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散文诗研究中心主任箫风分享散文诗创作：继承传统 中西融合

编者按：

应部分微友要求，现将中国散文诗研究中心主任箫风先生在“香港散文诗创作与发展研讨会”上的主旨发言（整理稿）予以刊发，以飨各位读者。

尊敬的孙会长，各位诗友：

大家好！

首先，感谢重贵兄的盛情邀请，使我能有机会与香港散文诗界的新朋老友欢聚一堂，共同研讨香港散文诗的创作与发展问题。

此刻，我不由地想起老会长夏马先生。正是因为他的介绍，我才认识了重贵兄、钟子美、文榕等香港散文诗人。与夏马先生第一次见面已是十年前的事了。2014年11月，我随湖州党政代表团到深圳考察，夏马先生得知后，率领香港散文诗学会的同仁，赶到深圳去看我，令我非常感动！尤其让我感佩的，是他那份对散文诗事业的热爱之情。他毕生致力于香港散文诗的繁荣与发展，先后主持创立香港散文诗学会，创办《香港散文诗》杂志，举办“香港散文诗研讨会”，出版《香港散文诗选》等，为推动香港散文诗创作和海内外华文散文诗交流做出了卓越贡献。2007年，在纪念中国散文诗90周年颁奖会上，他荣获“中国散文诗重大贡献奖”。

在中国散文诗发展史上，香港散文诗具有特殊的地位。相对内地而言，香港散文诗的创作起步较晚，直到上世纪80年代后才逐渐改变“相对冷清”的状态，陶然、东瑞、张诗剑、秀实、夏马、朱祖仁、钟子美、孙重贵、文榕等相继出版散文诗集。作为一个重要板块，香港散文诗以其多维的视野、多元的文化、多样的风格，为中国散文诗百花园奉献了不少精品力作。

由于历史原因，香港回归前与内地散文诗交流比较少。1997年香港散文诗学会成立后，与内地的交流有所加强。2000年12月，成功举办了“香港散文诗研讨会”，郭风等散文诗前辈来港参加会议，这次研讨会对推进香港散文诗发展和与内地的交流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后，不少香港诗人在内地报刊发表散文诗作品，并被收入内地出版的散文诗年选。2016年6月，我主编的《散文诗月刊》曾以5个版面隆重推出“中国散文诗百年巡展·港澳篇”，并约请著名诗评家蒋登科撰写了评论 ，其中推介了 13 位香港散文诗人的佳作；2020年第12期《散文诗月刊》推出“香港青年散文诗人作品专辑”，发表了吴燕青、云影、水先、木子小姐、冰燕、戴凤萍、芷诺、孙煜瑶等“80之后”诗人的作品；2023年第10期 《散文诗月刊》又推出“港澳台青年散文诗人作品专辑”；“中国散文诗研究中心”微刊也推出了众多香港诗人的散文诗作品。去年11月份，由我策划和组织的第六届南太湖诗会，还专门邀请了港澳台散文诗人与会，促进了内地与香港散文诗创作交流。

2014年在深圳与夏马先生（右三）等合影

根据孙会长的要求，我与大家交流一下对散文诗的看法和创作体会。我认为，对散文诗文体属性和本质特征的认识，既是写作散文诗的前提，也是研究散文诗的基础。对这一问题的理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权威性的“定义”。在这里，我想从“散文诗”三个字谈起，谈谈我对散文诗的粗浅理解。

中国汉字是很奇妙的，同样几个字，如果加上标点符号或讲的语调不同，表达出的意义会大相径庭。如果真正琢磨透了“散文诗”这三个字，将会加深我们对散文诗文体特征的理解。我们来看一下，如果把“散文诗”三个字在不同的位置加上引号，会出现什么不同的阅读体验。

首先看散文诗的“形”：它是“散文”诗。这里所说的“散文”是指除诗之外的所有“散体文学”，包括散文、小说、戏剧、杂文、寓言等等。一方面，它的外在形式是“散文式”的，散文诗一般分节不分行，看上去形似散文，或者说它披着一件散文的外衣，这是散文诗与分行诗最明显的区别。人们常常把“新诗”特指分行的白话诗，其实中国散文诗从诞生的那天起就是“新诗”的一体。为表述方便，我在这里用了“分行诗”这个概念。另一方面，它的语言形式是“散文式”的，散文诗的语言没有分行诗的跳跃性那么大，它可以容纳有诗意的散文性细节，或一些过渡性的词语，具有自然、舒放、流畅的语言风格。这种“行云流水般的美”，也是散文诗区别于分行诗的一个重要美学特征。再一方面，它的表现形式也是“散文式”的，可以从“散文”中汲取某些艺术要素和表现手法（如叙述、描写、议论、对话等），通过意象性的表现技巧，以“化散文”（耿林莽语）的方式为散文诗所用。也可以说，在散文诗中无论是叙述和描写，还是议论与对话，都必须是经过“诗化”后的，不是直接“拿来”就用的，这是散文诗与小散文的重要区别。

