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50多岁的王电强，被任命为日喀则军分区政委…

访日喀则军分区政委王电强

杨星火

（1985年8月6日）

上篇：

一、从军经历

我于1931年8月，出生于山东德州农村。1944年（13岁）逃荒到东北，投奔姑父，帮人种菜。后来到扶余县的一家杂货铺给人当小伙计，一年只给一个雍帽的钱，吃他的。1945年（14岁）姑父买了三个大饼（一个二斤多），带着我一路吃大饼吃到了沈阳，结果他把我丢在了沈阳。我历经千辛万苦爬车回到山东德州老家。可不到一年，母亲就去世了。因家里生活困难，弟弟妹妹小，父亲只好把三个月的小妹妹送人了。1946年，二野来到了我的家乡，我报名入伍（15岁），在二野六旅旅部电台工作，当通讯员、报务员。入伍时，我连名字都不会写。后来向部队老红军台长学知识，台长教我学习文化、学习发报技能，我还受过嘉奖。

1947年至1949年，我随二野挺进大别山、参加过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进军大西南、成都战役。1948年，我入了党（17岁）。1950年（19岁）5月，我被调到18军军部电台，任随军电台报务员。进藏期间随张国华司令员、谭冠三政委经甘孜、昌都、丁青、到达拉萨。

1955年实行军衔制，我被授予上尉军衔。1955年至1964年，我先后在西藏军区通信教导队任教员、副队长、队长、主任教员、大尉连长。西藏军区干校队通讯队副队长、步校通讯队主任教员、队长、培养报务员1200余人。（一直搞通讯教员工作12年。）

1959年平叛时我在丁青。1962年中印自卫反击战，我到拉萨白定步校。1965年，我任通讯团副参谋长。1966年先后任通讯团副团长、政委。1967年调高炮团当政委。1969年任西藏军区通信总站政委。1979年任西藏军区副参谋长。

1980年7月，我陪同盖玉宝副司令视察一线部队，从拉萨到察隅、二东、沙马、布宗、马及墩、陇、 卡边、肖、勒、曲那、帕里、乃堆拉、则里拉、詹娘舍、卓拉、下司马、查果拉、塔克逊、岗巴、昌龙、贡巴强、定日县、樟木、吉隆、郡加、昆木加、里孜、扎东、莫落等72个点，行程万里，60多天。到布宗骑马。从察隅五连嘎梭到布宗，路窄、森林，藤条多，骑马看不清，突然我的马被藤子掛着，我脑袋摔下斜后方，我的右腿被掛在路上，前面有马，我一伸手拉住马蹬，后面的战友下马把我拖出来，不然我会被马拖死的。

1982年，我到边坝去，车子前轮有块石头，往外滑，前轮悬空，好险！差点翻下崖。1983年，我到日喀则军分区任政委至今（1985年11月）。现年54岁。我改过一次名字。曾用名：王殿祥。1954年，我认为自己是搞电讯的，过去的名字有点封建，我就把我以前的名字王殿祥改成了王电强。

二、走马上任

1983年6月，我还在内地休假。6月26日，我接到西藏军区通知：“三天内赶回拉萨”。我是“七. 一”到的拉萨，第二天王心前政委、姜洪泉副司令员找我谈话。王政委说：“日喀则军分区要选个成熟的政委，组织上信任的，还真不好选。选来选去选到你。这是从工作出发，你有什么意见？”我说：“组织上定了，到哪里都是工作，我沒意見。”

也有不少同志劝我说：“你都50多岁了，身体也不好，算了，别去了。上来了，又下去，算什么？”

姜副司令找我谈话说：“你准备好了吗？去上任吧。”我说：“军区已决定了，我就去，请组织放心，我尽自己最大力量，只要我身体不垮，组织尽管用！” 就这样，7月3日我随姜副司令来到了日喀则军分区。姜副司令宣布了命令，我接了。

三、新官上任三把火

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我到日喀则军分区也烧了三把火。其一：与嘎玛司令员商议，宣布了新的分区常委委员名单；任命了各团新的领导班子成员。其二、坚决刹住侵占战士利益的歪风。其三，深入部队边防前哨，集中精力抓边防前线工作，特别是狠抓一线哨所的边访建设工作。分区党委领导，分工负责，每人重点联系几个边防队。为战士解决实际困难。

