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科幻动态】阿拉伯科幻小说：在场的未来

2021年，美国科幻小说家弗兰克·赫伯特（Frank Herbert，1920—1986）创作的《沙丘》(

Dune

）系列作品被搬上大银幕，电影中的阿拉伯元素再度引起了影迷的强烈兴趣。弗里曼人感念敬畏的神圣之物沙虫，其名字与阿拉伯语中的词源同音，意为“永恒之物”。小说中描绘的生活图景使读者不自觉地联想到贝都因人的沙漠游牧生活，而这部创作于20世纪60年代的科幻巨著并非受阿拉伯文化影响的孤例。仅以《一千零一夜》为例，以此为灵感源泉的西方科幻作品便不在少数。尽管如此，对于不少读者而言，阿拉伯世界的本土科幻作品仍相当陌生。

作为术语的“科幻”（science fiction）一词最早出现在美国科幻杂志编辑雨果·根斯巴克（Hugo Gernsback，1884—1967）发表在《惊奇故事》（

Amazing Stories

，1926）杂志上的评论。他将儒勒·凡尔纳、赫伯特·乔治·威尔斯、埃德加·爱伦·坡创作的小说归入“科幻”一类，形容这种类型的小说“具有迷人的浪漫色彩”，混合着“科学的事实”与“预测的远景”。[1] 区别于幻想小说（fantasy），科幻小说应立足于科学的理论推演。法籍保加利亚裔文艺理论家茨维坦·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1939—2017）指出，尽管科幻小说与幻想小说都离不开想象，但科幻小说绝不是完全奇幻的空想，基于科学技术的推演才是科幻小说情节发展的主要驱动力。[2] 科幻小说并不是由经年累月的观测实验得出的科学假说。科幻作家郑文光曾探讨科幻创作中理论与想象的关系，认为“科幻允许在技术问题上违反科学（原理）”，肯定作者的想象与愿望对形成科幻小说感染力的重要意义，明确指出科幻小说“正是继承了古典的神话和民间传说的传统，而成为具有充分的浪漫主义特点的一个新的文学类型”。[3]

阿拉伯文学中的科幻元素可追溯至民间文学与哲学经典，如《一千零一夜》中的辛巴达航海记、伊本·法拉比（Abu Nasr al-Farabi, 872—950）创作的《美德之城》（

The Virtuous City

）等。在伊本·纳菲斯（Ibn al-Nafis，1210—1288）创作的《卡米尔先知传记论著》（

The Treatise of Kāmil on the Prophet's Biography

）中，不少情节的设计建立在解剖学、生物学、天文学、地质学等学科的专业知识基础之上，作者还运用新陈代谢及血液循环等理论解释书中的复活现象，该小说也被认为是阿拉伯世界第一部具备科幻雏形的作品。[4] 真正意义上的阿拉伯现当代科幻作品出现在20世纪上半叶，尤其是在50年代前后，阿拉伯国家迎来第一次科幻创作的热潮，借由书籍与电台等媒介，阿拉伯读者首次接触用阿拉伯语创作的现当代科幻作品。1947年，埃及作家陶菲格·哈基姆（Tawfiq al-Hakim，1898—1987）发表科幻小说《百万年间》（

In the Year One Million

）。1954年，埃及作家穆斯塔法·马哈茂德（Mostafa Mahmoud，1921—2009）的首部科幻小说《蜘蛛》（

The Spider

）出版。自20世纪50年代起，埃及科幻作家优素福·伊兹丁·伊萨（Youssef Ezeddin Eassa，1914—1999）开始在电台主播科幻小说系列内容，被誉为“阿拉伯科幻广播之父”。[5]

优素福·伊兹丁·伊萨

（图片来自Goodreads官网）

一、埃及的缩影：枪炮创伤与电波交响中的科幻奠基

尽管学者对现当代阿拉伯世界的第一部科幻文学作品的归属存在争议，但学界大都认可埃及为阿拉伯现当代科幻文学的摇篮。[6]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正当世界科幻文学处于如火如荼的发展阶段时，埃及也迎来了文学创作的黄金时期，涌现出以陶菲格·哈基姆和穆斯塔法·马哈茂德为代表的第一代科幻作家。

