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内容，慎入】看不清近代历史，就很难看清当下

听说，某周刊下场，在没有给出任何令人信服的证据的情况下，自己画靶自己射，给西史辨伪扣了几顶大帽子。

其立场，不言而喻。

他们维护的不仅是西方，更是西方传教士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炮制的伪史。很多传教士在书中被描述为“带来科技之光和文明之光的使者”，一个个都像“一尘不染的白莲花”似的，实际真是如此吗？

恰恰相反，许多传教士不仅是刺探情报的间谍，还是侵华的急先锋。别以为他们的品德有多少高尚，在十字架和钱财之间，他们会毫不犹豫地选择钱财。至于十字架，不过是一种“谋生”和掠夺的殖民手段而已。

前几天在往期文章《西方专利法历史，和诺贝尔一起倒掉》中提及麦都思这个传教士，他在1848年刊印的《英汉字典》（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第二册第933页中，对Paten的解释为“盘、盘子、印票、牌票”，盘和盘子很好理解，那“印票、牌票”又是什么意思呢？

印票：是一种凭证性文书，有三种类型。

其一，是粮商贩米入受灾地区的凭证。清代，凡受灾地区缺米，经奏明可招商运米入境粜卖。凡应招运米入灾区粜卖者，途经关口免其纳税，并发给印票。到达灾区之后，将印票呈送地方官盖印为凭，粜完回空后缴销。

其二，是八旗在京人员之身份证件，参见“印票执照”；

其三，清代皇帝谒陵、巡幸或皇子等外出时，每日向所在地方官支领柴炭等物的凭据，也称印票，或称照票。

[明] 袾宏 著·[明] 王宇春 编《云栖法汇》（嘉兴藏本，第1页）好生懿集中记载有“印票”：

“市物如干，会同给价登籍，开本寺验收印票，岁终造册报销，永以为例。”

[清] 顾炎武 撰《天下郡国利病书》（四部丛刊三编影印手稿本，第13页）河汾燕间录记载有“煎（盐）户印票”，凭此票定额缴税，一百斤盐纳银六分，显然，这种印票也是一种凭证：

“自隆庆间，鹾（cuó，盐）使者议给煎户印票，定额起课，每盐百斤，领票一张，纳银六分，然犹未甚困也。”

牌票：旧时官方为某具体目的而填发的固定格式的书面命令，差役执行时持为凭证。

明代周祈 撰《名义考》（四库全书本，第30页）卷十二目录“牌揭”记载：

“博雅：「篁，牌，籍也。」周礼职币：「以书揭之。」疏谓：「府别各为一牌，书知善恶、价数多少，谓之揭。」今言牌票、揭帖，义出此。”

明代袁可立《奏用间刘爱塔事疏》记载：“因求臣免死加衔牌票，臣念辽阳以纳降陷城，广宁以判官诱败，兴祚之言未可凭信。又思因间用间，实兵家妙用。”

《儒林外史》第四回：“现今奉旨禁宰耕牛，上司行来牌票甚紧。”

[明] 范景文 辑《战守全书》（崇祯时期刊本，第54-55页）卷十三记载：

“及近来公差夜不收执有牌票，往往被贼捉去。恐贼得此牌票，诈称官差，堡中轻听不察，曰入夜进，致生内应。”

[明] 海瑞 撰 · [清] 海廷芳 编《备忘集》（四库全书本，第65-66页）卷五“督抚条约”记载：

“府县驿递，凡奉有勘合牌票，严加查勘。隔省虽抚按牌票，不准应付。”

由此可见，不论是“印票”，还是“牌票”，其实都是一种“凭证”。1848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实际上是根据“凭证”一词的汉语发音，来创造英语单词“Paten”的。该英语单词锚定汉语“印票、牌票”的意思，发音则锚定“凭证”的读法，即有——凭（Pa）证（ten）。

