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胜那些将你困在原地的暴力

“在我的身体、我的自我真正属于自己，在我随心所欲地支配它们之前，我的生命流逝了多少岁月？”

2022年9月，一位名叫玛莎·阿米尼的22岁伊朗女孩，仅因佩戴的头巾滑落，露出了一些头发，便被当地“道德警察”逮捕，随后死亡。该事件在伊朗全国掀起了广泛而长久的抗议活动，然而，在阿米尼逝世一周年之际，伊朗政府却在推动一项等同于“性别隔离”的立法，不按规佩戴头巾的女性将面临比过去更严厉的惩罚，最高可判处10年监禁。

摘不掉的头巾与面纱，是束缚阿拉伯女性一生的权力枷锁。

在那样的世界里，有一位被当局封禁、边缘化的女作家，以一身孤勇、一支锐笔，拨开层层遮蔽的现实，对抗不公与压迫，只为“揭掉阿拉伯妇女心灵上的面纱”。

她叫纳瓦勒·萨达维 （1931—2021） ，埃及著名作家、医生、女权运动领袖。 被誉为“最杰出、最多产的阿拉伯语女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多次提名，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多丽丝·莱辛、艾丽斯·沃克盛推。

6岁那年，萨达维在懵懂中接受了割礼，像一只待宰的羔羊被按在冰冷的地板上，火红的剃刀在她腿间切割，绞杀了她作为女性感受愉悦的权利； 此后的余生，她都在对抗这把“剃刀”，这把麻痹女性感受和思考的残酷之刃，用同样锋利的笔作为武器。

医生的职业让她目睹了无数女性遭受的身心摧残，她一生致力于揭露抨击割礼、性暴力等对女性的伤害。 强烈的思想与不懈斗争让她被革职，作品被禁，名字出现在“死亡名单”上，曾因公开批评埃及总统而入狱，在狱中用“粗短的黑色眉笔”和“一小卷破卫生纸”写下回忆录， “即使他们把我埋在坟墓里，我也要继续写作。 ”

他们说，纳瓦勒·萨达维是一个“野蛮又危险的女人”。她借笔下人物之口回应， “我说的是真理，真理都是凶猛而危险的。”

真理使我不再恐惧死亡或毁灭。

在遭受审查、死亡威胁甚至入狱的情况下，萨达 维仍旧撰写了超过五十本书，部分作品被翻译成四十多种语言，赢得了国际上的广泛认可。

被誉为“阿拉伯世界的波伏娃”，她却说自己“比波伏娃更加自由”。 她一生结过三次婚均主动终结，结束最后一段婚姻时她已年过七旬。 “如果我反对父权制，我就不能接受父权制的男人。 我在我的私 人生活中斗争，就像我在公共生活中斗争一样。 ”

“面纱下的女性”系列首次正式引进纳瓦勒·萨达维的四部代表作，包括：书名代表态度的《神死在尼罗河畔》，取材于真实案件的《零点女人》，女版的卡夫卡式困境《寻觅》，关于性别的残酷寓言《回环之歌》。

这四部中篇小说丰富地展现了萨达维的才能、勇气与思想。她以坦荡犀利的文字，多变的风格与精湛技艺，讲述了一代代遭受精神压迫和身体侵犯的阿拉伯女性的故事，她们的痛苦、困惑与挣扎，将跨越时代与地域，给所有真正尊重个体生存和自由的人带来冲击与共鸣。

现摘选其中三本书的作者序言，讲述故事背后的创作背景，也便于更直观地了解以萨达维为代表的阿拉伯女性及女作家的处境。

本文标题援用自《零点女人》译者远子，部分图片为豆瓣书友@知韫悦读、@青时 所摄，特此感谢。

《神死在尼罗河畔》

作者序

六七岁时，我听说，有个可怜的农家女孩投尼罗河自尽了——生前她在村长家干活。祖母悄悄跟我的母亲说了一些话，我听不明白。十岁时，我听说另一个女孩趁夜色逃走了。她也是那个家里的女佣，当时十四岁，怀了孕。没人指责村长，除了一个打算与女孩结婚的年轻农民。农民被枪杀在田里，无人因此被捕。有次我梦到村长进了监狱，罪名是强奸女仆和掠夺妇女的收成。我告诉了祖母，她说这不可能，村长是神，没人能惩罚他。她说，村长剥削农民，是为了国王，而国王剥削村长和农民，是为了苏伊士运河里的英国军队。“神”这个字整日在我身边回响，我并不知道它的确切含义，但本能地讨厌它。父母将更多的自由与食物给了我的兄弟，尽管我在学校表现更好，在家里帮母亲干的活更多。我问及原因，他们跟我说，这是神的旨意。我感到神明不公，就跟村长与国王一样，他应该受到惩罚，不过我没有讲出口。