陶菲格·哈基姆创作于1950年的《明日之旅》（

Voyage to Tomorrow

）是一部科幻哲理剧作，故事的主人公是身陷囹圄的囚犯甲与囚犯乙，他们经由偶然的机遇踏上了同一艘流放太空的火箭。旅途中火箭突发故障，航程几经更改后竟降落到8世纪后的地球。由前卫党执政的政府将这两位意外的来客软禁起来，并派遣分属本党的金发姑娘与保守党的棕发姑娘照顾二人起居，解答其疑问，四人的生活则由监控器实时直播给地球居民。曾经孤注一掷登上火箭的囚犯甲，最终为了救下棕发姑娘甘愿独身前往罪孽之城，画上了明日之旅的句点。

出版于1966年的小说《零下的人》（

Man Under Zero

）是穆斯塔法·马哈茂德的科幻代表作之一，小说围绕主人公沙辛博士的科学探索展开，他希望通过实验，实现人由以肉体为存在形态到以电波为存在形态的不可逆转变。电波转化实验在小鼠身上验证成功后，助手帮助博士本人完成了对自己的改造。自此，沙辛博士以电波的状态漂浮于世界，成为无形可依的“零下的人”。

囚犯甲与沙辛博士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埃及科幻作品中颇具代表意义的经典人物形象。自由军官运动发生后，埃及废除君主制政体，纳赛尔政府上台，实行大刀阔斧的社会改革，一定程度上反向促进了知识分子对宗教传统与道德伦理的反思。六五战争的溃败给埃及人民以沉重打击，引发他们对国家、民族及个人前途命运的担忧思虑。在上述思潮的影响下，当时埃及科幻作品中对存在意义的拷问和对未来命运的彷徨绝非空穴来风。

值得一提的是，阿拉伯听众熟悉的科幻广播也萌芽于这一时期。除以作家身份写作外，穆斯塔法·马哈茂德曾创办了名为《科学与信仰》（

Science and Faith

）的电视节目，总集数累计四百余集。活跃在这一时期的另一位埃及科幻作家优素福·伊兹丁·伊萨创作了大量的科幻广播剧，成为一大批青年观众的科幻启蒙老师。

20世纪70至80年代是埃及乃至阿拉伯科幻文学真正意义上的奠基时期。[7] 不同于前辈作家将科幻作为文学生涯中的插曲或片段，这一时期的领军人物尼哈德·谢利夫（Nihad Sherif，1921—2011）是一名专职科幻作家，曾先后完成了《时间征服者》（

The Lord of Time

， 1972）、《来自四号的命令》（

Number 4 Commands You

，1974）与《第二世界居民》（

Inhabitants of the Second World

，1977）等影响深远的作品。《时间征服者》于1987年被改编为同名电影，主人公哈利姆·札格鲁勒博士为挽救病危的妻子，选择冷冻妻子的身体，并偷运病人，在实验室中秘密进行人体冷冻实验，钻研冷冻复活的技术。记者菲科里·赛义迪在潜入实验室调查医院病人的神秘失踪时意外触电，哈利姆博士为拯救其性命对其实施了人体冷冻，并奇迹般地将其解冻。实验室助手泰马尔杰·贾希德认为人体冷冻的应用将忤逆真主的意志，决心摧毁实验室。在巨大的爆炸中，哈利姆博士与实验室同归于尽。

如果说《时间征服者》引起读者对人体冷冻技术伦理问题的思考，那么《来自四号的命令》则借第四行星火星居民的忠言，告诫人类谨慎开发利用核能。在人类对来自外星的告诫置若罔闻时，火星居民抹除了人类关于这一学科的全部记忆。尽管20世纪60年代阿拉伯作家的科幻作品中已出现太空旅行、月球探险、生物改造等题材，但不容忽视的是，不少批评家仍认为此类作品是披着科幻外衣的哲理小说。进入70年代，埃及科幻作家自觉地将更多硬科幻元素纳入创作中，并开始编织独属于自己的科幻宇宙。由翻译家兼小说家罗夫·瓦思菲（Raouf Wasfi，1939—2020）创作的共23部星际探险集《

Nova

》被认为是阿拉伯太空歌剧小说的开先河之作。

进入20世纪90年代，科幻系列闪耀出愈发迷人的魅力。以纳比勒·法鲁克（Nabil Farouk，1956—2020）和艾哈迈德·哈利德·陶菲格（Ahmed Khaled Tawfik，1962—2018）为代表的第三代埃及科幻作家笔耕不辍，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科幻系列作品。这些口袋丛书（pocket book series）成为阿拉伯世界一代年轻人的本土科幻启蒙读物，其中大部分也被制作成科幻广播剧，至今仍是电台播客节目单中的保留选项。

