上年增长18.6%。与此同时普通钢材的产量比上年增长了116.3%，机械工业生产指数增长了71.3%。

由于战争的破坏导致日本的对外贸易同农业和工业生产一样出现了严重的萎缩，而对日本这种资源匮乏的岛国而言：对外贸易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事实上战后的日本乃至迄今为止的日本执行的都是贸易立国的基本国策。然而当二战结束时日本的对外贸易几乎陷于崩溃的境地——比起用于对外贸易的商船队在战争中造成的有形破坏而言：更要命的是日本丧失了贸易市场。战前日本对外贸易最重要的两个对象美国和中国都因为战争而走到了日本的对立面，尽管战后不久日本就得以重新恢复对美贸易，然而中国在几年后诞生了新生的人民政权。

在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封锁遏制政策下日本是不可能同新中国建立贸易关系的，事实上日本自己也追随了西方阵营这一封锁遏制政策，这意味着日本失去了战前相当重要的一个市场。为此日本政府和商人不得不着手开辟新的贸易市场：这一时期日本主要集中精力于开拓东南亚市场，与此同时他们也加强了同欧洲国家的贸易往来。由于战后日本按美国占领当局的意志制定了《和平宪法》：“永远放弃把利用国家权力发动战争、武力威胁或行使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此目的，日本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

这使日本无需承担军事费用，无形中为日本的经济发展节省了相当多的资源。1950年6月访问日本的美国国务卿顾问杜勒斯试图游说日本政府重整军备，美国这一做法实际上是想把日本打造成为自己在亚洲遏制战略对手的桥头堡，然而当时的日本首相吉田茂拒绝这样做——原因是日本经济还处于恢复阶段，如果此时为非生产性的军备花费巨额资金的话，那么将会使日本经济的复兴背上沉重的负担。随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冷战对峙格局日益形成，美国决心将日本打造成自己在亚洲封锁围堵社会主义国家的桥头堡。

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美国对日本的政策由打压逐渐转向扶持。这一时期美国对自己的欧洲盟友推行了马歇尔计划以恢复振兴欧洲经济，而在日本道奇路线则应运而生：日元对美元的单一汇率被确定为1美元兑换360日元，这一措施从根本上决定了日本经济的稳定。道奇宣布单一汇率后进出口商品实行统一汇率，扩大了日本的进出口贸易，更是有利于日本的出口，为日本的贸易立国奠定了金融基础。在日本国内经济学家的倾斜生产方式下生产逐渐恢复了，然而通胀问题又日益严峻起来。在道奇路线的指引下通胀被遏制住了，却带来了近百万工人的失业问题。

1949年9月由于英镑贬值压迫到日本的出口，于是日元汇率也随之下跌。这时日本政府开始认为道奇路线已无法解决日本经济面临的新问题，因为这时其他国家的战后经济复兴都已走上正轨，日本却依然在萧条的边缘徘徊，于是日本政府打算放弃道奇路线而改弦易辙，可美国占领当局却不同意。无可奈何的日本央行和政府只得采取金融紧缩政策，而这使本就不景气的日本经济更加雪上加霜。然而就在第二年一切都改变了，因为朝鲜战争爆发了：朝鲜战争中美军的司令部就设在日本东京，日本成为美国海军、空军出击的基地，同时也是美军军需物资的中转补给基地。

一时间军事订单如潮水般涌来，而以船舶、铁路等为代表的交通运输行业则直接在军需物资的周转调度过程中被最大限度地运营起来。不难想象这些对当时处于萧条状态中的日本经济而言将带来何其巨大的提振。持续3年的朝鲜战争使日本从美国获得了高达10亿美元的“特需”收入，这还没考虑到驻日美军以及其他所有外国驻日机构在日本消费所支付的款项。相比直接的经济收入而言：驻日美军以及其他所有外国驻日机构需要日本人为其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这就为日本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就业的增长又进一步提升了日本的内需，从而促进了宏观经济的整体发展。

整个朝鲜战争期间日本兴办了大量工厂，基本实现充分就业，股票市场也开始回暖，外汇收入猛增，棉纺织品的出口量跃居世界首位。到1951年日本经济已全面恢复到战前水平，随后日本利用从西方国家引进先进技术与设备实现了经济的加速发展。在当时的冷战格局下美苏展开了日趋激烈的军备竞赛，这导致美、苏两国往往将资金优先用于军工研发生产，而在民用工业领域则不可避免有所收缩。在这一过程中日本趁机占据了美国民用工业所退出的国际市场份额。与此同时美国出于扶植日本的目的而向其开放了国内市场，技术方面也对日本进行有意识的扶植。