家乡的男男女女给了我灵感，我因此写下了《神死在尼罗河畔》。扎克娅跟我的祖母、姑姑、其他亲戚和邻居相差无几。当时，女性除了受到殖民统治的压迫，还在家里、社会上和街头受到男人的压迫。贫穷的女性比有钱的女性更容易受到伤害。

青年时期的纳瓦勒·萨达维

1972年，我出版了第一本关于女人与性的非虚构作品。这本书遭当局封禁，我也立刻被政府解雇。我在家无事可做，只有写作。我写小说，一则是因为我更喜欢小说，二则是因为小说被封禁的可能性似乎小一点——很多审查员是拿低薪的半文盲公务员，我觉得他们不会看小说。我独自坐在吉萨的小公寓里，思考着我的新小说，不知道为何又回忆起童年，尤其是村长一行人坐在尼罗河畔的样子，他们一边抽烟，一边打量顶着水罐经过的女孩。祖母和家里其他可怜女性的面孔清晰地浮现在我眼前。我花了两个月写完了这部小说。写作令我极其快乐，这种快乐使我能够忍受监禁之苦，对我来说比呼吸都重要。

当时萨达特（1970-1981年任埃及总统）正在推行“打开国门”政策，将埃及的大门开放给外国的物品与资金，尤其是美国的物资，致使贫困、失业、原教旨主义、女性掩面及遭歧视等问题更加严重。商店一边出售美国和沙特阿拉伯产的面纱、麦加产的礼拜毯，一边出售口红和蓝色紧身牛仔裤。大多数埃及人的基本物质需求得不到满足。我们的电视屏幕上充斥着宣扬贞洁、谦逊、信仰和面纱的宗教人士，间或出现推销舶来品的裸女广告。我发现自己没法保持缄默，便在反对派的报纸上发表文章，结果身陷囹圄，被判叛国罪。不过，一个月后，萨达特遇刺，我被新总统释放，那是1981年。

《神死在尼罗河畔》没有逃过审查与镇压的大风向。这部作品跟我的大多数作品一样，只得在黎巴嫩出版。贝鲁特的黎巴嫩出版商将书名改成了《地球上唯一的男人之死》。他跟我说，神不能死。我试图向他解释，神指代的是村里的领袖。他说：“是的，我明白，但宗教狂热分子不会明白，他们会烧了我的出版社。”几年之后，同样的情况再次发生。1982年，《神死在尼罗河畔》在开罗出版，跟我的另外十四本书一起，出版商名叫马德布利。他沿用了黎巴嫩版的书名。他说：“我出的书要是用那样的标题，他们会烧了我的出版社。神是不会死的，他将永生。”

因此，这本书的阿拉伯语版本从未使用过原标题，尽管今天仍被重印。自我写完这本书起，至少已经有了十个版本。我想，许多女性和男性依然会读这本书。我收到了许多读者来信，他们说，小说里的那个村子跟他们生活的村子并没有太大的区别。有些男人很愤怒，指责我嘲讽伊斯兰教，宣扬异端邪说。

尽管《神死在尼罗河畔》写于三十多年前，但我觉得它描述的仍是埃及农夫、农妇的现状。现在的社会并不比萨达特时代好——甚至更糟。贫困、美国新殖民主义、原教旨主义愈演愈烈。我不时回到家乡，发现它依然与扎克娅的村庄相仿。也许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人们依然在读这本书，为什么出版商依然会重印这本书。这部小说已被翻译成多种语言，我很高兴这个版本（指2007年英国出版的译本）没有改变原书名。神依旧死在尼罗河畔。

纳瓦勒·萨达维

2006年，开罗

《回环之歌》

作者序

在我写过的所有小说中，《回环之歌》甚合我心。它写于1973年末，11月，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正处于一种难言的悲痛之中。当时的埃及统治者对自己的胜利极其满意与骄傲，他被无数男女簇拥，他们为他的一言一行喝彩，甚至无来由地为他喝彩。

我不清楚这种悲痛的主因，但这必定是其中之一：前一年（1972年8月）我出版了几本书，立刻遭到了解雇，书和文章都被没收了，我的名字也上了政府的黑名单。与此同时，我每天早上都能在报刊上看到埃及统治者的面孔，在各种各样的扬声器里听到他的声音。

我跟政治、执政机构或统治者本人之间并无接触或从属关系。我一直在写作，也在此之余继续行医。然而统治者与我之间发展出了某种（当然是单向的）基于仇恨的关系。此前我没有体验过那种仇恨：当时，我的大部分人际关系因喜爱而建立。

