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的投资，张维迎的消费：中国到底靠什么拉动经济？

林毅夫有一个非常极端的说法：

“投资拉动了经济增长不可持续，要改成消费拉动的经济增长。我觉得提出这个看法的人呢，不是不懂经济就是故意误导中国。”

这可以说已经是一种正确政治的站位，不那么学术。

哈耶克与凯恩斯也是充满了对立的经济学派，说不上谁有什么目的性，在误导人类社会；至于错对，现实说了算。

林先生的观点与其说是一种学术性的观点，不如说一直是对中国经济政策的呼应，说到底是一种解释学。投资拉动是中国近十年的主要驱动模式，问题是，这种模式在后疫情时代遭遇到了现实的严峻挑战，可以肯定地说，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历史结束了，那么，林先生说的“误导”本身是不是一种“误导”？

林先生批评的谁？

太多了，北大国发院的姚洋提出发钞，全国一人两千元，由各地方以债务的形式承担；目前是推动消费，与其做低效的、甚至是无效的、为了ＧＤＰ而ＧＤＰ的投资，不如直接扩张消费。清华的李稻葵认为发券可以刺激出三倍乘数的消费，并以消费税的形式又回到财政手中，构成良性循环；上海财大的刘元春不提发钞，也是让财政出钱，从投资转消费，强调的是提高全民共享的医疗、教育、养老、就业等社会保障，关注的也是消费端。

黄奇帆更明确，投资拉动的模式到头了，要从投资型经济转向消费型，消费占与投资在ＧＤＰ中的占比要完全颠倒这来，现在投资占比接近５０％，消费３８％，要调整到消费５５％，投资２０％。

那么，投资派与消费派，究竟谁在故意误导中国？

公平地说，并不是投资与消费概念上本身真有什么对立，因为这两个概念根本分不开；严格地说，也不是结构上占比的问题；德国出口占到４０％，消费占比也不高，经济也没出问题。

投资－消费不过是一个循环系统。

投资是一个生产的起点，有生产，就有对生产诸要素的需求，就有生产性消费，就会推动就业，有了就业与收入的预期，才谈得上消费；但是，投资的推动有一个前提，就是生产的商品要卖得出去，只要能卖出去，投资就是强大的驱动力；如果卖不出去，这个循环就出问题了；就会以负债的形式叠加；流动性引导不到消费端，经济增长也就结束了。还有一个前提，投资必须带动起就业，如果不能有效地带动就业，居民收入与财富的生产不平衡，并不是商品不好，是居民手里的钱消化不了投资所创造的商品，也同样会出现生产过剩，确切地说，是虚假的生产过剩，本质上是有效需求不足。

一个良性的循环被打破，是投资本身的问题吗？是消费本身的问题吗？

这种争论都是概念之争，永远没有胜方。

我们要回答的不是谁误导了中国经济，而是中国经济生活中，投资出了什么问题，消费又出了什么问题？

　　投资的问题是为了ＧＤＰ而ＧＤＰ，这被称之为ＧＤＰ经济，而且是中国特有的；为什么会是中国特有？为什么会为了ＧＤＰ而ＧＤＰ？因为中国经济虽然市场化了，而体制的力量，还是更习惯于从上而下的强大的动员令，ＧＤＰ是地方考核的重要标准，各地方考虑的不是市场需求、不是市场效率、不是小商铺，那都是老百姓自己的事，而是“政绩”；于是，投资与市场脱节了，效率低下，投资的代价越来越高。

　　消费的问题在房地产。

　　房价与收入比极高，中国人又特别爱房子，中国的“家”字就是屋檐下的生计，要有一个宝盖头，这个宝盖头就是房子的文化符号，有房才叫家。于是，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居民完成了一次超级的过度消费，欠了钱、贷着款、冒着就业与收入缺少预期的风险去买房，锁死了居民７０％的流动性，消费失衡了。

　　为什么政策要全力推房地产，老百姓的收入跟不上房价，也还是要不遗余力地推动房地产，还要继续土拍，扩大供求矛盾，还要打开土拍上限价格，加大潜在的涨价的底层逻辑？因为房子不仅仅是用来住的，也是中国ＧＤＰ的重要产业支柱，直接与间接地影响ＧＤＰ１５－２０个百分点，非同小可；更为重要的是，地方财政没有土地出让金的支持，根本无法正常动转，事权大，而财力不足。土地出让金是财政的主要支柱，占比５０％左右。

　　从投资的角度说，问题出在资源错配，非市场化行为主导了投资；从消费的角度说，由于地方性体制成本的扩张，打破了正常的房价与收入比，过度消费将本来居民收入在ＧＤＰ占比已经偏低的收入与积累的矛盾，直接推到了边缘地带。

　　无论是投资拉动，还是消费拉动，核心的问题的都在交换与流动，在资源的合理配置。打破了平衡，哪一头都拉动不起来经济，因此，投资派与消费派无争，非市场化行为不改变，不解决资源错配的问题，去谈投资与消费，都是误导，两派不过是鸡与鸭的对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