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机长》三大泪目处，大有深意，折射每人身处社会的三种关系

今年国庆档三部影片《攀登者》《中国机长》《我和我的祖国》中有两部影片出自香港导演之手。

实际上，《我和我的祖国》属于拼盘式电影，如果从一部电影时长的角度来苛求的话，今年的国庆档里最出风头的还数香港导演。

香港导演凭着他们的被黄建新称着“技法新颖”的导演特点，赋予了影片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弱化了剧本编写上的弱项与弱点，使今年的国庆档影片都能够在“好看”这一点上获得市场的正向反馈。

从这个意义上讲，《攀登者》与《中国机长》都有着相似的拍片肌理。两部影片都有事实原型，而且电影拍摄时，剧本都是匆促赶制出来的，阿来在编剧《攀登者》的时候，时间限制得很紧，因为这个电影就是为了献礼今年的国庆节的；而《中国机长》反映的事件本身，是刚刚发生在2018年的一件真实空中惊险，因此两部电影的一剧之本都是急就章，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磨合与提炼，可以说，剧本并没有提供成熟的情节创意与人物刻画。

而这些原剧本的不足，恰恰在香港导演的操作之下，得到了有效弥补。《攀登者》中的爱情线索，受到很多观众的诟病，但是，这些爱情情节恰恰是来自于剧本作者、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阿来的原创设计，并不能怪香港导演李仁港，而现在看来，恰恰是李仁港给予了这部电影以更多的诉诸于视效的动作戏，反而有效遮蔽了爱情线索的陈词滥调，让电影在视觉冲击力上具有无可挑剔的震撼力。

《中国机长》在剧本上同样存在着薄弱的先天不足，一剧之本编写的非常的简单，甚至可以说，它与《攀登者》走的是一条相反的路线，如果说《攀登者》因为事件发生的时间与今天相隔较远，编剧的自由度相对而较为宽大的话，那么《中国机长》的人物刻画则因为事件发生的日期与今天过于临近，而使得编剧在运作这部电影时唯唯诺诺，束手束脚，根本没有放开来对人物性格展开更为戏剧性的刻画。

比如，《中国机长》中机长刘长健的刻画是按照中规中矩的套路来落实到位的。他有一个女儿，贤惠的妻子，而与家里人的关系，在电影的镜头里，也是采用了一种相敬如宾的常规设计，电影编导甚至没有勇气去发掘刘长健家庭里的具有戏剧性的成份，直接用一种最大路化、简单化的家庭模式把这种家庭关系给囫囵过去了。

之所以说它是大路化，我们不妨比较一下前一阵子放映的《烈火英雄》中的救火英雄黄晓明扮演的那个角色，他的家庭设计，也是相敬如宾的妻子与聪明可爱的儿子，几乎与《中国机长》中男主角的家庭关系如出一辙。

这都说明，过于贴近现实的真实事件，限制了编导们信马由缰的想象力与编织情节冲突的自由度。

相比于《攀登者》里炮制出的一个莫须有的爱情线索，《中国机长》里则呈现出相反态势地大幅度缩减了电影里的情感线索。

在《中国机长》里，同样对乘务长毕男的家庭刻画讳莫如深，付之阙如。在影片的开始部分，机组人员陆续到达机场的时候，毕男坐在车内，一脸阴郁，当她看到其他的空乘人员在男友的伴随下到办公区的时候，她脸上的忧郁才稍有化解，嘴角边露出明朗的微笑，可见这一角色也受到了家庭某一种电影里没有言明的阴霾困扰，而她的同事，却以为她能够兼顾到工作与家庭，电影里在有限的时间段里，特意让她与李沁扮演的雅文在前往飞机的通勤道上闲聊着婚姻状况，通过李沁之口，赞扬她“事业和家庭”两者兼顾，而毕男不置可否，王顾左右而言它，迅速岔到要李沁注意保护好自已的腰，进一步坐实了乘务长家庭上肯定出了问题。尤其可疑的是，在飞机危机出现之际，她用手碾动着手指上的婚戒，显示出她内心的一种犹豫。但电影也到此为止，将她谜一样的家庭背景虚化了。

而乘务人员中另两个稍有情感提及的一个是李沁扮演角色的走入婚姻，另一个是张天爱扮演角色与副驾驶的爱情初萌，其他人物都根本没有涉及各自的情感，所以，《中国机长》在剧本的编写上，比《攀登者》还要局促与空洞，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机长》的香港导演刘伟强，通过快捷凌厉、全方位展现、多角度呈现、频繁切换的镜头，来制造一种视觉上的紧张与冲击力，令电影充分发挥视觉效应，来弥补剧本对人物刻画的不足，正如《攀登者》一样，剧本里的情感不值得推敲，但香港导演李仁港大幅度地将登山运动变为武术运动，在每一个能够呈现出惊险奇观的片段都通过危机重重的设置来构置电影里的视效震撼，两部走着同样策略的电影，《攀登者》《中国机长》都达到了基本的“好看”的目的和要求。

