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冬季》：霍建华与马思纯对影片的票房业绩居功至伟

看了两个小时时长的《大约在冬季》，我觉得这个电影是一个作者电影，深刻地烙印上它的原著作者饶雪漫的一些一成不变的理念。下面细述之。

一、《大约在冬季》烙印着饶雪漫的理念。

之前，看过饶雪漫的小说《离歌》，很感震惊，当时写了一个评论，在评论的结尾处，列出了三点从小说里引申出来的对少女的忠告：

1、 不要去与狼共舞。狼永远是狼，它不会变成羊。
2、 不要去试图拯救坏男人。你的母性不可能感化他，而在这之前，你就已经被摧残。
3、 不要把浪漫的基础建筑在那个让你疼痛的男人身上，如果他爱你，他不会让你疼痛。疼痛绝不是潇洒。

这三个忠告是针对饶雪漫原作得出的结论。

饶雪漫的小说写作是有一些不成不变的东西，这个理念，是她约定俗成的。《大约在冬季》里，依然可以看成是饶雪漫将她的理念进行运作的再次新翻杨柳枝。

我大致将饶雪漫的理念归纳成三个方面：一是坏男孩、渣男因为帅，注定是值得女孩争取的，值得与狼共舞。对应于我上述的忠告第一条。二是女孩可以改变一个渣男。对应第二条。三是疼痛是女孩的财富。对应第三条。

饶雪漫在作品里，总是为渣男坏男人寻找理由，为渣男的坏寻找社会的因素，为他进行脱罪处理，这样的渣男便没有本质上的坏，女孩可以展开下一步的对渣男的救赎。

在《大约在冬季》里，我们看到的是大陆女孩爱上了台湾男，在既往的电影里，这种距离的远隔，很可能是爱情悲剧的一个诱应，但在电影表现的时代里，已经不具备外界因素进行干扰的时代氛围，所以饶雪漫在电影里祭起了她的习惯性的将家庭因素作为人物成渣、成痞、成无情的导致前因。

在《大约在冬季》里，我们看到男主人公齐啸一次次对安然的忽略、背弃、逃离，是因为他在台湾家庭里的变故，源自于他老父亲的逼子成婚，是因为他的哥哥做牢之后给家庭带来的困境，总之，他的对爱情的一次次游戏般的态度，都不是他本人决定的，而是身不由己的家庭环境造成的。

这种将痞男归咎于家庭的因素，在饶雪漫之前的作品里，可以说是大面积地分布着。在《离歌》中，浑名为“毒药”的男孩既帅且痞，很小的时候，父亲服刑，母亲生病，无人管教。在《左耳》中，男主人公张漾生活在一个单亲家庭，母亲跟人跑了，他生出强烈的报复之心，将报复的矛头，对准母亲新组成家庭的孩子，也即是他的同学，构成了整个电影里的矛盾主线。

在饶雪漫的价值体系里，坏男人是值得爱的，所以，在接下来的环节里，饶雪漫笔下的女主人公无一不是爱上这些坏男人，在一次次受虐中享受着浪漫的快感。

《左耳》中，张漾表现出的一个坏男人的素质，但是，他却可以轻易地俘虏了卖唱为业的歌女黎吧啦，支使黎吧啦用她的色相，去勾引良家少男许弋，而他还奇怪地被一个富家女孩供养着、缠绕着，可以说，在中学时代，他就脚踩着两只船，他一直在利用女性，一方面利用富家女孩提供的资金，来资助自己的贫困的家境，另一方面，利用混迹于歌厅里的女孩黎吧啦对他的不明所以的迷恋，而用她的姿色去打击抛弃了自己家庭的母亲的孩子。

