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死病导致欧洲2500万人死亡，为何在中国东北，死亡人数为6万

人类历史上，能够让大量人死亡的除了战争、饥荒，大概就是瘟疫了。瘟疫传染性极强，得瘟疫死亡的人更是数不胜数。欧洲中世纪大瘟疫，又称黑死病（其实是鼠疫），夺走了2500万欧洲人的性命，占当时欧洲总人口的1/3。而到了1910年，中国东北也曾爆发鼠疫，但是因为处理措施得当，死亡人数停在了6万。
十四世纪四五十年代，对于欧洲来说，是一个极为悲惨的时期。从1347至1353年，席卷整个欧洲的被称之为“黑死病”的鼠疫大瘟疫，夺走了2500万欧洲人的性命，占当时欧洲总人口的1/3！而堪称人类史上最为惨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因战争而死去的总人数为其人口的5%。

足以看出这场瘟疫给欧洲人民带来的灾难。这场瘟疫在很多文献中被记作“黑死病”，其实真正致命的是是鼠类和其他啮齿类动物身上所携带的鼠疫杆菌。

欧洲人的噩梦说起来其实是蒙古人的杰作。1347年，蒙古大军开始攻打黑海港口城市卡法。由于卡法的守军抵抗非常顽强，蒙古人顿兵城下。恼羞成怒的蒙古人用投石机将尸体抛入城中，让卡法城内的军民感染上瘟疫。

卡法最终沦陷，可怕的瘟疫也开始肆虐欧洲，当时当时在卡法生活着许多意大利人。卡法沦陷后，这些意大利人纷纷返回家乡，而潜伏在他们身上的黑死病也就这样从卡法传播到了君士坦丁堡，再沿着地中海航线传至意大利西西里岛、热那亚，法国港口城市马赛。
由于当时欧洲正处于中世纪晚期，城市里的生活环境非常恶劣，大街小巷污秽遍地，整个城市都弥漫着令人作呕的恶臭。这种环境，简直是细菌传播的天堂。鼠疫就在这种环境下迅速传播开来。

中世纪的欧洲邦国林立，彼此征战不断，再加上商人在各大城市中频繁进出，这都为黑死病的传播创造了绝佳条件。到了1348年时，黑死病已在欧洲人心目中成为了死亡的代名词，许多地方都是整个村庄、整个街区成片的人被感染，然后绝望地成批死去。死的最后，剩下的都是不被感染的。
几百年后，中国东北也爆发了鼠疫。1910年，鼠疫由沙俄西伯利亚传入满洲里，很快延及哈尔滨，危及东北全境，疫情严重，蔓延迅速，市内每天平均死亡50余人，最多一天死亡183人。最危险的时候，鼠疫有向关内传播的情况。

当时只是清朝灭亡的前一年，但是垂死的帝国，“腐朽”的大清王朝却创造了奇迹，成功地遏制了这场可怕的鼠疫。因为他们找对了人，中国现代医学先驱、中国检疫、防疫事业的创始人——伍连德。

年仅31岁的伍连德，是剑桥医学博士，时任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1910年12月24日，他被任命为东三省防疫全权总医官。伍连德的第一个任务，是要锁定瘟疫的病原。最直接的办法，肯定是解剖尸体做病理分析。但在当时中国，拿死人动刀是与老祖宗的规矩相悖的。

权衡再三，伍连德选择了一位死于瘟疫的日籍女子，在一处简陋的民居秘密进行。显微镜下，鼠疫杆菌暴露无遗。这也是中国第一例有记载的病理解剖。

这是一场恐怖的鼠疫！但伍博士很快陷入了矛盾之中——按传统理论，鼠疫主要通过动物媒介，只要做好鼠类和跳蚤的灭杀，就可以解决大部分问题。而滴水成冰的东北严冬，动物活动困难，本应不利于鼠疫扩散，可鼠疫偏偏还在快速扩散。