事实上在二战之前乃至战后初期日本产品在国际市场几乎等同于廉价劣势的代名词，然而在获得美国的技术扶植后善于学习的日本人迅速令世界改变了对日本产品的既有印象。当然打铁还需自身热——尽管日本战后经济的崛起有美国扶植的因素，但至少日本并不是扶不起的阿斗。战后经济重建时期的日本没走传统的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的道路，而是选择了一种介于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与苏联计划经济之间的统制经济模式：在这种模式指导下日本政府有意识地加大了对企业的扶植力度。同时日本企业形成了在全世界范围内都较为独特的经营理念。

首先日本企业并不将盈利作为第一目标，而是将占据市场作为第一目标，通过更为物美价廉的产品培养固定忠实的消费者群体；其次日本企业极为重视人才，也极为讲究团队协作意识，甚至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日本公司实行的是终身雇佣制——只要员工不存在令公司蒙受重大损失的严重过失就不会解雇员工，即使在遭遇经济危机时当时的日本企业的第一反应通常都不是裁员。这一时期的日本企业表现出很高的创新能力：生产摩托车的本田公司在开始生产汽车时组织了一个研发小组专门分析欧美发达国家的汽车技术，结果在半年内就设计出具有自己风格的汽车。

1955年日本农业取得大丰收，与此同时日本各项经济指标都已超过战前最高水平，这一年日本的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已达到战前的135%、工业产值达到战前的158%、农业产值达到战前的148%、人均实际国民总产值达到战前的105%。以此为标志日本已走出战后经济恢复重建时期，开始真正迈向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就在这一年日本政府公布的战后《第十次经济白皮书》中强调：在恢复中求发展的时代已经结束，从此以后日本的发展要依靠实现现代化，于是提倡科技创新的呼声日益强烈。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在科技教育领域奠定的基础在战后得到了进一步强化。

义务教育从六年提高到九年，到70年代日本的九年义务教育普及率已达到100%、高中入学率达到97%、大学入学率达到30%。日本在科教领域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为日本经济的进一步振兴提供了人才优势。1961年12月27日当时的池田内阁正式通过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这一计划的核心在于：以10年为期限力争使日本国民的收入在进入70年代时比60年代初增加1倍以上。这一计划的提出和实施极大提升了人们的劳动工作热情。战前日本的工人曾在财阀的盘剥克扣下一天辛勤工作十几个小时，却连维持他们和家人基本生活的食物都无法获得。

然而在1945年12月22日终于可以组建自己的工会组织，1946年9月27日他们获得了罢工的权力并且企业主不再能随意开除他们，1947年9月1日他们获得了最低工资保障和对最长劳动时间的限制性规定。随着经济的发展日本开始完善各种国民社会福利保障，这一切大大提升了日本人民的工作积极性，到1968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已超过联邦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号经济大国。到1970年日本各项经济指标均超过了《收入倍增计划》所规定的目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了目标的41%，工人工资增长了2倍以上，私人投资也超过了预计目标的42%。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在这一时期取得的成绩除了日本人自身的努力之外还存在一些客观因素：日本作为一个呈狭长状分布的多山地岛国、人口多、资源匮乏曾被视为是对经济发展不利的，这甚至成为日本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诱因之一；然而在战后日本的地理特征的优势开始表现出来：呈狭长状分布的众多岛屿之间整合得异常紧凑(本州与四国之间的濑户内海最狭窄处宽度仅约10公里，本州与九州之间的关门海峡最窄处仅有1公里），这就为建设连接各岛屿的交通运输线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日本海岸线绵长，拥有众多的优良港湾，而多山地形使日本的城市和重工业几乎都集中分布在海岸线上。

这就大大方便了用船舶进行大量运输，在国际贸易日益繁荣的时代日本这种岛国优势就得到了进一步释放。战前令日本政府困惑的人口问题不再被视为负担，恰恰相反一亿多受过良好教育的公民被视为是宝贵的劳动力资源。1964年日本成为了第一个举办奥运会的亚洲国家。同年日本的第一条新干线就为举办奥运会而兴建，同时1964年东京奥运会还促进了房地产、工业等相关行业的发展。1964年的奥运使彩电、抽水马桶进入了日本普通市民的家庭，日本人的生活状态由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波经济景气又被称为“奥林匹克景气”。