萨达维是阿拉伯妇女团结协会的创始人和主席，也是阿拉伯人权协会的联合创始人。

我不时会回到家乡卡弗塔拉。坐在父亲简朴到几乎没有任何装饰的旧房子里，我感到一丝安慰与轻松。我能闻到泥地的香味，堂妹扎纳布为了防尘，刚在地上洒了水。我会看到孩子们的面孔，有男孩，也有女孩，似盛开的花朵，苍蝇叮在他们身上，就像蜜蜂爬上鲜花。我听到他们在粪堆上玩耍时唱的歌。

其中一首是“哈米达生了个孩子……”。我经常听到他们唱这首歌，小时候我就听过很多次，那时我是他们当中的一员。不知道为什么，当我在这个特殊的时刻听到他们唱起这首歌，心里便有了关于这篇小说的灵感。这个灵感模糊、神秘、深远，令我好几天睡不着觉，也许是好几个礼拜没睡着。然后我开始动笔。我把文稿装在布袋里，穿上皮凉鞋——它的橡胶鞋底有弹性，我会离开吉萨的家，它位于穆拉德街，与开罗隔水相望，然后花上半个小时左右，横穿尼罗河，走过开罗大学大桥，抵达我的终点——尼罗河畔一家小小的露天咖啡馆。因为要给消防部门让道，咖啡馆的墙壁被拆掉了。我坐在一张竹椅上，面对一张竹桌，凝视着尼罗河里的水，不停写作。

我花了几个礼拜，写出了这部小说的初稿，又花了一些日子修改。写到某些段落，我发觉脸上有泪。当哈米达（或哈米多）流泪时，我也会流泪。我确定我的小说会有所作为，既然我会跟着其中的人物流下真实的泪水，那它必然是一件鲜活的艺术作品，会给读者带来类似的体验。

每当我听到麦克风和广播里传出快乐的歌声，心中便会更加悲伤。我不知道哪种情绪更真实：周围世界的欢欣，还是内心深处的悲伤。我感到这个世界已和我彻底对立，这部小说只是想为这种对立赋形。

当然，我没法在埃及出版这部小说，因为我被列入了政府的黑名单。于是我想在贝鲁特将它付梓。那时，贝鲁特就像是肺，令很多作家——被禁止出版作品的男女作家——能够呼吸。

我写完这部小说两三年后——我记不清确切的时间 了，达尔·阿达布在贝鲁特出版了它。在埃及，评论家自然忽略了这部小说，或许他们根本不会去读，这也是他们对我其他作品的一贯做法。因此，这部小说在一派沉默中出现，时至今日，依然处于同样的沉默之中。不过，确实有人读过它，因为贝鲁特的出版社不止一次重印这部小说，（自1982年起）埃及的一家出版社也将它印刷了好几次。这部小说在埃及和其他国家不断被出版和阅读，埃及的评论家却始终一言不发。

萨达维的回忆录《走过火海：纳瓦勒·萨达维的晚年》

“在他人选择缄默的时候，萨达维说出了难以言说的事实。”——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与此同时，我彻底忘了这部小说，写了一些风格截然不同的小说。不过它的特色和结构在我的想象中久久停留，就像曾经做过的梦。我曾想用同样的写作方式，再写一篇也许更富雄心的小说。我也时不时会遇上一位读过这部小说的女士或男士，或是收到一封读者来信，他们对它做出了这样的评价：“这本书释放了我内心的许多情感！你为什么不延续这种写作风格呢？”

每一种构思都有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我无意将这种风格强加于不同的想法。有天我在伦敦，《回环之歌》的出版商问我是否有可供翻译出版的新小说。这部小说突然又闯入我的脑海——距它阿拉伯语版本第一次在贝鲁特出版，已经过去了十几年。我意识到自己非常喜欢《回环之歌》，它就像无论过了多少年也不会忘怀的亲密关系。我有十年没有读过这部小说了，因为书籍出版之后我便不想再读，不过这部小说的译者给了我一份译本（指1989年出版的英译本），供我回顾。令人惊异的是，我仿佛是第一次读这部小说。我会在某些特定的段落惊讶地停下来，就像作者是另一个女人，而不是我。是啊——多么奇怪——每当哈米达（或哈米多）哭泣时，我会发觉自己也流下泪水。由此我便明白，这正是我所期望的译本。

纳瓦勒·萨达维

《零点女人》

作者序

在我遇到一个被关押在盖纳提尔监狱的女人之后，我写下了这部小说。在这之前的几个月，我开始了一项关于埃及女性神经官能症的研究，我当时没有工作，所以能够把大部分时间都集中在这项研究上。1972年年底，卫生部部长辞退了时任健康教育处处长及《健康》杂志主编的我。这件事促使我走上了思想会令当局不快的女权主义作家、小说家之路。

