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岁北漂保洁妈妈们：受伤，断保和沉默

作者 |胡不喜

编辑| 车卯卯

保洁妈妈的围城

北漂。保洁。妈妈。

当这些熟悉的词语组合在一起，你的脑海里或许会浮现出一位面容模糊拿着清洁抹布的女性，一位搂着孩子一脸疲惫的母亲，或是骑着电瓶车奔波在路上的异乡人。

实际上三者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城市里庞大的工作群体，她们年龄偏大，学历不高，处于上有老下有小的人生阶段，为了家庭远赴一线城市，沉默地一天天的擦洗清洁陌生的地方。

和网络上备受关注的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比较，这群大龄女性是沉默的，不被注视的。根据国际劳工组织（ILO）的报告，全球约有7560万家政从业人员，76.2%是女性。其中只有6%的保洁员能享受全面的社会保障，近七成保洁阿姨曾在工作过程中受伤。当外卖员群体的平台保障逐渐完善时，大部分保洁员缺仍面临着没有工伤险或意外险，被雇主拒之门外。

50岁北漂保洁员，工作12小时，70%受过工伤

下载完家政APP，填写好注册信息，刘福香便算正式成为一名保洁员。整个过程她花了不到半个小时，除了要求年龄在50岁以下，这份工作几乎没有任何门槛。

比对着公司的服务报价，她在心里默默盘算，两小时的日常保洁，标价120元，自己能拿到80元。上午自由接单，下午还有份兼职保姆的工作，一个月下来，至少也能有七八千元。疫情期间，连村里的大学生都在为工作发愁，初中学历的自己，还能有这样的收入，刘福香十分满意。

干了一年多，刘福香才发现这份辛苦钱并不易挣。为了养家糊口，她来北京打工也有十多年，进过厂，做过服装店销售，林林总总干过不少工作，只有保洁让她觉得：“不能长久干，干久了人会疯。”

从今年开始，刘福香所在的家政公司不允许兼职，收入也少了一半。她也因此被牢牢绑在了这份工作上。

早晨八点，她便已经骑着电动车，飞快地掠过街巷，赶往雇主家中。她一般每天接三单，两单四到五小时的深度或者开荒保洁，中间穿插一单两个小时的日常保洁，作为调剂，即便没有时间损耗，也要十二个小时以上，等回到租的铁皮屋里，常常已经是晚上九十点钟。

为了清洁地砖，刘福香会蹲在地上好几十分钟，猛然起身时，她眼前一黑，险些栽倒。长期吸入粉尘和灰尘，也让她在干活时经常咳嗽。刘福香曾经最喜欢来自别墅区的大单，现在最怕的也是这样的大单。有一回，她独自打扫几百平米的房子，花了足足六个钟头，中间粒米未进，饿得前胸贴后背，出门时，浑身的骨头都散了架。

如此繁重的体力活，即便精力旺盛的年轻人，也难以招架，刘福香硬是咬牙熬了下来。

生存面前，别无选择。像她这样四五十岁的农村妈妈，能挑的工作也着实有限，而她们弓起的脊背，还载着老家的孩子们。

只要一想到三个孩子，刘福香即便再累，她也会生出无穷气力，接下新的订单，奔赴另一个陌生的家里。

保洁员的收入由订单计算，她们的作息也由订单支配。有时雇主来得晚，刘福香只能耐着性子，坐在楼道里等待。偶尔有邻居路过，也会回头，狐疑地打量着这个外来者。这时刘福香会装作刷手机，屏蔽掉这些目光。等待的时间不固定，派送订单的时间也未可知，因此刘福香无法规律饮食。有时为了完成中午的订单，她和许多保洁员一样，连午饭都不吃。

认真深度清洁非常需要时间（图源：小红书）
饮食不规律、长期弯腰俯身，几乎每个保洁员都有职业病。自从干了保洁，刘福香的颈椎病、腰椎病时常发作，十病九痛，满身的壮骨膏药，就是她的简易盔甲。

然而膏药可以舒缓疼痛，却挡不了意外事故。在赶去雇主家的路上，保洁员们可能因为心急发生车祸事故；到了雇主家，保洁员们在登高擦拭灯具、清洗玻璃时，也可能跌倒摔伤。

零工经济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70%的保洁阿姨曾在工作中受伤。不是从高处坠落，就是烫伤、被尖锐物品划伤、被雇主家的宠物咬伤。

无论是职业疾病，还是意外事故，这些都是看得见的伤害，还有一些伤害藏在更为隐秘的角落。刘福香就曾在路上摔倒，当时她顾不上包扎，就火急火燎往雇主家赶，到了门口，她才发现自己膝盖上都是血。

