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泰丨“不确定性”的恐惧

“世间有许多行当、也有许多人爱用不确定性，为自己赢得利益。”

说“不确定性”文/王学泰

01

传统相声中有个学老北京“市声”（北京话就是做小买卖的“吆喝”）的段子。甲乙双方互相比试。甲说上半句，令乙接下半句，并猜出是卖什么的。

甲做小贩状，吆喝道：“江米小枣的——”

乙接道：“粽子，这是卖粽子的！”

甲接着吆喝：“切糕。这是卖切糕的！”指出乙接的下半句和猜的都错了。

甲又吆喝：“修理——”

乙接：“雨伞。这是修理雨伞的！”

甲接：“桌椅板凳。这是修理木器家具的。”

于是，乙急了：“你老是一个马、两个脑袋，叫我怎么猜？”

由这个小段子可知，甲利用答案的不确定性，使乙犯错误，回答不正确。

甲说：“俩脑袋还算容易的。我要说‘一毛一堆’。你更猜不着是卖什么的了。”

这是在智力游戏中运用答案不确定性，使甲轻易占了上风。世间有许多行当、也有许多人爱用不确定性，为自己赢得利益。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从事迷信活动的行当，如算命相面、巫婆神汉等等。

人们算命问卜、求仙供神目的就是求得预知，实际上，人间确切的预知几乎是不可能得到的，那些以预知他人命运为生的职业迷信者，更不会有求得确切预知的能力，可是他们又要表现出自己的预知能力，因此就尽量用“一个马两个头”或“一个马多头”答案对付求卜者。

算命行当内部流传的秘诀《方观成之互关》中特别告诫吃此行饭的人们说，对于求卜者，“若紧处何劳几句，急忙中不可乱言。只宜活里活，切忌死中死”。什么问题都要用活话对付，给自己留下广阔的余地，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这里，“不确定性”是他们的法宝。

传统相声揭发算命者“算”你家里兄弟几人，可以说是运用“不确定性”取胜的经典。卜者不明确向求卜者说他算定对方家中有几口人，而是用“桃园三结义，孤独一枝”来比喻。

乙：“我是独生子。”

甲：“这很对。桃园三结义，你命中注定是三兄弟，可是你命硬。只孤独出你一枝来。”

乙：“我兄弟二人。”

甲：“这很对。你本应兄弟三人，咕嘟（北京土话，指刚刚出芽）出一枝，还剩两人。”

乙：“我哥仨。”

甲：“这很对。你兄弟三人，桃园三结义嘛，都在一枝上。”

乙：“我兄弟四人。”

甲：“这很对。桃园三结义，哥仨，再咕嘟出一枝儿，不是哥儿四个吗？”

乙：“我哥儿五个呢？”

甲：“你哥儿一百个也没关系。除了桃园三结义那三位以外，你九十七个哥儿们都在那一枝上咕嘟呗！”

这就是利用形象的多义性，可以做出多种含义的回答。关键看你是不是伶牙俐齿，能言善辩。

当然，这是极通俗地用多义性对付求卜者的，传统占卜术、预言术中有比这高级多的。但不管怎么高级也离不开不确定性这一点。

古代占卜术注重形象性，因为形象是多义的，甚至是有无数解的。这就给掌握话语权的人们开拓了无限的空间。《周易》中不仅八卦、六十四卦都用自然现象或自然和社会中的种种具体事物作为象征，就是其卦辞、爻辞也多用有具体形象的事物象征。如爻辞为“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树荫里有鹤和鸣；我有好酒，请您来喝一杯）。这是一组形象，能够包容大量的答案。

唐代大预言家李淳风非常有名，据说是他写作的预言图书《推背图》是用诗和图画来表现的。这是用双重形象来扩大答案的多义性。《红楼梦》第五回里太虚幻境薄命司里的“金陵十二钗”的命运图册就是借鉴了《推背图》的写法。许多红学家对《红楼梦》80回以后情节推测的分歧，许多来自对这命运图册的解释。它的不确定性，给了红学家们特别宽阔的想象余地，有打不完的笔墨官司。

外交家也偏爱不确定性。有个笑话说，有人问外交家某件事行不行，当外交家说“行”的时候，那是“考虑考虑，研究研究”；当他说“考虑考虑，研究研究”，那就是“不行”。如果说“不行”呢？那他就不是外交家（淑女与外交家正相反）。

当然，守此道不知变通也有误事的时候，小布什那样信誓旦旦地表示要攻打伊拉克，萨达姆就是不信，以为是外交家的语言，也就是“考虑考虑，研究研究”（据说是受了希拉克坚定反战的误导），结果是国破家亡，身为天下笑。

02

居上位的统治者大多偏爱不确定性，因为居上位者天然地具备了一种“势能”，居高临下，有许多便宜之处。这种势能的优越如何能发挥出来呢？关键在于没有确定的社会规范。有了确定的规范，社会上下全都照此行事，首先束缚了在上位人的手脚，使其优势不能充分表现和发挥。

春秋时期，鲁昭公六年，郑国把刑法铸在鼎上，使众人皆知，以便遵守。虽然这种“法”只是要人们遵守的条令，远不是界定人们权利的现代法律，但公开了，也比藏之秘府好。可是这招致保守派的反对（也包括孔子）。孔子说“刑之轻重，不可使人知也”。唐代孔颖达在疏解为什么刑法条文“不该使人知”时说“贵之所以为贵，只为权势在焉”。