纳比勒·法鲁克于1980年毕业于埃及坦塔大学药学专业，毕业前夕创作了他的第一部科幻小说《预言》（

The Prophecy

，1980）, 这部作品后来收录在他的科幻系列《鸡尾酒2000》（

Cocktail 2000

）中。纳比勒·法鲁克最著名的科幻系列之一为《未来档案》（

The Future File

，1984—2009）。《未来档案》全集共160本，主人公努尔·丁·马哈茂德（Nour El Deen Mahmoud）供职于埃及科学情报局（Egyptian Scientific Intelligence Agency，ESIA），他与通信工程师萨尔瓦（Salwa）、精神专家鲁姆齐（Ramzy）与核科学家马哈茂德（Mahmoud）共同组成了特别行动队。该特别行动队因破获秘密科学犯罪案件而成立，曾为保卫地球免受外星入侵而领导国际反抗运动，并帮助埃及在战后国际秩序的重新建立中争得了领头羊的角色。

纳比勒·法鲁克

（图片来自维基百科）

艾哈迈德·哈利德·陶菲格于1985年毕业于埃及坦塔大学药学院，1997年获得热带病研究方向的博士学位。医药行业的从业经历对作家的科幻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其53部医学科幻系列《萨法利》(

Safari

，1996—2016）中，大部分作品以一种流行于热带地区的传染性疾病为主题。丛书主人公阿来·阿卜杜勒·阿兹姆（Alaa Abdel Azeem）是一个埃及青年，随无国界医生组织萨法利到喀麦隆行医，与种种令人避之不及的热带疾病打交道。另一个系列《幻想曲》（

Fantazia

，1995—2017）中的人物——少女阿比尔·阿卜杜·拉赫曼（Abeer Abdel Rahman）与计算机专家谢里夫博士结识，后与谢里夫博士结为夫妻，并接受了丈夫为其移植造梦机器的测试，自此开始了在梦境中探秘寻宝、交游历险的幻想之旅。

纳比勒·法鲁克与艾哈迈德·哈利德·陶菲格是埃及第三代科幻作家中的中流砥柱，他们不仅启迪了一代阿拉伯青年的科幻梦想，更激励了一大批阿拉伯作家走上科幻创作的道路。[8]

第四代埃及科幻作家作为群体的兴起则与埃及科幻协会（Egyptian Society for Science Fiction，以下简称协会）的成立密不可分。协会成立于“阿拉伯之春”爆发后的2012年，创始人之一哈塞姆·易卜拉辛·赞姆毕利（Hosam A. Ibrahim Elzembely）希望协会的成立能促成一场“文化的海啸”（cultural tsunami），以科幻创作反映埃及经历的重大变迁。赞姆毕利将第四代埃及科幻作家的创作特点总结为“本真性”（authenticity），意即这一时期的科幻创作更加具有埃及地域色彩、更加凸显阿拉伯文化属性、更能展现文明间的互动关系。[9]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时期中，不少阿拉伯科幻作品被翻译成外文，以巴斯玛·阿卜杜勒·阿齐兹（Basma Abdel Aziz，1976—）、穆罕默德·拉比阿（Mohammad Rabie，1978—）、艾哈迈德·麦赫迪（Ahmed Al-Mahdi，1991—）等为代表的第四代埃及科幻作家开始受到外文读者的关注。

可以说，埃及科幻小说经历的四次发展浪潮是阿拉伯现当代科幻文学史的缩影，作为舶来品的科幻文学积累了相对稳定的读者群体，一代又一代科幻作家从生活的土地上汲取创作的灵感与养分，以科幻记录时代车轮下的民族创伤。

二、群体的记录：恐怖伤痕与战火血泪中的历史记忆

1948年，以色列宣布建国，定都圣城耶路撒冷，巴勒斯坦人民被迫离开赖以生存的家园。这场浩劫（Nakba）给阿拉伯世界带来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也为日后的数次中东战争埋下了祸根。新一代青年阿拉伯科幻作家的成长伴随着数次中东战争的炮火，悬而未决的巴勒斯坦问题作为不可磨灭的历史记忆见诸其笔端，亦成为阿拉伯抵抗文学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10]

