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磕头这种春节习俗表示谨慎的拒绝，不知有同意的没有？

我在江苏省，从小到大，还真的没有看过春节磕头的礼。

我的父母都是教师，我跟随着父母，一直生活在以学校为中心的范围内，在那个单位环境内，从没有看过有过年磕头的习俗。

而且在我的印象中，建国后国家大力采取移风易俗的社会导向，对磕头这种奇怪的礼仪，已经基本作了摒弃化处理。

我从小到大，从没有看过父母向我的爷爷奶奶磕头的一幕，当然，我更不会向我的父母行使过磕头之礼。

我第一次知道或者说叫行使磕头礼，是在我的爷爷去世的葬礼上。我第一次跪了下来，而且对这种跪很不适应，我只是模仿着家人的动作，生硬地完成了作为一个后辈的礼仪。

对磕头这种礼仪，说起来，总会感到带着一种愚腐与落暮的气息，外国人对中国人的磕头大礼，一直感到不可思议。

当年马戛尔尼来到中国，去见乾隆皇帝的时候，就为这个磕头礼闹得不亦乐乎，英国人不肯行三拜九叩的中国式礼节，而清朝这一面，非要马戛尔尼使团按照中国的风俗跪拜中国的皇上，几乎闹得不欢而散，后来大概采取了折衷的方案，马戛尔尼用了西方人的单膝下跪吻手礼，现在中英双方的记载，都对这一点采取了模糊其辞的办法，力求为自己挣回面子。

后来嘉庆朝的时候，英国使团又来了，这次英国使节大概已经知道大清王朝不过是一个徒有其表的庞然黔驴，再也不愿意为跪拜大礼而纠缠了，直接不去谒见嘉庆帝了。再之后，英国人终于派来了坚船利炮，轰击了道光的天下，酿成了鸦片战争这一中国近代史的最关键的节点。

可见，磕头礼实在是中国文化的一种陋习，随着中国走向开放、融入到世界，这种双膝发软、低声下气的礼节，也应该抛入到历史的陈迹中去了。

鲁迅先生对中国人的磕头之礼，多有讥讽，他说中国人对皇帝“不必会做事，只要会磕头”，我记得先生曾经说过，中国人的屁股是用来罚打的，中国人的膝盖是用来下跪的，而西方人不肯下跪，中国人也有说辞，就是认为他的膝盖不能弯曲，一度时期，就连林则徐都认为洋人一旦到了岸上，就任中国人宰割了，但事实上并不是如此。洋人的膝盖弯曲的自由度，并不亚于中国人，只不过西方人知道该在什么地方弯曲，而不是在跪拜大礼上委曲自己的膝盖。

当然，在基层社会的民风淳厚的环境下，如果沿袭一下中国的古风古礼，也不妨看作是一道赏心悦目的风景，人民大众想的也不会那么多，只觉得通过这种方式，能够更明快或者叫痛快地表达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尊敬老人的优良因子，未尝不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因为事实上，民间的不孝气场还是很强大的，如果有一个民族的传统孝道积淀的动作形式能够制约一下中国人在履行孝道方面的欠缺，也可称着“磕头之礼”的善莫大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也愿意看着磕头大礼在春节期间的大行其道，至少在礼节上表明着中国的孝道文化还是可见可观的，而不是像“薛定谔的猫”一样，你一去观察孝道，最后连一个影子都见不到。有一个孝道的痕迹，总比一无所有好。

当然，对于我这样的与大多数人一样的有着特定习俗背景的人来说，大年初一，沿袭惯例，我肯定是不会给父母行磕头之礼了，也不会让自己的孩子，给爷爷奶奶磕头的。

其实大家平等地融洽在一起，不分彼此地说说笑笑，或者没有长幼之分的其乐融融，不是更能凸显亲情之乐吗？何必非要那个正二八经的磕头来表达对长辈的尊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