有了Paten这个词根以后，才有了Patent（敕令、谕贴），乃至于1868年罗存德《英华字典》的“敕令”、“谕贴”、“敕书”，并将其译作Letter patent，再到1872年 Letter patent 被诺亚韦伯斯特词典引申出了“专利”的含义。因此，但凡在英语描述的故事中，于1872年以前使用Patent来准确描述专利、表达专利内涵的西方历史，包括诺贝尔在内，皆可归于伪史范畴，都是Hi-Story（嗨故事）。

1848年（道光二十八年），麦都思不仅编撰了《英汉字典》，还引发了近代史上极为著名的“青浦教案”。

笔者为此专门查阅了青浦档案、上海地方志（外事志）、英国驻华领事阿礼国的履历，以及一些海外资料。

1848年3月8日，五十二岁的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1796-1857）作为英国伦敦会主办的上海墨海书馆的负责人，伙同伦敦会另外两名传教士雒魏林（WilliamLockhart，1811-1896，时年37岁）、慕维廉（william Muirheed，1822-1900，时年26岁）故意违反《虎门条约》“外国人不可妄到乡间任意游行”、“（上海开埠后）外人行走之地，以一日往还，不得在外过夜”等相关规定，擅自乘船远行，至九十里外的青浦传教。

麦都思为什么敢这么冒险呢？

因为他有恃无恐。此人除了是墨海书馆的负责人外，还是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Rtdtberford Alcock，1809-1897）最重要的中文顾问。

麦都思从英国伦敦会领取不菲的年薪，这些费用谁来出？真的是教会吗？还是有主要赞助方？

综合各方面的迹象来看，英国新教背后的最大推动者是英国伦敦金融城以罗斯柴尔德家族为首的可萨犹大财阀，所以，英国伦敦会的本质是顶替当年被解散的“耶稣会”来发挥情报刺探、窃取文化科技，同时编造伪史（构建以西方为中心的伪史）任务的。

这里有必要提一下耶稣会被解散和取缔的历史背景。

1769年，意大利教士罗伦佐·甘加内利继位，法号克雷芒十四世。

耶稣会活动在18世纪达到顶峰，遭到各国广泛抵制。罗斯柴尔德家族出资设立的光明会（又名光照会），以及耶稣会，披着宗教的外衣，大肆发放各种高利贷，同时从事黑弥撒和精神控制活动，对欧洲各国政府进行渗透和颠覆，最终欧洲各国忍无可忍，愤起讨伐，联合向罗马教廷致函，要求将其取缔。

时任教皇克雷芒十四世对西班牙、法兰西等国教会脱离罗马教廷十分担心，权衡之下于1773年7月21日将克雷芒十三世准备解散耶稣会的决定付诸实施，发布《我们的上帝和救主》通谕，宣告永远解散和关闭耶稣会，所有耶稣会士一律降为俗人。

这等于斩断了罗斯柴尔德家族控制世界的两只手。

此举惹怒了罗斯柴尔德时任家主梅耶。

梅耶先是提出以13万金币代价，以换回光明会和耶稣会的“合法地位”。不过，由于各国施压的缘故，教皇克雷芒十四世没有同意梅耶的提议。

1774年，光明会在举办年会期间，发出了一个信号，称：“路西法的敌人必须死。”

1774年9月22日，郁郁寡欢的克雷芒十四世神秘暴毙。

再来看后来成立的英国伦敦会。

别以为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像个小孩似的，天真无邪。他可从来都不是。关于麦都思和墨海书馆的背景，往期文章有详述，请见《大量西方伪作发端的重要窝点:肮脏的剽窃，卑鄙的抄袭，佣书西人的帮凶，还立牌坊骗尽天下所有人》，此处不再赘述。就是在此人的授意和运作下，李善兰移花接木，把自己创立的微积分，套在了牛顿和莱布尼茨的头上，然后由李善兰指点的华蘅芳接力，续写西方科学伪史的篇章。

这是1856年的麦都思，距离1848年已经过去了8年。

1852年的麦都思，距离1848年仅有4年。

再说说雒魏林和慕维廉。

1811年10月3日，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出生于英国利物浦，毕业于伦敦盖伊医院（Guy’s Hospital），1833年取得行医“资格证”，在利物浦一家诊所做外科医生。1838年，伦敦传道会决定差派医疗传教士前往中国宣教，雒魏林得知消息后立即提出申请获得批准，并于当年7月31日乘武装船只离开英国，成为伦敦会首位打着医疗幌子在华进行布道的传教士。