2019年出版的《巴勒斯坦+100》（

Palestine+100

）收录了12位作家创作的短篇科幻小说，将背景设定在2048年，想象1948年浩劫百年之后的生活图景。作家在作品中不谋而合地展现出对巴勒斯坦前途命运的悲观态度：错综复杂的历史矛盾被搁置，流放驱逐的屈辱记忆被抹杀，寻求独立的正义抗争被消音。在里瓦努·亚基（Rawan Yaghi）的《司空见惯》（

Commonplace

）中，加沙地带已成为一座网络监狱，巴勒斯坦人的一举一动都在以色列方面思维机器的监视之下。高速发展的现代科学技术成为辅佐暴政专制的工具，也为饱受流亡之苦的普通民众提供了麻痹神经的临时避难所。艾马德·埃尔丁·阿伊沙（Emad El-Din Aysha）在《数字国度》（

Digital Nation

）中，专业的黑客队伍潜入GPS通信网络，将全部街道复原为1948年前的阿拉伯语名称，将阿拉伯语设置为下载音乐与电子文档的默认显示语言，在虚拟空间建立起由阿拉伯人主宰的平行国度，反抗以色列人在现实社会中的压迫与钳制。在阿卜杜勒·穆蒂·马克布尔（Abdalmuti Maqboul）的《个人英雄》（

Personal Hero

）中,主人公闯入虚拟现实构筑的平行世界里，与1948年反犹斗争的阿拉伯民族英雄相遇。然而，历史伤痛遗留的烙印仅凭技术的手段难以消除，将不可避免地融入每一位个体的成长轨迹中。塞利姆·哈达德（Saleem Haddad）笔下的《鸟之歌》（

Song of the Birds

）中，加沙的年轻女孩阿雅（Aya）生活在田园诗般的环境中，屏蔽了现实世界的种种纷扰。女孩在偶然的梦境中与一年前自杀去世的哥哥相遇，至亲丧生的尘封记忆被唤醒，她着手调查隐匿在这桩命案背后的阴谋。

《巴勒斯坦+100》封面

（图片来自Goodreads官网）

被历史记忆折磨的远不止巴勒斯坦人，战火的遗毒同样侵蚀着以色列人。在安瓦尔·哈米德（Anwar Hamed）的《钥匙》（

The Key

）中，以色列政府修建了数字安全墙以阻隔外人进入，仅有在颈部植入芯片的公民可凭内置密钥穿过墙体。尽管如此，工程师一家人深夜仍能听到钥匙摩擦门洞的微弱声音，如幽灵般无影无踪的未知来客将全家人折磨得精神分裂，最终不得不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塔斯尼姆·艾布·塔比赫（Tasnim Abutabikh）的《复仇》（

Vengeance

）描绘了有害气体弥漫全球的末日图景，人们必须戴上特制口罩以过滤空气而呼吸。清洁口罩的生产被以色列当局垄断，以色列工程师约瑟夫暗中向巴勒斯坦人提供口罩，却不幸遭人举报，受到了以色列当局的惩罚。巴以冲突悬而未决，剑拔弩张的高压氛围从未远去。阿拉伯科幻作家笔下的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都生活在历史与现实的双重夹缝中，他们背负着离散动荡的历史，在科技铸造的围城中抵抗身份割裂与消亡的危机。

2001年发生的“9·11事件”深刻地影响了不少阿拉伯科幻小说家的创作，他们以此为创作契机，警示读者技术已逐步沦为暴力武器的帮凶，并批判性地审视美国在这一技术反噬悲剧中的多重角色。叙利亚科幻作家塔利卜·欧姆兰（Taleb Omran, 1948—）的科幻作品《黑暗时代》（

The Dark Times

，2009）即为这一领域的代表之作。塔利卜·欧姆兰在此部小说中设置了2018年与2040年两个时间维度，分别代表现今与未来，作者通过主人公贾西姆（Qasim）博士的曲折遭遇发出疑问：在人类必将面临的黑暗时代中，美国究竟是和平的维护者，还是邪恶的代言人撒旦？在小说中，西姆博士从美国留学归来后被绑架到恐怖组织中。该恐怖组织实际上统治了他的家乡，他们强迫贾西姆博士利用基因工程改造爬行动物，将新产的卵投放到博士叙利亚家乡的河谷中。孵化出的变种爬行动物性情暴躁，闯入村庄袭击人类，杀害了博士的母亲。愤怒的博士决意复仇，诱导这种爬行动物袭击了恐怖组织的其他人员。遗憾的是，他并未从报复行动中全身而退，他被恐怖组织逮捕，交由美国处置。美国方面将博士关押到美军在古巴关塔那摩湾基地的监狱中，在希望殆尽之时，他得到一位旧识的帮助，侥幸逃出监狱。作为恐怖组织以非正常手段招募的知识分子，创造出生化怪物的博士不能简单地以加害者或受害者的身份而定义，其改造家乡、追求幸福的初衷被别有用心的极端分子利用，演变为锻造刽子手手中屠刀的利器。以维护人道、打击暴力为名的反恐行动无可避免地助长了极端组织的气焰，追求和平沦为掩盖各方之间利益交换的幌子。