在农业、工业、贸易、金融等方面稳步发展的同时日本的流行文化与其工业制成品一样开始占据国际市场。从1951年4月起“光文社”的《少年》漫画杂志开始连载手冢治虫的漫画作品《铁臂阿童木》，如今阿童木已成为日本动漫文化的典型代表，其影响力早已跨出了日本的国门。1954年的电影《哥斯拉》创造了此后数十年间经久不衰的日本流行文化符号，1956年《怪兽王哥斯拉》登上了美国银幕，从此这一日本流行文化符号开始走向世界。1970年1月藤子·F·不二雄创造的漫画作品《哆啦a梦》开始连载，这部作品很快就和《铁臂阿童木》一样成为整整一代亚洲青少年的童年回忆。

1974年三丽鸥公司为其设计的凯蒂猫形象创造了一段颇具世界性的简历：“凯蒂猫出生于英国伦敦并于父母和双胞胎姐妹咪咪生活于此。凯蒂和咪咪都念三年级，她的兴趣是音乐、读书、吃妹妹自己做的饼干以及最重要的交新朋友”。凯蒂猫这一卡通人物形象为三丽鸥公司创造了100亿日元的利润。1977年4月5日由井出博正作词、远藤实谱曲、千昌夫演唱的《北国之春》发行，到1979年《北国之春》唱片累计卖出500万张，这首歌的影响力同样跨出了日本国门：1988年中国大陆将其评为“过去10年最为人们所熟悉的外国歌曲”。

《北国之春》还在泰国、蒙古、印度、越南、菲律宾、美国夏威夷、巴西唱开，成了一首为15亿人所喜爱的歌曲。1978年日后创作出《福星小子》、《乱马1/2》、《犬夜叉》等经典漫画作品的高桥留美子开始崭露头角。1984年鸟山明创造的《七龙珠》截至2018年在全世界范围内累计发行超过2亿5000万部，《七龙珠》作为被改编为游戏次数最多的漫画而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同年日本动画大师宫崎骏的《风之谷》使其获得了国际盛誉。两年后宫崎骏的另一部大作《天空之城》诞生，又过了两年《龙猫》开始发行。

2001年宫崎骏制作的《千与千寻》以2350万人观看、304亿票房打破了由《泰坦尼克号》保持的日本观影纪录并成功获得柏林电影节金熊奖。当日本以二次元的动漫作品火爆亚洲时三次元的流行文化也在蓬勃发展着：上世纪80年代我国引进的电视剧《血疑》使主演三浦友和、山口百惠成为那个时代无数中国观众的集体记忆。曾1994年4月起在日本素有“日剧奥斯卡”之称的日剧学院赏开始颁发：松岛菜菜子、反町隆史、唐泽寿明、阿部宽、堺雅人、仲间由纪惠、天海佑希、木村拓哉、长泽雅美、新垣结衣、石原里美等人均曾获得此奖项。

70年代后日本不仅在资本主义世界第二经济强国的宝座上越坐越稳，甚至在很多方面出现了直逼美国的趋势。进入80年代后日本开始在全球各地大采购，一时间日本人甚至开始热衷于买下整个美国的话题。这时日本人丝毫没意识到已然出现的经济泡沫问题，最终在美国的《广场协议》刺激下终于导致了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从此日本进入了所谓“失去的二十年”。事实上日本媒体用“失去的二十年”一词形容泡沫经济破灭对日本的打击是因为这打击的确过于沉重，然而这并不是说自上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破灭后的二十年日本就当真停止了一切发展。

泡沫经济破灭后的日本仍贯彻着外向型贸易立国的战略：通过以工业制成品出口为主的外向型经济发展，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以此攫取超额利润，加速扩大再生产。在国际商战中日本大规模引进国外先进技术，重点依靠六大企业集团创出本国的名牌和拳头产品，利益九大商社打通海外市场。1994年日本的海外净资产已高达6889亿美元，连续4年保持世界头号债权国地位。整个90年代日本都是国际上资本输出和对外直接投资的大户。90年代的日本还提出了“科技创造立国”的新口号，强调日本要告别模仿与改良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