同年11月中旬，雒魏林跟随殖民者的武装船只到了巴达维亚（今雅加达）。经过一段时间的短暂停留后，于次年1月抵达广州。彼时，清政府仍旧实行禁教政策，雒魏林无法按计划开展行医宣教工作，只能跟随英国伦敦会聘用的中国助手朱德郎学习中文。

此时，距离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仅一年有余。

1839年2月底，雒魏林离开广州到澳门，重开美国传教士伯驾（Peter Parker）在1838年于澳门创办的医院。此时，中英关系日益紧张，作为钦差大臣的林则徐下令将所有英国人驱逐出境，同年8月，雒魏林将医院暂停，前往巴达维亚（今雅加达），跟随先期到达那里的英国传教士麦都思继续学习中文。

1840年5月，雒魏林接到命令，偷偷返回澳门，在医疗传教士合信（Benjamin Hobson）等人的帮助下重开医院，——这显然是在为英军侵华做准备，即准备收治在战斗中负伤的英军士兵。

1840年6月，鸦片战争爆发。

1840年8月，雒魏林将澳门医院交予合信负责，摇身一变，成为英军军医，跟随第一批英军到舟山定海开办了一个诊所。该诊所于同年9月正式开业。英国传教士米怜的儿子米威怜（William Milne Jr.）随后也赶到了定海，为英军服务。英国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则被派往舟山，在英军司令部里担任翻译。

1841年2月，当英军从舟山撤退后，雒魏林随即将诊所关停，返回澳门，并与英国女子凯瑟琳·帕克丝（Catherine Parkes）成婚。

1842年8月29日，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签订，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香港岛被割让给了英国。随后，雒魏林被派往香港，掌管着医务传道会在香港的医院。

1843年6月13日，雒魏林夫妇打着“中国医务传道会”的旗帜，再次来到舟山开设诊所，并以此为据点，调查附近以及上海的情况。雒魏林认为，上海具有战略地位，因此在提交给伦敦会的报告中建议在上海设立永久性的医院，以此作为宣教据点。伦敦会对此建议高度赞同，遂下令关闭舟山诊所，委派雒魏林到上海寻觅可以创办医院和宣教场所的地点。

在麦都思、雒魏林、慕维廉三人之中，慕维廉的资历最浅。

慕维廉于1822年出生于英格兰雷兹（Leith, England），其父母皆为基督教长老会信徒。1847年6月，慕维廉作为英国伦敦宣道会宣教士，奉派前往中国宣教，于当年8月26日抵达上海。与其同行的，还有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和艾约瑟（Joseph Edkins）等人。

1848年3月8日，雒魏林和慕维廉在麦都思的带领下，非法闯入江苏青浦（今属上海市）传教。此三人将船停在离青浦县城大约五里处，而后经陆路进城，来到城隍庙前，散发宣传基督教义的传单。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许多中国人对洋人入侵行为十分痛恨。加之海运日渐兴盛，影响了漕运，从1848年起，苏、松、太的漕米全部改由海运，大批水手面临失业，生计无着。3月8日那天，仅青浦一地就聚集着37艘停运漕船，700多名水手，其中有不少来自山东。

彼时，青浦流传着这么一首歌谣：

“船工苦，没处诉，无货装运肚皮饿，贪官洋鬼一路货，船工苦，不要诉，不怕满清恶狼虎，先打洋人后打虎，船工就会有事做。”

眼见城隍庙前人群聚集，一些水手也凑上前来围观。发现是三名外国传教士在散发传单后，有水手便想瞧瞧究竟，看看他们发的传单上写了些什么，于是向其索要。不料，麦都思等三人对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水手抱有很大的敌意，坚持不发传单“善书”给他们。

有水手大为不满，上前争辩。

雒魏林情绪激动，用所持手杖在那水手头上打了两下，并将其脸面擦伤。那水手无端被打，气愤不过，遂欲上前抓住雒魏林还以颜色，却被麦都思和慕维廉及时挡住，双方由此发生摩擦。