可以看出，这样的男孩最终却获得了女人公的认可，他的利用女性的前科，统统可以被推到家庭的因素上，最终赢得了好女孩李洱的爱情。

同样，在《大约在冬季》里，饶雪漫继续按照这样的理念，延展她的情节。在影片的体系中，女主安然（名字雷同于铁凝《没有纽扣的红衬衫》中的人物）死心塌地地爱上了齐啸，而对身边的暖男视而不见，在她被齐啸彻底地断舍离之后，她无奈地与暖男结婚了，但是，饶雪漫再次使用了她的“癌症生病”的法宝，让这个暖男得了癌症死掉了，这样，阻隔在安然与齐啸之间的障碍不存在了，电影按照饶雪漫的惯性程序，那就是女孩值得用她的温情，去拯救那个曾经抛弃掉她的坏男人，因为这些男人，从来是迫于家庭与其他的因素，才成为一个坏人的。因为这一套理念为这些坏男人进行了脱罪处理，所以这些坏男人，永远是值得去爱的。

《大约在冬季》里营造了最终这一幕的坏男人仍然让人梦牵魂绕、值得团圆期许的大团圆结局，但是，却遮蔽了更多的不幸与灾难。这就是饶雪漫在编创一个凄惨疼痛、曲折离奇、偏离正轨的故事，所必然导致的对正常人生的忽略与排斥。

二、《大约在冬季》与《左耳》的镜像对称，都移用了家庭因素作为情节动力

因为饶雪漫主要是从家庭方面挖掘人物的悲剧起源，而家庭问题，总是有限的，这必然使得饶雪漫电影里的家庭因素都有着相似的前因，而我们回顾一下《大约在冬季》，就会发现，它与《左耳》有着相似的情节结构。

这里我们先岔开一下，《大约在冬季》与《左耳》的标题，其实都与剧情没有关系，仅仅是一个非常薄弱的背景。《大约在冬季》里出现的齐秦的主题歌，仅仅是主人公曾经参与过的一次的演唱会上的一支曲子，而实际的情节发展，与这首歌曲，很难看出有什么关联。同样，《左耳》里的主人公左耳听力有问题，听不清讲话的声音，但这一设置，并没有对情节发生什么重要影响。这样的设置，未免有一点尴尬。

在《左耳》里，是一个家庭里的问题，引发了少年之间的恩怨，这个家庭问题的特征是，一个女人，串联起了两个家庭。表象上看，是一个女人抛弃了先前的家庭和这个家庭的孩子，然后嫁给了另一个家庭里的男人，这个前因，导致了被女人抛弃的家庭里的孩子，要报复那个女人另嫁去的那个家庭的孩子。

《左耳》里的这种情节缘起，同样构成了《大约在冬季》里的下一代的结识之因。影片开始时的一个大陆少女与台湾男孩因接触而相知相识，揭开了他们之间的非同小可的关系。而这两个人的关系，同样是由一个女人牵连着的，一如《左耳》中一个女人牵连起的两个家庭的关系。

那就是一个女人先与台湾男有了情感关系，然后这个大陆女又在大陆组建了新的家庭。如果按照《左耳》的设置，那就是《大约在冬季》里的台湾男孩对等于《左耳》里的张漾，大陆女孩相当于《左耳》里的许弋。张漾对许弋的恨，是认为他抢走了本属于他的爱，而《大约在冬季》里，台湾男孩如果按照这种思路发展下去，也会认为是安然抢走了他的父亲的爱，导致了他的父亲的家庭破碎，他如果按照《左耳》里的情节设置的话，应该仇恨大陆女孩才是。

但《大约在冬季》里的两个家庭因为一个女人牵连起的关系，没有如《左耳》那样，导致两个家庭里的孩子反目成仇，而是相亲相爱，虽然两片的结局不同，但故事的动力元素是相同的，那就是一个女人穿插到两个家庭之后，所必然带来的情感恩怨的纠结潜因。所以在《大约在冬季》里，我们看到大陆女孩是抱着访案的目的去寻找上一代人的恩怨的。两片都在一个恰当的时刻，交待出上一代的恩怨的真相原因。