1、坚决刹住歪风

8月8日，日喀则军分区发出紧急通知：“坚决刹住侵占战士利益歪风。” 以前的事，视情节轻重处理。从现在开始，主（副）食品不能倒流、不能侵占，谁侵占就是喝兵血。我提出“该让战士们吃的，一定要让战士吃到嘴里；该发给战士们的物品，一定要发到战士们手中。严禁开小灶，化公为私。”

有人上告四连的前任连长把偷的录音机、罐筒、物品，放在自己床下。我派人去调查后，属实。把该人撒职、处份、处理复员了。

岗巴县武装部原副部长，把民兵事业费分了。我撤了该副部长职务，并给予处分。

六团有一个股长用毛箱运被子、椅子往后方，给予行政警告处分。

康马县人武部政委赌博，晚上叫战士去偷鸡。我调查清楚后，立即下令撤销该政委职务，给予行政警告处分。

有个干部代理接新兵团团长，该干部沒有随所接新兵回藏，给了这个干部行政警告处分。

乃堆拉有位副连长倒卖主（副）食品大半车，卖了四百多元，给予撒职、处分、通报。

有个连长擅自开车，翻车死了两人，被判刑。

七团有个副团长打人，宣布命令，转业。

有个驾驶员不想出车，把油门拉开了，发不动车辆。查出来后，严肃处理了。

八医院一个干部和战士争吵，干部刺了战士一刀，战士上告。经调查情况属实，对该干部给予处分。并命其给战士赔理道歉。

我到日喀则军分区任政委后，把部（分）队、人武部等单位的歪风邪气基本刹住了。

为此，也处理了十几个干部。多数是以前的事，有人上告，经调查核实后，事实清楚，必须处理。就这样，我也得罪了不少人。有人说：“王政委这样做“左”了、“不稳当”、“要出问题”。也有人说我“想突出自己、显示自己” 。对此，我也不解释。我对干部多吃多占，最忿恨。我坚信只要组织上相信我，我就能不受干挠。损害战士利益的歪风必须要刹住，只要我是为基层干战造福、服务，我问心无愧。

歪风刹住了，该奖的也得奖。岗巴塔克逊二连指导员田世林提副教导员；查果拉吴绍银司务长提副连长；六团张学明营长亲自上山指挥营建施工，获分区嘉奖。

2、为战士解决实际问题

边防战士生活条件太苦，我们当领导的，应该为他们造福。雪山哨所，冬天战士要暖和，一日三餐饭要吃饱。领导的工作就是为战士服务，为连队解决实际问题。只要是为连队造福的事，我就干；看准了的事，我就干；只要沒下免职命令，我就干，不管谁说三道四。我这个人很要强，工作搞不好，坐立不安。作为领导，心里要想到基层，眼睛要看到基层，要服务于基层。为什么？这是因为我们的社会、国家、军队都处于困难时期，特殊条件。特别是西藏的特殊环境、艰苦地区，带来的困难，思想反映还要多得多，在讲艰苦奋斗时，为人民服务的前提下，还要了解他们有些什么想法？有些什么具体问题，要调查研究。解决一件实际问题，有时比你讲几天道理还有效果。如日喀则军分区，光讲艰苦奋斗，不解决实际问题，不行。因为有的问题，基层连队干部解决不了。

如昆木加那个排，离团一、两百公里。战士们住在雪山中，想想他们的吃、住、行相当困难。加强边防建没，改善守边干战的吃、住、行条件，是必须的。对这个哨所，我叫分区后勤部与他们掛钩，经常给这个点解决实际问题。有时团里来车，把后勤温室种的菜扯点，领导带去。那里风雪太大，种菜困难。他们的信封信笺纸有时都沒有，战士们拿钱都买不到信封信笺纸，无处去买。领导上去给战士们带去信封信笺纸、文娱器材，领导不要空着手上去。为了方便战士们吃面，还给他们送去了压面机。

岗巴营塔克逊二连也很苦，风大，饭也煮不熟，炊事班煮饭的汽油炉子不够用，一块像样的案板也沒有，一块旧案板，凹进去一个坑。乒乓台也沒有一个，一个班里连一张桌子也沒有，写信都是在床上写。十多年来沒有搞粉刷，室内墙体黢黑，不要说住在里面，看一看也寒酸。我派车从一千多公里外拉来石灰粉给连队刷墙体。石灰里拌多少水、兑多少盐巴，我坐在一边看着他们干。干部战士对我说：“政委，你回去吧，放心吧，你都五十多岁的人啦，还在这高海拔地方与我们一道同吃同住同劳动” 。我回答说：“不行，我要守在这里，看到你们粉刷好。我才安心。”刷了整整两天时间，石灰墙刷好了，屋里亮了，我才放心了。我让战士们把战士职责、各班都统一在一个高度位置掛起来，各班都有生活园地专栏，各班增添了文化生活趣味。