再来看散文诗的“质”：它是散文“诗”。就是说从文体属性上讲，它是“诗”，是一种以展现诗人内心体验为核心，特别适合表现灵魂震颤的抒情文体。从“散文诗”这个词的结构看：它是一个偏正词组，是由修饰语“散文”和中心词“诗”组成，作为定语的“散文”，对中心词“诗”起到的只是修饰作用，使之与“分行诗”、“格律诗”相区别。就当今诗坛三足鼎立的现状看，它是诗之一体；如果从“新诗”的角度来讲，分行诗与散文诗是新诗之两翼，不可或缺，亦不可偏废。诚如谢冕先生所言：“散文诗与其说是散文的诗化，不如说是诗的变体。它始终是属于诗的。” 郭风先生也曾强调：“散文诗作为一种文体，我个人以为它的本质、它的核心、它的最根本属性是诗。”用著名散文诗人周庆荣的话来讲：“散文诗的根部属性是诗 ，散文诗的写作者如何走出身份焦虑完全在于文本是否抵达诗”。可以说，散文诗的诗性特质，就是散文诗的本质属性。这是散文诗与小散文最根本的区别，也是甄别散文诗的根本尺度。

最后看散文诗的“魂”：它是“散文诗”。也就是说它既不是“散文”，也不是“诗”（指分行诗），而是“散文诗”，它是一种独立的诗体（或文体）。可以说，散文诗是“散文”与“诗”这对矛盾的统一体，这种既对立又统一的形态，是散文诗最独特的美学特征。散文诗融散文的再现性与诗的表现性于一体，比散文内容更凝练、思想更深刻、韵律更优美，比分行诗表现更自由、形式更舒展、语言更鲜活，它是诗美与散文美水乳交融的“化合物”（耿林莽语）。从这个意义上讲，散文诗是一种具有独特美学特质的诗体，也是一种“有难度”的诗歌创作，它难就难在必须有“两把刷子”，不仅要掌握散文与诗这两种文体的写作本领，而且要将其统一于“散文诗”的美学特质之中。不少诗友都有这样的体会：写作散文诗好像比较容易上手，但真正写好很难，甚至越写越感到“难写”。

基于以上认识，我感到当前散文诗创作应注意“四个坚持、四个强化”：

一是坚持诗性本质，强化散文诗的独立性。就是说，要强化散文诗的文体自觉，守住散文诗的“魂”。这是散文诗创作和发展的根本问题，因为离开了这一点，就会偏离方向。首先，要坚持“以诗为本”，坚守散文诗的诗性特质，划清它与小散文的文体界限。强调散文诗是诗，实际上就是强调散文诗的抒情性。抒情是诗歌的本质属性，作为“诗之一体”的散文诗，当然也不能例外。郭沫若在谈到这点时曾说:“诗的本职专在抒情。抒情的文字便不采诗形，也不失为诗。”其次，要不失“散文之美”，尤其是散文的自由精神，充分发挥“散文诗在叙述上的优势”（周庆荣语），从而把散文诗与分行诗区别开来。诚如灵焚所言：“散文诗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其最大的长处应该在于其‘自由’的灵魂。”因此，既要防止一些初学者容易出现的“散文化”倾向，又要防止一些散文诗作品过于“诗化”的现象。也就是说，有诗意的小散文不是散文诗，分行新诗连起来排列也不是散文诗。因为一旦丧失了独立性，无论被散文“化”了，还是被诗“化”了，散文诗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二是坚持关注现实，强化散文诗的现代性。这是散文诗创作的关键所在。散文诗本来就是一个现代性的文学新品种，无论是中国散文诗，还是外国散文诗，其传统的精髓都是现代性，失去现代性就丢失了散文诗的“根”。对人的关注和对人性的探索，是现代主义的哲学基础。因此，强化散文诗的现代性，不仅要注重借鉴西方现代诗歌的艺术手法，更重要的是要树立强烈的现代意识，使我们的作品更加关注社会现实，更加关注民生疾苦，具有更加强烈的在场感，真正表达出诗人悲天悯人的现代感悟，表现出生命的大悲苦、大感动、大情怀和大担当，努力在深度反映现实生活上取得突破。无论是鲁迅的《野草》，还是耿林莽、周庆荣等优秀散文诗人的作品，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敢于直面现实，在场感比较强。诗人离不开时代，诗歌回避不了现实。无论是“诗言志”，还是“诗缘情”，都会与现实生活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当前散文诗创作的现状看，一个突出问题就是一些作品不接地气，没有“在场”，脱离了现实生活，甚至沉溺于“喃喃自语”，缺乏应有的人文情怀和社会担当。谢冕先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缺乏社会担当，是当代诗人的痼疾。”耿林莽先生也多次强调：“关注现实民生，尤其是底层人民的疾苦，是作家的良知与社会责任感之所系。”他还身体力行，创作了大量“为世界喊疼”的精品力作，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我感到，当前要提高散文诗创作质量，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加大对现实生活的关注度，强化散文诗的在场性，努力在更多关注民生疾苦、深度反映现实生活上取得突破，真正肩负起一个诗人应有的文学良知和社会责任。

