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开国上将之子被判死刑，将军叹道：罪有应得，我没脸求情

在1960年，陈东平带着父辈的光环踏入了军事学院的门槛。这所学院聚集了众多军政要员的子女，他们背负着父辈的期望，却也承受着无形的压力。尽管周围的同学大多因身份而倍受瞩目，陈东平却始终显得格外孤立。

学习导弹工程的他，表面上看似有着光鲜的未来，但心中却缺乏对这条道路的热情。每个学期的成绩单上，都有几门科目标记为不合格，这在他那些优秀的同学中显得尤为突出。相比于他们忙于实验和论文，陈东平更多的时间是在校园的角落里发呆，或是与同学打牌消磨时光。

某个周末，他和几个同学闲聊时，话题偶然转到了他们未来的职业道路上。其他人满怀抱负地讨论着将来为国效力的梦想，而陈东平却显得漠不关心。

“你不觉得这一切都很虚无吗？我们这么努力，到头来还不是走父母早已铺好的路？”他的话引起了一阵寒意。

一位性格火爆的同学立刻反驳道：“你这是什么态度？我们的努力是为了国家，为了人民，而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

面对同学的指责，陈东平只是轻笑，没有再说什么。但从那以后，他越发感到自己与这里的格格不入。

在1962年的夏季，陈东平因为身体不适和心理压力大，选择了休学。他的请求被批准后，陈东平回到了家中，开始了一段与世隔绝的生活。

回家的陈东平，一改以往在学校的严肃和拘谨，开始寻找自我解放的方式。他将自己关在房间里，通过收听来自海外的广播和观看西方的电影，陈东平沉迷于那些闪烁着自由和放纵光芒的生活场景。这些内容在他心中播下了一颗向往自由生活的种子。

在这个过程中，陈东平的思想开始有了显著的转变。他开始质疑自己的未来和现实，心中萌生了一种冲动，那就是逃离现有的生活，前往一个他认为能够真正自由生活的地方。

一天晚上，陈东平在房间里辗转反侧，无法入睡，最终做出了一个决定。他坐到书桌前，拿起笔，在月光的映照下，开始书写一封信。信件的内容是向海外的某个接触点表达他的逃离愿望。他详细地描述了自己的计划和想法，希望对方能帮助他实现梦想。

然而，这封信件很快被国内的安全机构截获。一场关于陈东平未来命运的调查随即展开。公安机关详细核查了信件的来源和内容，最终确认是陈东平所发。

不久，一位名叫蔡顺礼的将军，携带着调查小组亲临哈工大，他们需要弄清楚陈东平的真实意图和背景。在一间简朴的会议室内，蔡将军面对面地坐在陈东平的对面。会谈在一种紧张而严肃的气氛中进行。

“东平，你真的想好了吗？你的行为不仅关乎你个人的未来，还可能影响到你的家庭。”蔡将军语重心长地说。

陈东平低下了头，久久没有说话，最终，他抬起头，眼神中充满了挣扎和不安。“我...我只是想找一个属于自己的地方。”

这次对话被详细记录并上报给了更高的领导层，成为了处理陈东平事件的重要参考。

阅读完关于陈东平的调查报告后，萧华长叹一声：“这真是一次沉重的教训。”他的眉头紧锁，感受到了这起事件背后更深的社会和教育问题。

在考虑了所有的情况后，萧华决定给予陈东平一个改正的机会。尽管他的行为触及了严重的底线，但陈东平对自己的行为有所认识，并表达了深刻的悔意。因此，决定对他进行严厉的处罚，但也给予救赎的路径：撤销其团籍、学籍和军籍，并决定让他进行为期两年的劳动教养。

陈东平的这一行径，萧华分析认为，与其从小在溺爱中成长的环境不无关系。他的父母对他宠爱有加，缺少了适当的约束和教导，导致他形成了一种自我中心的特权意识。童年时，他就因为背景而多次欺负同龄的女孩，这种行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愈发严重。

劳动教养期间，陈东平被安排在一个远离城市的农场。这里环境质朴，与他以前的生活完全不同。在这里，他必须每天起早贪黑，与其他劳动者一同劳作，这种生活让他初尝辛劳的滋味。

毛主席得知哈工大发生的这一事件后，震惊之情溢于言表。尤其是得知他的侄子毛远新与陈东平不仅同班，而且还共用一间宿舍，这更加深了他的忧虑。在一次与毛远新的谈话中，毛主席深刻指出了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和隐蔽性。

“你看，连你的床铺下都可能隐藏着敌人。”毛主席严肃地说道，他的眼神透露出对这种潜在危险的深刻忧虑。毛远新虽年轻，却也感受到了这话语的重量。

“我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不能让反革命分子有机可乘。”毛主席继续道，这次谈话让毛远新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责任感。

尽管如此，陈东平在接受了两年的劳动教养之后，并没有从这次失败中汲取教训。相反，他像是在这段时间里锻炼了自己的心机和策略，他的行为变得更加狡猾和隐蔽。

时间迅速转至1983年的“严打”期间，陈东平因一系列违法行为被捕，并在次年因重罪被判处极刑。这个结局不仅是对他个人的警醒，也是对社会的一个严峻提醒，反映了当时社会治安和法律制度面临的挑战。这一事件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人们纷纷反思如何在法律与教育上做出改进，以预防此类悲剧的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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