不过，这一遭遇也给了我更多时间去思考、写作、研究，以及处理前来看望我的女性的咨询。1973年，我的人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一年，我的小说《菲尔道斯》，或者叫作《零点女人》也得以问世。

我研究的想法，事实上得自前来寻求我的建议和帮助的女性，她们或多或少都有“精神病痛”。我决定从患有精神疾病的女性中挑选少数几个案例，这使我经常去拜访一批医院和诊所。

“监狱”的概念对我一直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力。我常常在想监狱里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尤其是女囚的生活。这也许是因为我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家：我身边许多杰出的知识分子都因“政治罪”而在监狱中度过了或长或短的岁月。我的丈夫就曾作为“政治犯”被关押了十三年。所以一天我碰巧遇上一位盖纳提尔监狱女囚部的医生后，就忍不住同他交流各种想法。后来我们每次碰到，都要停下来交谈。他告诉了我许多因不同罪行而被收监的女囚的事情，尤其是那些受不同程度的神经症折磨，每周都要去盖纳提尔监狱医院的精神科就诊的女囚。

我的兴趣越来越浓，去监狱拜访那些女子的念头也渐渐成形。我只在“政治电影”中见过监狱内部的情景，现在我有机会参观真正的监狱了。当狱医朋友向我详细描述一个杀过人、被判处绞刑的女人时，去监狱的念头变得越来越强烈了。我从未见过杀过人的女人。

狱医说他会带我去看她以及其他患有精神疾病的女囚。在他的帮助下，我获得特别许可，能够作为一个精神病学家拜访盖纳提尔监狱并给女囚做检查。他对我的计划很感兴趣，陪我走进监狱，带我在里面到处参观。

我一踏进监狱大门，看到这阴沉的建筑、铁窗及周遭严酷的环境，就被一种突如其来的阴暗击中。我的身体一阵颤抖。我怎么也不会知道，未来的一天，我会再次踏进这座大门，不是作为一名精神病学家，而是作为一个囚犯，依据萨达特颁布于1981年9月5日的法令，和另外1035个人一同被关押。当然，在1974年秋天的那个特殊的清晨，我从未设想过被关在这堵高高的、光秃的、淡黄色的大墙之后的可能性。我穿过内院，瞥见那些女人的脸像动物一样藏在铁栅栏后面，她们那白色或褐色的手指缠在黑色金属栏杆上。

菲尔道斯起初拒绝在她的牢房里接待我，后来才同意会面。她一点一点地向我讲述她的故事，她一生的故事。一个可怕又精彩的故事。随着她的生活在我面前展开，我对她的了解越来越多。我对这个女人渐渐有了感情，感到钦佩，在我熟知的女性世界里，她是如此与众不同。所以，这一天来了：我开始考虑写这部后来以《零点女人》或《菲尔道斯》之名为大家所知的小说。

不过当时，我的精力主要放在我的医生朋友领我去看的那些监狱和精神病诊室里的女性身上，她们成了我的研究中二十个深入探讨的案例的一部分，这份研究报告于1976年以《埃及的女性与神经官能症》为名得以出版。

然而，菲尔道斯以一个独特的女性形象留了下来。她从其他女性中脱颖而出，盘旋在我心头，有时也静静待着，直到有一天我用墨水把她写到纸上，在她死后给了她生命。1974年年底，菲尔道斯被处决了，我再没见过她。可是不知为何，她总是出现在我眼前。我能看见她就在我面前，看清她前额上的纹路，她的嘴唇，她的眼睛，注视着她带着骄傲走动的样子。1981年的秋天，轮到我被关到铁栏杆后面了，那时我总是注视着其他女囚在内院里走动，仿佛是在寻找菲尔道斯，尝试瞥见她那总是高高抬起的头，她那平静摆动的双手，或是她那棕色眼睛里的坚毅神情。我没法叫自己相信她真的已经死了。

在监狱度过的三个月，我结识了不少被指控杀害男人的女人，她们中的一些人令我想到菲尔道斯，但没有谁真正像她。她是独一无二的。使她区别于其他女性的，不仅仅是她的容貌、仪表、勇气，或是她习惯从眼睛深处望着我的方式，还有她对生存的全然拒绝，对死亡的绝对无畏。

《菲尔道斯》讲述了一个因绝望被逼入最黑暗结局的女人的故事。这个女人，虽然悲惨而绝望，却在所有像我一样目睹了她生命最后时刻的人中，唤起了这样一种渴求：去挑战和战胜那些剥夺了人类生存、爱与真正自由之权利的暴力。

纳瓦勒·萨达维

1983年9月，开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