我给他们做清洁，他们嫌我不干净

擦洗镜子时，张娜注意到自己的倒影，突然觉得有些陌生，这个死气沉沉的人是她吗？她还记得，十年前，自己42岁，潇洒利落，豪爽不羁，老公沉迷赌博，败光家业，自己果断一脚将他踢开，坐着火车，从山西运城来到北京。火车站人海茫茫，可她一点也不害怕。

虽然自己只有小学文化，连地铁该怎么坐都不懂。但她确信，只要踏实本分，总能在这里挣出一番天地。可做了十年保洁，她再也没之前的爽利，除了和雇主联系，有时她三天都说不了一句话。

3600天，日复一日的劳作，给她留下了肩周炎、腰椎病、肺结节，也在她刻下了看不见的心理伤痕。

当保洁阿姨换上鞋套，走进这个陌生的家，便和周围的环境产生了无形的隔阂。整整四五个小时的深度清洁工作，沉默不语成了常态。正如刘福香所说：“有的人干这行抑郁，因为没人说话，雇主也不希望遇见一个只爱说话不干活的保洁阿姨。”

张娜骨子里要强，凡事总是力争上游。最初来家政公司时，她怕业务不熟练，只谨慎地选择了日常保洁，一单70块钱两小时，一个月只挣六七千。后来她自己投资，花了两千元买了高温机、玻璃擦，钻研深度保洁，一个月如果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最高的时候能挣到快一万。在公司上，她经验丰富，做事认真，派单老师总愿意给她多派单、派好单。按规矩，每单张娜也会返给派单老师30块的红包。张娜说起这些，肃静的脸也因为自豪生动起来。

靠着保洁员这份工作，张娜干干净净生活，拉扯大一对儿女，挣回独立和尊严。可很多时候，到了雇主家里，这种尊严会被轻而易举击碎。

“大家认为，打扫卫生而已，谁都能干。”最初进门的三十分钟，雇主总会频频偷来怀疑的目光，不是怕张娜偷奸耍滑，就是担心她的专业能力。比如，当张娜掏出专业抹布擦地时，有位雇主毫不客气地叫住了她，让她换成湿纸巾，说给别人擦过的不干净，张娜只能一小片一小片地擦。最后张娜多干了半小时，雇主却嫌张娜干活慢。人在屋檐下，即便张娜觉得委屈，最终还是只能接过湿巾。

质疑和挑剔保洁阿姨是一种常态（图源：小红书）

比起雇主的不信任，更令她煎熬的是职业歧视。一次，她敲响了雇主家的门，雇主没有欢迎她，而是将一套准备好的衣服递给她，要她换上。张娜只能答应，她笨拙地套上裤子，脸皮发烫，感觉自己像是这个家的大号病毒。

这样的歧视，不独发生在张娜身上。来自河南的保洁陈丽云，也遇到过同样的事。回想起来，她依然有些不甘：“我也是和他们一样，天天洗衣服的。”然而当了保洁员，穿着再体面，也总有人觉得自己不干净。

除了经常被雇主做了保洁后，刘福香就像被手机操纵了，她时不时就会点开家政公司APP的后台，生怕错过雇主的时间。连睡觉前，她都在琢磨该怎么打扫清洁，积累回头客。有时迷迷糊糊睡着，她梦见有雇主恶意差评，自己信誉分下降，再也接不到单，会吓得立马惊醒。

一个差评意味着什么？对陈丽云来说，这可能会让她的服务星级直接掉一星，每单少赚3元钱。她每个月起早贪黑干两百单，就会少赚600元，相当于孩子半个月的生活费。因此陈丽云每次打扫完，都会腆着脸求一个好评。每次提出这个要求，她的脸都火辣辣的，感觉自己有些低声下气。

而当保洁员的尊严不被重视，她们便成了弱者发泄戾气的最好靶子。陈丽云的一位同事，曾经请雇主给自己好评，没想到那位雇主拿她撒邪火，竟破口大骂：“操你妈的，你过得不好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凭什么给你好评。”

保洁员如果和雇主发生争执，公司会扣钱，甚至将保洁员开除。可如果雇主辱骂保洁员，他会付出什么代价？答案是没有。

“平台都是向着客户的，服务好客户当然重要，但我们干活的什么保障都没有。”陈丽云说。即便受了如此委屈，为了不被罚款，保洁员也只能息事宁人，忍气吞声。屡屡受到这样的轻视伤害，长此以往，这些保洁员的内心早已是千疮百孔。

工作中受伤，谁该负责？

在北京做了十年保洁后，张娜今年已经52岁，她至今不知道离自己最近的医院大门朝哪边开。因为没有北京医保，她每次都捱到年关，回老家医院看病。腰疼、胳膊疼全靠膏药缓解，别人劝她去首都的大医院看看，她会立刻倒吸一口冷气，“嘶，浪费钱！”

