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才能逃离，这世俗的羁绊

施施/文

闻一多曾说，中国人的文化上永远留着庄子的烙印。而这烙印在今日，则显得尤为清晰。

在物质充盈而精神荒芜的今日，我们惊讶地发现，很多迷茫困惑、求而不解的问题，在《庄子》中都能得到答案。通过阅读《庄子》，我们或许可以抵达人生的3种境界，找到苦闷的宣泄出口。

一）从日常生活的种种心灵忧苦和世俗羁绊中解脱出来

作为《庄子》一书开篇的《逍遥游》，讲了这样的一个故事，鲲化而为鹏，乘旋风而上九万里，从“北冥”飞向“南冥” 。在极度的夸张、渲染中，读者很可能会疑惑，庄子在这样的奇幻中，到底想表达什么？

在《庄子：迈向超俗之境》一书中，作者从海、天池、大鹏起飞条件等等概念出发，扩展出这样一个更容易被我们理解的版本：

鲲化大鹏，这个大鹏趁着夏季的大风，上达九万里的高度，最终从北方幽暗之地飞向超越世俗的南方光明之地。在飞翔的过程中，大鹏看到了蔚蓝的天空，发出了这样的疑问：

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

意思是，天的蔚蓝之色究竟是不是它的本色呢？或者只是因为无限遥远而看起来如此呢？

紧接着，大鹏有了这样的思考：

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

这是整本书最吸引我的地方，在此，蜂屋先生的讲解非常清楚：

但庄子了不起的地方还不在于对天空的蔚蓝之色发出疑问，而在于他“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从极高的天空俯视下方，同样也是呈现蔚蓝吧）”的推想。在现代，我们有了人造卫星，也知道从人造卫星上所看到的地球的样子，其颜色正是呈蔚蓝色，如苏联宇航员所描述的：“地球是蔚蓝色的。”但是，在没有飞机、更没有人造卫星的时代，庄子何以能做出这种想象呢？如果鲲和鹏是超乎寻常的构思的话，那么，根据天空呈现蓝色而推测出陆地远看起来也是蓝色，则是极为惊人的想象了。

在眺望广阔无际的天空之时，我们为世俗世界所拘系的心灵有时也会得到解放。从飞机上俯视陆地，会觉得地面上的物体很小，这是大部分人的经验。人们之所以特意不辞辛苦地登上山峰，主要是希望享受精神上的释放感。借助悬挂式滑翔机和滑翔伞而像鸟一样在天空自由飞翔是很多人喜欢的体验，此时，人们头脑中的俗念一定会消散而去。

庄子不是通过实际的身体动作，而是试图通过大鹏飞翔的想象，去实现那种精神的解放。这就是原文中所说的，以高飞于天际的大鹏的眼睛来俯瞰地面，种种世俗之事将会消解于广阔的苍茫大地之中。

在这里，蜂屋邦夫先生用通俗易懂的话向我们说明了《逍遥游》一篇的主旨，也即本书副书名所要传达的，迈向超俗之境，获得内心的解放，实现逍遥游。

二） 做个“畸人”，以至极之技，通至极之道

如何实现逍遥游？在庄子看来，莫过于掌握至极之道。那么，怎么才能掌握至极之道？在这里，庄子通过一类人——掌握极致技艺的人，来说明对于道的求索。

在《庄子》一书中，描写了庖丁、佝偻老人、吕梁丈人、津人等等掌握极致技艺的人，他们能够自如地解牛、捕蝉、蹈水、操舟，皆因为遵循了“自然之道”：庖丁依循牛体的自然之道，而把解牛技艺发挥到极致；捕蝉老人的身体进入与枯木树桩无异的状态，捕蝉犹如探囊取物；游泳高手完全依循水之道；潜水者完全顺从水的法则，而能自如地操纵船只……

这些故事无一不是在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能够“凝于神”，即丝毫不为外物所动，就能如天地自然一般地生存。