由此可以看出，饶雪漫是依靠家庭变故的复杂关系，来构建强烈的戏剧冲突的，而这种强烈的人为化的戏剧进程带来的最大后果，就是为了成全这种戏剧冲突，必须忽略掉其他人物的干预。

在《大约在冬季》里，我们看到，电影在将主题聚集到安然与齐啸的情节主线的时候，根本无暇去交待最终安然所嫁的男人于枫的情感状况，对于枫的角色塑造，几乎是像空气的一样存在。这个角色的用处，就在于为了不影响主线情节的曲折反复而生成出来的，只有于枫处于无所作为的状态，才能不影响到情节主线的进展。于枫在电影里的主要功能，就是他与安然生下了一个女孩，而这个女孩成为揭开过去往事的一个动力，于枫完成了他的使命之后，电影里便安排他患了癌症消逝了。殊不知，一个角色的存在，正如“薛定谔的猫”一样，因为这一个角色的干扰，必定会引发情节的更多的波动，而现在电影里让于枫无所作为，正是为了防止主线的被破坏。

这种矛盾性在《左耳》里同样存在着，女主人公李洱的身边还有一个表哥，无微不至地关心着表妹，但是又丝毫不影响到剧情按套路往下走的惯性冲动，所以这个角色，同样在电影里像空气一样处于不存在的尴尬地位。

实际上，我们感到当代电影越来越回避借助一种奇特的畸形的人物结构来促进情节的发展，尽量让人物回归到平常的正常生活情境之下，以求得等价于生活的平常设置来赢得观众内心的呼应，而像饶雪漫这样的通过一个破碎的家庭里的畸形的关系、生死的意外、突变的起伏来构成故事，使得强烈的外在的戏剧冲突不断把人物摔倒在炼狱一般的边缘地带，制造一种惨不忍睹的生存境况，它所带来的副作用就是人物日益失去平常的心态与对平常人生的深度挖掘，正如演义与传奇的选项在现代文学创作里日益退却了它们的身影，就在于拍案惊奇这类创作手法已经远离了当代文学作品对平常人生中的内心与灵魂的正视与解读。

三、《大约在冬季》里折射出的作者共性的内心心理

饶雪漫的作品里，始终有一个女性卑微的潜在意识，在主导着情节的进展。《离歌》中的女主人公对帅哥且痞的“毒药”迷恋不已，情感臣服在他的指令之下，并因此而忍受他的毒打。《左耳》里的李洱为了获得男孩的青睐，不惜改变自己，当她看到她心仪的男孩，喜欢风情万钟的女子的时候，她开始希望自己也具有“坏女孩”的那种诱惑力：“我突然想变坏， 固执地认为，只有变坏了，我才可以得到我想到的自由。”李洱后来在大学里，挣钱支助她心爱着的男孩许弋，可是后来有一次当她见到许弋与另一个女人同床共枕的时候，她如梦初醒，逃离了这一份爱情，而再次回到过去的坏男孩张漾的身边，但是，电影无法解释李洱为什么不能原谅许弋，却可以对早已在两个女人之间游刃有余的张漾网开一面。

在《大约在冬季》里，我们实际上依然看到的是饶雪漫作品里一贯的卑微意识的再一次重演。这种卑微意识，就是女人心甘情愿地臣服在男人的帅之间，可以放弃自我。

而《大约在冬季》选择霍建华扮演齐啸给予了剧中女主角的卑微意识得以成立提供了一个外形上的便利，但是也让霍建华意外地因他在被动地塑造出的“花心大萝卜”的“渣男”形象而在网友那里引起了热议与争议。