目前，张娜的公司已经不招50岁以上的阿姨，张娜的身体也大不如前，过去她一天能做两单深度保洁，但如今身上的零件“老化”严重，连续工作五小时身体尚且吃不消。比起从前，她更容易受伤，可现在她既没有工伤保险，也没有意外保险，常因此被雇主拒绝。

安徽省芜湖市消保委发布的调查报告表明，7成雇主会优先选择工伤保险或其他保险保障的家政工。

有一次，派单群的组长转发了一条保洁阿姨从高楼摔下的新闻，提醒大家工作中要多注意。刘福香也趁机问过组长，为什么我们受伤了没有保险，可最终也没有得到答案。

彻底清洁，考验体力（图源：网络）
按理来说，保洁员的保险自然应该由家政公司来缴纳。然而大部分家政公司属于中介模式，管理松散。公司并没有和保洁员签订劳动合同关系，只是帮助撮合雇主和保洁员服务，从中收取中介服务费，在购买工伤保险的权责义务上同样暧昧模糊，难以厘清。

一些正规的家政公司，会给家政工购买意外险，但商业保险有很大的局限性，家政服务人员很难获得充分、合理的赔偿。

陈丽云也曾想过自己购买工伤保险，可她的收入要负担这笔费用并不轻松。自己没什么订单的时候，在北京，一个月只有四五千元收入，刨去日常开销，再花上千元买保险，恐怕要入不敷出。

陈丽云只是保洁员群体的缩影，《2023中国蓝领群体就业报告》显示，保洁员平均收入为3804元，在主要蓝领群体中收入中最低，他们必须得把钱花在更紧迫的生存需求上，比如支出下个月的房租、购买米面粮油，给孩子交学费。

再者，因为近几年社保五险统征，工伤保险已无法单独缴纳，即便陈丽云打定主意，决定花上千元，为自己购买一份工作伤害保障，也无法如愿。

今年，陈丽云已经53岁，身体机能逐渐退化，除了常年性腰痛，最近晚上睡觉时，手臂还会发麻发胀。周围的同事告诉她，可能是脊椎有问题。她不敢耽误病情，赶紧去医院检查。坐在候诊区的时候，她看着那些刷医保卡的城里人，忽然有些难过。“只有这个时候才发现，原来自己50多岁了，竟然一点保障都没有。”

和外卖员、快递员等灵活就业群体相比，保洁员群体有其特殊之处：年龄较大、文化水平不高，大部分只有初中学历，受教育水平和认知限制，他们往往缺乏维权意识。

“村里男人出去送外卖受伤了平台给他们买保险，我们干保洁什么都没有。”陈丽云曾经对比过自己与村里其他外出务工者迥异的工作处境，送外卖受伤还有平台缴纳职伤险，但她并没想过自己也应该有这种待遇。

陈丽云在为某家政公司工作时，竟没有签署任何纸质合同，也没有任何盖章文件，而她之所以没有要求签署合同，是因为在她看来，“要求签合同是一种挑剔。”“你不是想找活干吗，那就得按人家的要求走。”为了生计，她选择了妥协。

由于家政服务人员与公司之间缺乏正式的劳动合同，主流的中介制用工模式存在显著的法律和保护缺陷，他们在工作中遭遇伤害或权益受损时，往往难以获得应有的工伤保险等劳动保护。

陈丽云的同事们也同样如此，即便被雇主家的狗咬伤，只要雇主帮忙支付打狂犬疫苗的费用，她们也不会再追究，如果在工作中遇到伤害，通常都会选择私了。赔多赔少，全看雇主良心。显然，类似纠纷变多后，雇主的风险意识也不断增强。有一次陈丽云接了单上门擦玻璃的服务，在门口被问到自己有没有交工伤险或意外险。陈丽云回答没有后，雇主不让她进门，说出事了赔不起。

结语

保洁员的工作环境私密，他们往往个体分散，很少像外卖员、快递员一样，时常和公众接触，也缺乏网络发声渠道，社会也因此缺失了对保洁员的关注度，她们的职业保障问题很难被看见。

2023年我国家政服务业已步入万亿级市场，企业数量超过100万家，从业人员约3800万人。

这其中的保洁员从业者，大多都是像陈丽云、刘福香、张娜这样的农村妈妈，她们从偏僻的村落来到了繁华的都市，为了孩子们的明天而努力奋斗。家政工，让这些普通人得以更灵活地靠自己的双手，实现多劳多得。只是当这些妈妈们努力托起自己的孩子，希望能够让他们获得更有保障的生活时，却选择把自己放在了没有保障的境地。

*本文中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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