经过走访调查，伍连德提出了一个前人闻所未闻的大胆理论——这一次的鼠疫，存在人传人的情况。而且从呼吸道感染症状严重的情况判断，极有可能是通过飞沫，在人与人之间进行呼吸传播。但是，这个理论在当年太过石破天惊。法国的鼠疫权威专家梅斯尼当时也在东北，他对伍连德的理论嗤之以鼻，仅仅按传统理论进行防护，便放心大胆去诊断患者。

结果，六天之后，梅斯尼染病去世。学术界震惊，至此相信了伍连德的理论。同样对他表示信任的，还有身陷灭城之灾的哈尔滨全城，以及整个帝国政府。伍连德系统地提出了一整套防治方案，并在清朝政府的支持下开始实施。
首先是确定传染源。士兵挨家挨户搜寻感染者，一旦发现马上送到医院，按重症、轻症、疑似进行分级处理，避免交叉管理。病人房屋用生硫磺和石炭酸消毒。这一方面最难啃的骨头，还是尸体处理，中国人入土为安的观念根深蒂固。

但当时东北大地土硬如铁，在无法深埋的情况下，只剩下了一条路，烧！伍连德反复做工作，在朝廷圣旨支持下，1911年1月31日，辛亥年大年初二，伍连德亲眼见证之下，2200具病人尸体被浇上煤油，付之一炬。这可能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集中火葬。
第二是切断传播路径。既然肺鼠疫可以人传人，那就必须采取隔离措施，对人员流动进行必要管制。政府从长春调集1160名士兵，对哈尔滨疫区进行严格的封锁和交通管制，疫区被分成红黄蓝白四个区域，每个区的居民佩戴同色证章，只能在本区活动。伍连德提出的“疑似”概念，以及疑似患者每天测量体温、检查症状，连续七日正常方可解除隔离的处置原则，一直沿用至今。

可能成为传播载体的疑似者，被伍连德安置在由120节火车车厢改建的隔离营中，营中设置医护人员和巡警，严防交叉感染。由此，中国开始建立起最初的现代防疫管理体系。同时，为了避免疫情持续扩散，从1911年1月开始，东北境内铁路陆续停驶。

1月13日，帝国在山海关设立检验所，凡经过旅客，均需停留五天观察。1月15日，陆军部加派军队，阻止入关客货。1月21日，又下令断绝京津交通。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封的不是一座城，而是整个东北。

最后是保护易感人群。伍连德认为，易感人群包括疫区附近居民，特别是其中抵抗力低下的老幼居民，也包括在一线与病患频繁接触的医护人员和警察。他要求医护与军警严格佩戴口罩，为了防止飞沫传染，伍连德设计了一种极其简单的双层纱布囊口罩，即用两层纱布，内置一块吸水药棉，戴上它就可以隔离病患，成本费仅需当时国币2分半钱。

后来，在沈阳召开的国际鼠疫研究会上，各国一致赞成采用这种口罩。至今，医务人员仍在使用这种口罩，并称之“伍氏口罩”。
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每日报送的死亡人数超过200，傅家甸居民死者超过四分之一。但在三管齐下的策略之下，形势开始好转。1月31日，傅家甸疫区死亡人数开始减少。2月20日，所有采取防疫措施的疫区，死亡人数均开始下降。3月1日，哈尔滨首先实现了零死亡。到四月，鼠疫终于彻底扑灭。

事后统计，这次鼠疫死亡人数超过六万，相当于东北1400万人的0.4%左右，不可谓不惨痛。但相比起事之初人们的估测，包括外国学界与媒体的估测，却是个不小的成就。当时外媒认为，如控制不当，这很可能又是一次世界性灾难。

1910年鼠疫能够得到控制，首先离不开当时相对先进的医疗手段，引起鼠疫的鼠疫杆菌直到1894年方被发现，而感染鼠疫的啮齿动物(如鼠类)由蚤叮咬传染给人，这个经由鼠类、蚤类传染的途径也在1898年才知道。其次，不得不感慨天佑中华，伍连德博士的贡献挽救了东北，遏制了鼠疫。最后，不得不说的是，即将覆亡的大清帝国，在这次鼠疫事件中应对还算及时、有力。

参考：《欧洲中世纪大瘟疫》、《1910年鼠疫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