那么在《大约在冬季》里究竟用什么来解释女主人公心甘情愿地臣服在疑似的“花心大萝卜”的脚下？

这也是电影里难以自圆其说的一个原因，正如饶雪漫之前的作品里，只要男人的一个帅，就可以打遍女人无敌手。

《大约在冬季》里齐啸是凭着至少如下的招数，制造了浪漫：一是掌握稀缺资源。这就是一张齐秦的演唱会票，这足以虏获少女的最初好感，她很快把自己的名字留下去了。二是婚纱照浪漫。九十年代，艺术摄影还能搭一点艺术的边，这很快俘获了少女的芳心。三是物质利益。台湾男给了大陆少女一部手机，在当时来说，的确是一个时尚用品。当然这都是物质部分，虽然安然在与台湾男决裂的时候，声称她不是为了钱，但是，她所感受到的浪漫都是建立在物质的基础上的，而她身边的无趣的大学同学于枫正是因为他没有提供足够的浪漫情调，至少他在满足少女的精神想象的时候，只能在剧院门外接送女孩，而无法给她一张最需要的“票”。

这是安然第一时期的爱情，她当时是北师大的一名大学生，生活来源有限，臣服于台湾摄影师的脚下，还情有可原，但是后来她已经成了当红的主持人，并凭此机会到了台湾，但她依然卑微得不可思议。那么，齐啸究竟有什么魅力让她宁愿抛弃自己的事业，甘愿委随于他？在这里，齐啸再次拒绝了她的主动示爱，此刻的她行业圈里已成佼佼者，她只能失望而归，而能够解释的只能用饶雪漫作品里唯一的让女人臣服的理由男人之“帅”来解释。

而后来齐啸再次来到北京，未费吹灰之力，凭着他有一个孩子的父亲的身份，竟然借助他对女孩的卑微的心态的深刻感知，把安然再次拿捏住了，并且在这里有了身体的亲密接触。

所以，这个电影的危险性在于，影片里后来齐啸的孩子与安然的女儿相遇的时候，很可能会重蹈《雷雨》里的覆辙，而成为兄妹关系。幸好饶雪漫在这个剧里放过一马，但已经显示出饶雪漫屡试不爽的三板斧“离婚、堕胎、车祸”的咄咄逼人、危机四伏随时带来的严重后果了。

而电影的后部分，情节日益向八卦的层面上跃升。安然与齐啸的前妻在“主持人节目”里相遇，而在这里，齐前妻作为一个知名演员向安然坦白自己怀上了第二个孩子，构成了电影里的拆散主线情感的最大误会，为什么真感情挡不住一场误会？而这往往是饶雪漫营造戏剧化冲突的一个重要诱因，正如《左耳》中的黎吧啦之死的原因，是她看到心爱的男孩在视频里骂她婊子，从而去讨一个说法而遇到车祸。这其实也是一场误会，误会成为生活不幸的最大由头，形成了饶雪漫情节冲突的一个重要诱因。

《大约在冬季》里，即使齐啸一次次地伤害着安然，但她依然故我，对他恋恋不舍，在影片的最后，她在儿女的撮合之下，再一次走向了这个伤害了她的男人。而这个男人在形象塑造上，饶雪漫总是撇开个人的品性与道德意志，而将其表象上的“坏”归咎于家庭因素——电影里早期的原因，归咎于父亲生病想早日见媳妇的因素，后来就归咎于有一个恶妻的阻挠，而他自己却没有一点责任，但这种脱罪处理符合生活的复杂性吗？电影恰恰在这里回避了对人物的深层心理的剖析，而仅仅用最简单化的外在因素代替了心理层面的解读，最终形成了饶雪漫作品的一种共同的处理方式。

《大约在冬季》取得不错的票房，影片里的霍建华与马思纯对这部电影的成功居功至伟，在影片里处理两个人的情感角色的时候，尤其是两个人拿“花心大萝卜”开玩笑的时候，如果没有霍建华的正色的表演，很可能要将这个角色的正面形象给演砸，而马思纯把一个女人陷入到情海中那种追索欢愉而不惜失去自我的矛盾的一体，也给演绎得丝丝入扣。他们用他们的表演，深化了电影的深度，让电影的情爱表现还是达到了一定的出神入化的境地，让这部电影能够经受得起观众的挑剔的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