有水手见势不妙，立刻跑出北门，至海门桥一带，叫来漕船同伴前来助阵。麦都思略懂中国话（注意，只是略懂中国话，并不是伪史宣传的“非常精通”，以至于一生著述颇丰，轻松著有中文书籍59种），见水手急急跑出人群，便知大事不妙，二话不说就带着雒魏林和慕维廉转身就逃。有百姓看见洋人溃逃，捡起地上的石子就扔了过去。

孰料，刚逃出西石牌楼，就被北门船上赶来的四十多人手持扁担、短棍、撑篙、锄头、铁链条（即九链环）等半途截住。

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不但割让香港，还向英国赔偿鸦片烟价、商欠、军费共计二千一百万银元，这些巨额赔款最后都化为税赋加在了普通百姓的头上。加之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准许英商在华自由贸易，导致漕运生意大不如前，水手面临失业威胁，故此“国仇家恨”，积怨已久的水手看见带路侵华的洋人更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此时不知谁带头叫了一声：“大家来打洋鬼子啊！”

话音甫落，一时拳棍齐下，把麦都思等三人打得鼻青脸肿。

此事一出，顿时轰动了整个县城。

探子闻讯后急忙向当地县衙禀报，青浦县令金镕对洋人十分畏惧，飞令差役即刻前往制止，将麦都思等三人扶到县衙，由其亲自验明伤痕后，再派专人用轿子护送回上海。

怀恨在心的麦都思一回上海，便很快联系了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又译作阿利国，Rutherford Alcock，1809～1897）。此人后来升任英国驻华大使。

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阿礼国接替英国驻上海第一任领事巴富尔的位置，继任英方驻上海领事。

本来，阿礼国是英国驻厦门领事、福建领事。接到任命后，阿礼国前往上海就职。1846年10月，时年三十七岁的阿礼国乘船驶入黄浦江，当他环视四周的美景后，眉角轻扬，神色得意地对翻译巴夏礼说：“真是一个好地方！”

阿礼国听到麦都思等人的“哭诉（告状）”后，决定采取相关策略，借此机会狠狠敲上一笔，即“小题大作，借机讹诈”。

3月11日，上海道台（正四品）咸龄致信麦都思等表示慰问。

3月12日，阿礼国致函上海道台咸龄，要求迅速捉拿犯人，并威胁称，任何拖延或踌躇对两国友好关系都是不利的。咸龄复函称，麦都思等人去青浦违反定章，且“斗殴细故，不足深诘”。

3月13日，阿礼国带人赶到上海道台衙门，大肆咆哮，限令上海道台咸龄捉拿祸首并对其处以严刑，否则将停付全部关税，并用兵舰封锁长江口，阻止千艘北上粮船驶出黄浦江。

身为上海道台的咸龄不过只是提醒了一句是贵国传教士先动手，阿礼国就恼羞成怒，举起手中的折扇狠敲咸龄头部，还将慰问麦都思等人的原信掷在咸龄头上，蛮不讲理地威胁道：“你们缉捕惩办凶手，在不得我国完全满意之前，我决定今天起停止一切英国船只向清政府交纳所有税款；另外，中国漕船不许离开上海口岸，倘若四十八小时内捉不到十名主犯，我要另外采取一切手段。”

气得咸龄愤而怒斥：“如此没有教养，何能与本道台理论！……执民以媚夷，吾不为也！”语罢，拂袖而去。

然而，阿礼国蛮横无礼，依旧不依不饶，他一方面胁迫上海道缉捕和惩办所谓的凶手，一方面则调动兵舰，封锁海口。

上海道台咸龄见阿礼国有意将事态闹大，只得请法国、美国、比利时三国领事从中斡旋，要求阿礼国将原定的48小时延长至10天，可是骄横跋扈的阿礼国自知“朝中有人”，仅答应延长24小时。