此外，在《庄子》中，这些掌握了极致技艺的人，通常是奇形怪状的人，也就是畸人，

这大概有对易于为外貌所拘限的人心进行启蒙的用意，同时，也有卓越之人的形貌异于常人的观念。对奇形异貌者的敬畏观念，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承认的。另外，人因形体奇异而被世俗排斥，但反而因此得以从世俗价值观的束缚中摆脱，也是可能的。《庄子》中对畸形人的描写，弄不好会被误认为是满篇歧视性话语，我们读了这些描写后，之所以会体味到一种解脱感，是因为这些畸形人都豁达地、从容地享受着逍遥之游。

因此，畸人又如何，他们或许拥有一架无形的天梯，直达光明的、无所挂虑的理想世界。

三）看透生死，死是大地赐予的休息

好了，既然掌握了至极之技，慢慢地通向了至极之道。那么，作为俗世的人生来说，可算是圆满了。但是懂得生容易，关于死又如何呢？

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他认为，比起死亡，现实社会的问题更应该关注。死亡本身是一个社会事件，需要繁琐的社会礼仪来规范身后事。比起孔子，庄子对于死亡的态度显然更符合我们现代人的理解，他认为，死亡就是它本身。

在这个部分，《大宗师》中的故事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庄子的生死观。

子祀、子舆、子犁、子来四人相与语曰：“孰能以旡为首，以生为脊，以死为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体者，吾与之友矣。”四人相视而笑，莫逆于心，遂相与为友。

此间，子舆得了病。子祀前去探望，子舆非但没有消沉，还把自己身体的变化看作大自然的变化而享受着：

伟哉！夫造物者，将以予为此拘拘也！

子祀问子舆，变成这副模样是否感到厌恶，子舆尽管身患绝症，濒临死亡，却回答得富有幽默感：

不，为什么厌恶呢？随着身体的变化，如果左臂变成了鸡，那就来报时吧！如果右臂变成了弹弓，那就用它打一只鸟烤着吃吧！如果臀部变成了车轮，精神变成了马，那就乘坐吧，这样也就不需要驾驭马车了！

在极端恐怖的身体变化面前，子舆嬉笑如常，这是因为他深知，一切变化都不过是造物者宏大作用的体现，他所需要做的就是，“安时而处顺”。

且夫得者时也，失者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谓县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结之。且夫物不胜天久矣，吾又何恶焉？

在“天”这一宏大自然面前，一切事物终归是只能顺从的无力的存在，从来都是如此，既然如此，我为什么要厌恶这个佝偻病呢？

在这里，蜂屋先生的总结也很到位，他说：

不过，如果“安时而处顺”并将一切都交托给“天”，的确能获得精神的宁静，这与其说是哲学性思维的产物，不如说更接近某种宗教性的情感。如果说庄子的文章对人具有疗愈作用的话，那么这种宗教性情感一定是其因素之一。

那么，面对人的终极命题——生死，庄子又是怎么看的呢？

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纪！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为徒，吾又何患！

生死不过是气的聚散，聚而又散，散而又聚，这是无限循环的，如同鸡和卵一样无人知道哪个在先，因而，对于死亡，我们也就不必忧虑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当死亡来临的时候，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呢，子来语出精彩：

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人随着身体而诞生于大地之上，在精力充沛的时候就劳作，进入老年后就安乐地生活，到了该死亡的时候就去从容地休息。因此，肯定自己的生为善，恰恰也就是肯定自己的死为善。

在抚我育我的大地上，快乐地生，从容地死，这是庄子或者说我们中国人最理想的状态。

蜂屋邦夫先生在《庄子：迈向超俗之境》一书的前言中曾提到，“撰写本书时，几乎不记得有那种煞费苦心的感觉，视野是随着写作的继续逐渐开阔起来的。这是从内心深处涌起的一种舒畅的悠然自得的感觉。这与撰写其他著作时的体验是不同的，本书是唯一一部整个写作过程都使我感到轻松愉快的著作。这种舒畅感应该是因陶醉于庄子思想而产生的一种疗愈体验吧。庄子的思想确实具有使我们被各种日常事务拘系的心灵得到解脱的作用。”

诚然，这也是我们现代人读《庄子》的最大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