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持续活力 | 封面专题

文/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旭章

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重在激发经济内生动力，为经济社会平稳运行提供有力支撑，为党和国家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续活力。改革的核心在于重塑政府与企业、国家与社会、中央与地方、财政政策与债务管理的激励约束制度，推动财政收支可持续，促进财政与经济的良性互动。

中国财税体制改革历程

1980—1993年：以财政包干制为中心的财税改革

回顾我国40多年来的改革历程，每一次重大改革都是从财税体制改革起步，以财税改革为突破口带动整个经济改革。1978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相应就是从分配领域入手 “放权让利”，激发各经济主体的积极性，以财税的“放权让利”带动经济改革的成功。20世纪80年代初，经济改革“农村包围城市”，从农村粮食“包产到户”扩展到城市企业生产承包、利润承包，甚至利润加所得税一起 “承包制”，直至各种财政“包干制”，鼓励企业多生产，收入越多自留资金越多；地方多收，财政收入越多，留给地方的收入越多。十几年后的20世纪90年代初，企业活力和地方政府财政实力得到空前提高。但是，企业上交低于利润增长，地方上交大大低于当地经济发展和总财政收入增长，从制度上引起“两个比重下降”，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下降、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比重下降；财政收入特别是中央财政收入下降过多，使国家财力不足以保障政府履行其社会职责，国家宏观调控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都显得力不从心。

1994—2000年：分税制改革及完善

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财税体制改革要点：一是维护国家权益和实施宏观调控所必需的税种列为中央税；同经济发展直接相关的主要税种列为共享税；充实地方税税种，增加地方税收入；逐步提高财政收入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合理确定中央财政收入和地方财政收入的比例。二是按照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简化税制和合理分权的原则，改革和完善税收制度。三是改进和规范复式预算制度，建立政府公共预算和国有资产经营预算。严格控制财政赤字。中央财政赤字不再向银行透支，而靠发行长短期国债解决。统一管理政府的国内外债务。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搭建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财税体制基本框架，重塑了我国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提高了中央财政收入占比，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分税、分权，给地方财政注入了新的动力，为后来的经济高速增长奠定了制度基础。地方更愿意发展与地方税相联系的项目，也就是发展本地企业，招商引资一度盛行。

1994年以后，政府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去完善“分税制”，如建立和强化财政性转移支付制度、改进专项转移支付的分配和管理办法，从而均衡地区间财力差距，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

2000—2013年：构建公共财政基本框架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建立了适合于市场经济的财税体制的基本框架，逐渐释放财政分权的红利。1998年末，中央和财政部提出要在中国建立公共财政，不久提出“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公共财政框架”的目标。为实现向公共财政的转变，我国逐步进行了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部门预算制度改革，并完善了人民代表大会对财政预算的监督。

2013年至今：建立现代财政制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改革进入新时代。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完善税收制度，完善地方税体系，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保持现有中央和地方财力格局总体稳定”，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这一次又是从财税体制改革入手，努力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强大的制度保障。

可以看出，每一次改革都有特定的背景和需要完成的历史使命：“财政包干”要调动企业、地方增产增收的积极性；“分税制”要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基本框架，提高“两个比重”；全面深化改革则要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保中央与地方财政格局大致稳定。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当前，我国发展处在重要节点上，遇到了国内外巨大挑战。

三年新冠疫情过后，市场主体预期偏弱，国际环境更加复杂、地区冲突不断，加上一些西方国家对我国技术、贸易制裁，我国经济在回升向好的过程中遭遇比较大的下行压力。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我国持续的减税降费使积极的财政政策空间收窄。一方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巨大财力支持，另一方面经济困难加上减税降费使财政收支矛盾进一步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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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丨《清华金融评论》2024年4月刊总第125期

本文编辑丨周茗一

责编丨丁开艳、兰银帆

初审丨徐兰英

终审丨张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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