3月13日，阿礼国下令英船停止交纳总关税。

3月14日，阿礼国与英舰司令毕德曼联系，要求与他配合行动。毕德曼命令英舰“爱司匹格”号开至上海，又令“奇尔特”号兵舰驶往吴淞口，封锁上海港，禁止一切漕船出港，并对上海道台咸龄发出照会：“请把主犯带至上海在英国官吏面前接受审判和惩罚。粮船不能过去。如果偷渡的话，英国军舰会开火。等案件解决，我将收回命令。”

一千多艘运粮北上的漕船因此被阻隔半个多月。

实际上，阿礼国此举非常冒险。

因为当时的黄浦江上只有区区几艘英国兵舰，无论是兵力，还是弹药，都十分有限。以“奇尔特”号为例，这艘兵舰只是单桅舰艇，并非什么铁甲巨舰，船上火炮仅有十门，火力不过尔尔。

与此对应的是，彼时的上海县城外正停着50艘清军兵船。两军若是真的交火，英国仅凭几艘兵舰，断无取胜的把握。

有鉴于此，英国公使文翰在香港对阿礼国冒险举动进行了批评：“鉴于外交部给你的任职命令及领事权力职责的规定，你未经事先请示英国公使而采取你认为的合适步骤，我只能表示遗憾。”

然而，阿礼国就敢这么干。为何如此反常？

因为就本质而言，他的胆量可不是那几艘英国兵舰给的，而是与朝廷内贼眉来眼去，从内应那里得来的。

对于该事件，阿礼国记述称：“如果停付关税长久之后，中国就会受不了，这样就可使他们不至于将事拖延了。1000只粮船不准出口，这当然会立刻引起地方官员的注意，但是他们还是敷衍，而且他们想以假的罪犯来冒充真的罪犯。当然封港这件事情如果不被中国上级官员晓得，他们还是无所谓，到了我派副领事去南京后，他们晓得已无法，这才害怕起来，苏州一知道这件事后立即派臬台来。”

臬台，即按察使，别称臬司、廉访，主要负责全省治安、司法和刑狱等相关工作。别看按察使的官阶不高，一般为正三品，但实际权力却很大，必要时还可以指挥部分绿营兵。在地方司法实践中，臬台有重大的影响力，很多大案都需要臬台来最终定案。

3月16日，阿礼国发出布告，通知所有英船船长，随时准备保护英国在上海的利益。同时，为了扩大影响，阿礼国还派人在吴淞一带“遍贴告示，声言夷人被粮船水手殴打尚未严办，海运米船不许开行等语”，这在当地船运业中造成了巨大的恐慌。

3月16日，咸龄派海防同知（正五品）沈丞复赶赴青浦，协助青浦县令“缉拿祸首”，随意逮捕了两名水手，准备押往上海交差。

3月17日，阿礼国向英国驻华公使报告，已下令英国船只，停止交付税款，以兵舰封锁上海港。咸龄发函告知阿礼国，已捉拿“凶犯”两名，希望不要阻止漕船运粮北上，去往皇城。

3月18日，阿礼国复函咸龄，称粮船仍不能开行，必须将主犯带到上海，在英国官员面前受罚。

3月18日，“奇尔特”号公然开炮，攻击强行通过的粮船，将急于北上的粮船封堵在黄浦江内。

3月19日，封堵粮船一千四百艘后，阿礼国派副领事罗伯逊搭乘兵舰“爱司匹格”号前往南京，向两江总督（从一品）李星沅递交名为申诉、实为威胁的信函。李星沅闻讯惊恐万分，急令陈柏龄等人沿长江顺流而下，在半路阻拦罗伯逊。3月26日，陈柏龄等与英舰“爱司比格”在江面相遇，但未能拦住对方。罗伯逊到南京后，向两江总督李星沅提出委派藩司大员处理“青浦教案”，并撤换上海道台咸龄两大无理要求。

李星沅虽然曾参与禁烟、参与鸦片战争抗英，但那只是表面现象。此人实际对洋人也是颇为畏惧，一听罗伯逊的无理要求，他竟然二话不说立即表示同意，随即作出批复，甚至还派人陪同罗伯逊游览南京的名胜古迹。