另外，还组织各班改革炉子，把原来五花八门的炉子，改成现在在屋里使用，沒有烟雾，沒有灰尘，能烧开水、洗脸洗脚水的炉子。我和翟营长反复试验四、五天，终于弄成了。

我派人到樟木、亚东去买了两车木料回来。两个月，做桌子、案板、乒乓球台。给连队厨房里补充了厨具，红外线炉子，锅灶；蓝球架子也做出来了。现在连队有了游艺室、看电影干部战士不再披着雨衣在外面受冷了。这个连指导员很能干，会过日子，看来是会理“家务事”的人，他在战士中很有影响力。

塔克逊连队驻地海拔高，气侯差，沒有温室，一年多数时间吃干菜。塔克逊种菜的地方离连队百多里路程，在昌龙西边，只是种点土豆、萝卜。现在连队修了两个温室，在温室里撒点小白菜，种其它菜不行。这些事看来虽小，却是为战士解决实际问题，让战士们吃得饱，住得暖和，安心连队工作。

亚东的东嘎拉、则里拉、詹娘舍、卓拉等边防点小、人少，报纸看不到，收音机坏了，闹钟坏了，昼夜站岗不知道时间。我派人买新的收音机、闹钟送上各哨所。卓拉哨所劈柴沒有斧头，锯柴沒有锯子。我打电话问后勤，后勒说：“沒有”。我说：“我讲话不好听，仓库里没有，从机关里拿，连夜把斧头、锯子送上去。”

去年（1984年）7、8月我了解到卓拉哨所沒有菜吃，我打电话告诉六团，让团长亲自带人送菜上去。

五团从八月烤火到次年四月，三连在喜马拉雅山下沒柴烧，派车到昂仁煤矿拉煤，煤炭又贵，路途又远。去年（1984年）11月份，五团还沒有准备柴禾，我狠狠批评了他们：“你们为什么不拉柴禾，你们坐在火炉边烤火时，想沒想战士有沒有火烤？如没想，你们就错了，要冻死战士吗？沒有柴禾为什么不报告？计划沒安排好吗？”我在七团汽车连和分区要了三十多台汽车，去为5团拉柴禾。五团位于高海拔地区，冬季天冷，雪封山，容易断供。干部战士不安心。政治工作固然重要，讲的要在实践中落实。光讲空话不行，也要解决实际问题才行。要让干部、战士冬天屋子要暖和，饭要吃得饱，晚上要睡得着。连队有困难，你要拿钱拿物去解决。

各哨所一年四季不是下雪就是下雨，被子湿的不能盖，衣服湿的不能穿，长年这样，一、二十年这样，行吗？肯定不行。于是， 我让各团购电褥，凡是有电源的哨所都可以买电褥子。各团上报购电褥的数量。一连报了电褥150床，我问营里，“你们能不能出钱？不能出，分区出。” 副营长说：“为战士多少钱也要出” 。

我除了在军区任副参谋长而外，其余时间都在基层。你不为战士解决具体问题，光讲空话，带不了兵。只有平时爱兵，带好兵，打仗时，战士才能冲锋在前，消灭敌人，取得胜利。

1985年春节前夕，咽炎引起我发高烧（39℃），在医院住院。家属从内地（成都川办）带来二十斤桔子、广柑（一个纸箱装在一起），还有个藏族朋友带来八斤酥油。分区党委决定，领导班子成员下去过年，嘎玛司令员在家，其他人都下去。我自己要求出院，带着桔子、广柑、酥油，除夕在查果拉和战士一起度过；初一在昌龙、塔克逊、丁嘎、六团，从西到东，从岗巴到亚东，走了八个连队，和战士们一起欢度春节。

医生说我窜了肺癌，我想：将来我走后，把骨灰洒在这几个点上去。反正我只有一个信仰，把共产党信到底。

（未完待续）

（注：本文插图均来自网络）

作者简介：　

杨星火：四川省威远县人。1925年生。国立中央大学化工系毕业。1949年5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1年随十八军进藏。曾参加修筑川藏公路、平息西藏叛乱和民主改革、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边防建设等。在西藏工作20年。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军旅诗人。

后期整理：刘光福、雪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