《中国机长》有很多泪目之处，就是在不经意的快速镜头切换过程中，能够用一个非常短促的瞬间，击打着观众的情感的软肋。

小编为此归纳为三个泪目的瞬间，而这三个瞬间，恰恰折射出一个人在社会中所处的三种关系问题。

一、乘务长安抚乘客的话，折射出一个人在家庭中的亲情定位。

由袁泉扮演的乘务长毕男在飞机遇到危险、乘客惊慌失措之际，稳定了自己的情绪，安抚乘客，她将心比心，现身说法，说道：“我们也是儿子，女儿，爸爸，妈妈，我们的家人也在等着我们，我们会一起回去。”

这一段镜头，袁泉呈现出电影里的最美丽的光芒，相比之下，在电影的前半部分镜头里，她偏瘦的脸型，让她的脸上透露出更多的憔悴之感，也变相地反映了她可能遭遇到家庭的烦恼，而在这一刻，她的这种带有强烈代入感的温婉之语，却超越了她内心里的忧心忡忡的不安，使得她展示出一种圣母般的神圣气韵，使人难以置信这就是前面也由她扮演的角色。

而她诉说的这一段内容，正是从亲情这一维度，找到了与乘客的心理沟通点与交结点，搭起了心灵沟通的穿越通道，一下子平复了乘客中弥漫着的恐慌情绪。

二、乘务员安慰同事的话，折射出一个人在单位里的友情定位。

《中国机长》里对同事之间的刻画也较为简略，几乎没有什么时间与空间来交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是吉光片羽地闪过一星半点的人物之间的朦胧关系。

而这种人物刻画的交待主要集中在副驾驶与第二机长之间，电影对这两个人物的塑造也没有拉开差距，比如副驾驶抓住机会，欲与空姐拉关系，套近乎，而第二机长在已有老婆的情况下，还与坐在机舱里的女乘客搭讪，性格上几乎都是一种撩妹类型，这是塑造人物的大忌，反映出编导在人物定型上分类不够细化的一种缺陷。

尽管如此，影片里对空乘人员的相互关系没有特别细腻的展现，但在结尾处，当乘务员把受伤的一位同事送到救护车上，然后说了一句：“好了之后去吃火锅”，却让人热泪盈眶。

这一简单的嘱咐却包括着很多潜台词，本身吃一次火锅，并不是一种特别的奢侈，对于工薪阶层来说，却是一次特别的恩遇与礼遇，而吃火锅的约定时间，是对方恢复了健康，这话中包含着不动声色的祈愿内涵，这么一句轻描淡写的约定中，却有着一种诱惑对方照顾好自己身体、享用一次同事之间乐而忘返的大餐的意蕴在内。

一个人在单位中，是靠着同事间的友情而获得工作的快感的，电影在这一点上，很准确地把握了空乘人员的内在的凝聚力与向心力。

三、飞机长道歉乘客的话，折射出一个人在工作中的人情定位。

飞机平安落地之后，乘客纷纷向机长伸出了大拇指，要见识一下英雄机长的本尊，但机长之前就通过话筒向乘客表达了飞机误点的歉意，这一次，听到乘客要见他的呼声，他的脸上没有丝毫的兴奋之情，而是对身边的同事说：“去跟乘客道个歉。”

于是，我们在电影里看到了一幕让人潸然泪下的场景，机长及第二机长和乘务长深深地、诚挚地向乘客们鞠了一个躬，传达出他们机组人员的歉意。

从他们的角度来讲，乘客是上帝，他们没有把乘客送到预定的目的地，是他们的失职，这是他们从自己的职业角度感受到的歉意的原因所在。

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机组人员又用他们的冷静、勇毅与无畏，克服了一场不期而至的灾难，拯救了乘客的生命，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又是乘客的恩人。这正是乘客之所以要表达对他们的谢意的原因。

而这种不同站位产生的不同情感，正是一个社会人必然地从自我出发而体验到的不同的感触，电影把这种悖论式的感触，立体地呈现出来，细腻地展现了“中国机长”不但有着职业上的勇敢，更有着职业道德上的清醒认知，让我们不仅看到了他们的勇敢的行为，更看到了他们的温婉的灵魂，所以最后电影里的这一幕动人之处，大有深意，深化了人物形象，也将一个人放置在社会的层面上去折射出社会人所应体现出的“人之情”、“人之性”。

总的来说，《中国机长》虽然略去了戏剧冲突，但香港导演的技法制造了视觉神奇，更通过点到为止的人物动作与心灵的展现，揭示出颇为精准的一个人必然遭遇到的所处的家庭、同事、社会关系中的定位问题，而恰恰是这三个定位，构成了电影的动人之处，因为这三个重要的环节里，是体现出一个人物高尚与情操的重要部位，电影在这三个部位上未失水准，保证了《中国机长》的内涵也没有失掉应有的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