可笑的是，罗伯逊等人上街游览，很快被南京百姓发现，——南京百姓可不惯着洋人，纷纷自发行动起来，向其投掷砖瓦石子，吓得罗伯逊落荒而逃，次日便急急启航，返回上海。

与此同时，畏惧洋人的江苏巡抚（从二品）陆建瀛，急忙从鸦片公司旗昌洋行物色了一个买办股东——身为五品候补道员的吴健彰，要这个买办立即赶赴上海，以“催趱海运”的名义查办“青浦事件”。

吴健彰，生于1791年，广东省广州府香山县人。自幼家贫，没有念过什么书，从小便在广州十三行充当仆役。由于聪明伶俐，勤快乖巧，又习得一口流利的英语，颇得洋人器重。很快，就“积累”了一笔来源存疑的资金，开设了同顺行，跻身广州十三行行商之列，成为鸦片在华销售的代理人之一。1845年，吴健彰将生意（包括鸦片生意）扩展至上海，与上海怡和、旗昌、宝顺三家大洋行联系密切，成为上海滩首屈一指的豪富。随后，有了足够的财力支撑后，吴健彰便花费重金捐了一个五品的候补道员。

如此一来，内应顺利出面，讹诈的事就好办多了。

不过，两江总督李星沅对朝廷还不敢据实禀奏，他明明已派藩司大员前往上海处理此事，却对上谎称只是派人前去查看上海道台咸龄处理“青浦事件”是否得当，想借此撇清关系。

清政府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吃了大亏，此时闻报更为恐慌。清廷担心藩司大员前往处理收不了场，急令来京途中的两广总督兼五口通商钦差大臣（正一品）耆英“无论行抵何处，接奉此旨即改道驰赴江苏，就近查看大局"。

3月19日，两名无辜的水手被押解到上海。

3月20日，候补道员吴健彰赶到上海。

3月22日，阿礼国、麦都思来到上海道台衙门，辨认被捕的两名嫌疑人。

咸龄问麦都思：“这两名水手是否伤人凶犯？”

麦都思却说：“这二人是打人凶犯，但不是首犯。”言下之意，还得继续抓捕。

3月23日，海防同知沈丞复至青浦继续抓人。他们几乎搜遍了每艘船、每个村庄，最后一无所获。

3月24日，两江总督李星沅、江苏巡抚陆建瀛会派巡抚署江苏臬司倪良耀赶赴上海。臬司倪良耀途经青浦，以“按察”身份要求青浦县令继续派人抓捕。

其后，3月25日至26日，陆续抓捕六人充罪，由海防同知沈丞复押到上海，听候发落。

人前脚刚到，臬司倪良耀后脚就急忙去“请”麦都思等人到上海县署来指认“凶犯”，并按照麦都思等人的授意，将先后抓来的十名水手全部关在枷号示众。这十人分别是：倪万年、王明付、刘玉法、王玉山、宋方、井海、高玉、魏盛春、贾永奎、夏得胜。

麦都思等人“得偿所愿”，发出狰狞的狂笑。

3月28日，阿礼国来到上海县署，麦都思等人随行。麦都思指认倪万年、王明付二人为“祸首”。十人在提审前，被罚站笼、公开示众一个月。阿礼国对此很满意，这才通知英舰司令毕德曼撤销封港命令。

4月1日，在里应外合的压力下，耆英代表清政府称原上海道台咸龄办理此案“原欠紧速”，将其革职，改由吴健彰暂代上海道台之职。

5月19日，十名水手被风雨暴晒、示众一月后，江宁藩司（从二品）傅绳勋将其解省复讯，定案前还特意通过代理上海道台吴健彰去征得英领事阿礼国的“同意”，而后于5月27日将定案公文交予阿礼国，奴才嘴脸显露无疑。

十人被判为“殴打外人和抢夺财物罪”，为首者王明付被打100大板，判永远充军，倪万年也被罚打了100大板，判充军三年，其余枷号释放。实际上，王明付、倪万年只是在场者，其余八人根本就不在场，完全没有参与，所以非常无辜。然而，阿礼国不管不顾，一律要求严加惩办。