也就是说，在上位者之所以为“贵”，就在于他有权势，而“权势”说具体点就是居上位者有对人和物处理的权力。他们管理着社会上的芸芸众生，刑法就是其管理工具之一。如果这个“刑法”是秘密的、不确定的，对于在上位的管理者就方便得多；在下位者也因为不知道刑法的深浅，不知道偶有过犯，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理，所以“常畏威而惧罪也”。也就是说，刑法保持不确定性，老百姓才能常常处在恐惧状态，才能老老实实，不敢乱说乱动，以求得自保。而且，黑箱操作本身的神秘性就会使芸芸众生敬畏。

当时的保守派认为上古“圣王制法，举其大纲”，不把刑法订得那么细密，人们犯了法，再由执法者依据“大纲”“临其时事，议其重轻”。这样便赋予了执法者极大的权力。

现在刑法条文都铸在鼎上，人人得见，“贵者断狱，不敢加增；犯罪者取验于书，更复何以尊贵。威权在鼎，民不忌上，贵复何业之守？”人人都知道了法律条文，上下都照此行事，贵人们不敢增加，在下位者又可以根据公开的条文说三道四，那么在上位者的优越性又到哪里去了呢？因此保守派坚决反对法律条文的公开化。

当然，反对者所持的理由并非只是我们在上面所说的它使“贵者不得为贵”，要是只有这个理由，似乎只为“贵”者考虑，而儒家历来是以全社会和全体人民代表自居的，以社会公正的体现者自居的。因此，他们还提出刑法不公开、不确定是有利于实现社会公正的。因为犯罪是千奇百怪的，有的人犯的“罪”虽轻，但其动机是“大恶”，不可原谅；有的人犯的“罪”虽重，但究其原因，却是情有可原。如果法律只以“大纲”形态存在，这就给了执法者以充分的余地，让这些执法的圣人们宽大那些虽犯重罪但其心尚不甚恶，因而可以原谅的人们；从严惩处那些虽犯轻罪，但却是不可宽恕的人们。这样才能不放过一个坏人、也不冤枉一个好人。

这种说法把执法的在上位者都想象为“圣人”，几乎把他们看作是上帝，能对人间的一切作最公正的判决。既不漏过大恶，也不会冤枉良善。法不确定，才能够使他们的“公正”充分发挥。使恶人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又能保护善良。

这种说法是颇能欺骗人的。我们传统政治学中往往是把统治者预设为“尧舜”的，特别是当时的最高统治者都是尧舜，怎么能用缜密的律条束缚尧舜的手脚呢？我以为，别说他们不是“尧舜”，就说是“尧舜”，长期掌握极大的权力，没有监督，没有对立权力对他的限制，久而久之，他也会成为暴君。

03

史前的氏族公社是个熟人社会，人与人之间不仅熟悉，而且大多有血缘关系。此时人们的行为规范，大多是受到习惯法和本群体舆论的约束（周礼中就包含一些氏族公社的习惯法），这种约束反映了人之常情，并表现出一定的不确定性，这是可以理解的。孔子对“以礼治国”“以德治国”的向往，实际上反映了他对这段历史的记忆，今天的人们也完全可以想象。

一家子里，家长的表率作用、七大姑、八大姨的口舌、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以及血缘联系中的温情都是维持这个家庭的纽带，兄弟姊妹、父子叔侄之间，不可能完全按照明晰确定的“家庭公约”行事。这就是人们经常乐道的“人情”。

可是当国家出现以后（尽管这个国家带着很浓重的家庭色彩），随着所管辖范围的增大，人口增多和人的流动性加大，人与人之间不仅不了解，十分陌生，而且分成不同的利益群体。处在管理地位，或说掌握公共权力的人们天然地与在下位者处在利益的对立面，他们更是有自己的特殊利益。这些人感到用那种不确定性的方式统治，一方面符合传统和习惯，另一方面也更能照顾到自己的利益。

他们有时也用“家庭温情”一套“劝导”被统治者牺牲“小我”的利益，以服从大家庭的利益，这就不免有些虚伪。因为所谓“大家庭”的利益，实际上就是这些大家长的利益。如同一二十年前，苏联强调其卫星国保护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利益，实际上就是苏联的利益一样。此时社会管理者如果关注自己的长远利益，就应该平衡各个利益群体不同的要求，并驾轶明确的规范。

古代中国的社会基层往往是按照宗法网络组织起来的，周代数百年统治中，君主与宗子一体。最高统治者与大家长就是一人。秦代以后，虽然家国一体性分离，统治者不再是大家长了，可是由于“家”“国”的同构性，“国”与“家”的关系两千年来就没有扯清楚过。

皇帝还常以“大家长”自居，常常把被压迫的“臣民”说成是“子民”，“臣民”由于“隔膜”有的还真的把皇帝看作自己的“老子”，使残酷的统治和压迫总带有一点“脉脉温情”的色彩。因此那种不确定性的统治方式，不仅在统治者那里有市场，就是在被统治者看来也不觉得它悖于人情。

这种社会规范的不确定性被改头换面，长期流行，不仅说明统治技巧的既能一以贯之，又有花样翻新；也表明当自然经济和宗法制度没有消失的时候，它是有一定的社会基础的。如果那些具有确定性的法律又是秦法那样明确而细密的恶法（参见“睡虎地秦简”），人们更会觉得那些虽不确定但却带点人情味规范更好一些。

文章节选自王学泰《发现另一个中国》，中国档案出版社，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