三是坚持小中见大，强化散文诗的思想性。思想的深度，决定作品的高度。相对于其他文学体裁来讲，散文诗的篇幅一般比较短小，如何做到“小中见大”，即以“小感触”表现“大世界”，让“小情绪”体现“大情怀”，这是决定散文诗创作质量的关键所在。散文诗的美，不仅表现在形式的美、语言的美，更重要的是思辨的美。散文诗本身就是一种主观性、心灵化很强的抒情文体，它的一个重要美学特征，就是“诗与思”的融合，通过对思想容量和哲理意蕴的深入挖掘，把诗人独特的生命体验表现出来，从而实现“审美”与“审智”的有机结合，这样的作品才有力度、有高度、有深度，读后才能令人回味，给人启迪。由于思想性具有强烈的个性特征，强调散文诗的思想性，对纠正当前存在的“千人一面”的同质性现象很有帮助。有些散文诗作者习惯于浅表性的客观描述和散文化的平铺直叙，没有把自己的思想和情感融进去，忽视了个人真情实感的抒发，缺乏强烈的个性特征。尤其是当前流行的纪游体散文诗创作，如果不融入自己独特的思想和感悟，就很容易写成千篇一律的“导游词”。近年来，“我们”散文诗群的掌门人周庆荣积极倡导“意义化写作”，强调散文诗要“走出对事物影像的过度描摹和轻易抒情，以思想和本质的发现进行诗意的呈现”。他的散文诗作品思想性与艺术性俱佳，既有血有肉，又有骨有魂，较好地实现了散文诗“审美”与“审智”的统一，值得学习借鉴。

四是坚持中西融合，强化散文诗的民族性。这是散文诗创作和发展必须关注的问题。散文诗是“五四”时期与新诗一起从西方引进的“舶来品”，如何解决好这个舶来品“落地生根”的问题，几代散文诗人进行了艰苦的探索，但是这个问题至今并没有完全解决好。谢冕先生把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称之为“中国新诗的百年之痛”。其实散文诗也一样，当前散文诗创作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就是中国诗学传统的忽视甚至丢失。有的人盲目追崇西方现代诗歌艺术，对中国诗歌传统包括《野草》传统不屑一顾，作品缺乏鲜明的“中国特色”。鲁迅先生早就讲过：“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由于香港长期被英国殖民统治，使得香港文学包括散文诗的创作深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其本身就是“中西融合”的产物。在当今文化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散文诗要实现“突破”和“超越”，必须在继承传统、融合中西上下功夫，防止“食洋不化”；要注重传承中国诗歌的优秀传统，特别是《野草》开创的中国散文诗传统，保持汉语诗歌艺术的一脉相承。只有这样，中国散文诗才能创作出既有民族特色又能沟通世界的优秀作品，彰显当代散文诗的中国气派。

（根据录音整理）

【作者简介】

箫 风，本名温永东，1962年生于江苏沛县，现居湖州。作品入选《中国散文诗百年经典》《新世纪十年散文诗选》《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大系（诗歌卷）》等选集和多种年选本。著有散文诗集《沉思的花瓣》《思念的花朵》，编选《叶笛诗韵——郭风与散文诗（三卷）》等。主编《文学报·散文诗研究》《湖州晚报·散文诗月刊》和“中国散文诗研究中心”微刊。中国诗歌学会散文诗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湖州师范学院客座教授、中国散文诗研究中心主任，浙江省作协签约作家。曾获“中国·散文诗贡献奖”、“记住乡愁·世界华文散文诗大赛金奖”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