青浦教案”是一个性质非常恶劣的先例。

在别国领土上，洋人可以不遵守当地法律，甚至随意践踏、干涉别国司法，并以拒付关税、封锁海港、委派兵舰武力威胁，迫使当局惩办地方官员，任意处罚百姓。身为耆英心腹的上海道台咸龄不过只是据理力争了几句，就落得一个被革职的下场，有这样的前车之鉴作为教训，后来的上海官场还有谁敢不怕洋人？

晚清时期，上海官场惧洋、媚洋，从此便愈发明显了。

“青浦教案”至此就算结束了吗？

并没有。

麦都思等人声称自己受伤不轻，索要赔偿。

清政府又赔偿麦都思等人白银两百两。得了赔偿的麦都思知道自己的名声很臭，生怕被人报复，赶紧在自己的住处麦家圈养了许多条洋狗来看门。有时，出门还得乔装打扮一番。

事后，阿礼国也张开獠牙，趁机向新任上海道台麟桂提出了自己的要求——扩张租界。

麟桂，满字月舫，洲镶白旗人，历任浙江宁绍台道、上海道台等职。别看此人似乎寂寂无名，他却以一个又一个实际行动展现了一个买办官员的丰满形象。

他收了洋人多少贿赂外界无人知晓，但为了表明自己的“清白”，一律都说受到了洋人的胁迫。

1848年11月27日，阿礼国与麟桂订立协定，将上海英租界的西部边界从界路（今河南中路）扩展到泥城浜（今西藏中路）。这是上海英租界第一次扩充，原来面积仅有八百三十亩，扩展后面积达到了两千八百多亩。也就是说，借口“青浦教案”的补偿，一下就扩充了大约两千亩！

麟桂不仅让英国租界得以扩展，还让法国在上海获得了很大一块地盘。1849年4月6日，麟桂与法国第一任驻沪领事敏体尼正式签字换文，将洋泾浜以南，紧挨着英国租界的一块地盘送给了法国人，这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法租界。法国人为了表示对麟桂的感谢，将法租界内的一条马路命名为“麟桂路”（今日进贤路东段）。

此后，尝到甜头的英法领事又勾结美国，与上海道台一同签订了上海海关协定，由美国、英国、法国三国领事派员组成关税管理委员会，把持上海海关。咸丰四年，又策划成立工部局，进一步扩大租界特权。

租界扩充后，租界内的日常商贸活动谁来控制？

盘踞在租界内的可萨犹大财阀，如哈同家族（Hardoon Family）、沙逊家族（Sassoon Family）、亚伯拉罕家族（AbrahamsFamily）、嘉道理家族（Kadoorie Family）等等。举个例子，租界内的吃穿住行等行业后来都被沙逊家族所控制。

上海只发生过一个“青浦教案”吗？

不，上海曾经发生过许多教案。例如，徐家汇教案、天主堂旧址交涉、松江教案、崇明教案等等。

中国只有上海发生过类似的教案吗？

不，不不。

鸦片战争以后，外国教会和传教士凭借不平等条约取得“传教特权”，以征服者的姿态高高在上，蔑视官府、欺压百姓，虐待育婴堂孩童，强奸妇女，霸占良田、侵吞土地，豢养地痞流氓和打手，武装教堂，并唆使其挑起事端，开枪射杀群众，激起的“反洋教”斗争一桩桩一件件，多如牛毛，难以胜数。

贵州一地，发生了震惊全国的“青岩教案”“开州教案”和“遵义教案”；

陕西，发生了“三边教案”“燕子砭教案”；

江西，南昌教案；西藏，巴塘教案。其他的，还有天津教案、重庆教案、酉阳教案……

只要深入了解，可以发现，每一桩都是血与泪的控诉！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当前的课本里关于这方面的内容实在太少，以至于后人都快忘了那段苦难的岁月和历史。

星火相继，敢于梦想

• 希望通过《昆羽继圣》四部曲梳理的华夏历史文化加强自身修养、提高认识，以抵御外来糟粕的侵扰（上古至宋代）【微信读书、当当、掌阅（华为手机阅读）、起点、知乎、QQ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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