2003年3月，伊拉克战争爆发。经历常年战火的摧残，两河流域的文明古国伊拉克满目疮痍，民不聊生。伊拉克作家艾哈迈德·萨达维（Ahmed Saadawi，1973—）创作小说《巴格达的弗兰肯斯坦》（

Frankenstein in Baghdad

，2013），其题目的灵感来源于现代科幻文学之母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

Frankenstein

，1818）。小说主人公西斯麦同玛丽·雪莱笔下的无名氏怪物有异曲同工之处。西斯麦不是一个正经的称呼，而是当地方言中“叫什么名字”的音译。他脱胎于拾荒人哈迪之手，由在恐怖袭击中遇难的遗体缝合而成。一日，酒店警卫哈希布·贾法尔在自杀式炸弹袭击中丧生，他的游魂附身于西斯麦体内，西斯麦由此而复活。重获新生的西斯麦是战火中遇难的牺牲者们组成的集合体，他生来便以替这些牺牲者们复仇为使命，若不能完成复仇的任务，他的魂魄将再度破散。而一旦完成复仇的任务，相应的尸块便会腐烂溃败，西斯麦不得不寻找新的遗骸以填补身体的漏洞。陷入复仇循环的西斯麦遇到了包括伊拉克复兴党党员、宗教极端人士、基地组织恐怖分子、外国商人在内的各色人等，他因永无止境的复仇行动而臭名昭著，成为当局政府通缉的头号罪犯，与此同时也因无所畏惧的血腥杀戮收获了对其追随膜拜的信众。故事的最后，拾荒人哈迪成为西斯麦的替罪羊，被警方逮捕。西斯麦是千千万万无名氏的缩影，他们对战争业已发生的事实无力回天，却无可奈何地背负了战争埋下的恶果，更毫不自知地沦为战争的替罪傀儡，一遍又一遍地重演生灵涂炭的悲剧。阿拉伯科幻作家以文字对抗历史的扭曲与消解，更在痛定思痛的反思中探寻走出祸乱泥淖的正确道路。

2010年12月17日，“阿拉伯之春”拉开序幕。如今看来，这场以变革为本意的政治运动事与愿违地将阿拉伯世界拉入“寒风凛冽的‘严冬’”。[11] 经历剧变的阿拉伯科幻作家提炼社会生活中的残酷现实，书写了众多颇具批判意味的科幻作品。埃及女作家、精神科医生巴斯玛·阿卜杜勒·阿齐兹创作科幻小说《队列》（

The Queue

，2012）时的灵感即来源于开罗市中心政府办公楼前的排队场景。[12] 《队列》的主人公叶海亚（Yehya）在名为“耻辱事件”(Disgraceful Events）的抗议集会中被警察开枪射伤，前去求医时被告知，实施取弹手术的前提是持有政府开具的取弹许可。无路可走的叶海亚只得前往签发许可的“大门”（The Gate），加入等候的长长队伍之中。可是，政府早已篡改了“耻辱事件”的相关报道，查抄了城内所有的X光机，子弹在官方的记录中自此销声匿迹。“大门”始终紧闭，在经过140天的漫长等待后，叶海亚最终因伤身亡。叶海亚的悲剧反映了剧变后阿拉伯普通民众无力改变命运的现实处境。十年前“阿拉伯之春”勾勒的乌托邦幻梦如今已然破裂，而阿拉伯科幻作家对未来世界的一些设想正逐步成为现实。

三、未来的呼唤：文明交融与发展危机下的乌托邦畅想

变化是世界不变的主题，而科幻是感知变化的艺术，设想未来人类如何应对今日的潜在变化，则是科幻文学作家的永恒使命。阿拉伯科幻文学萌芽于20世纪上半叶，科学技术领域的变革与创新为观察现实社会的变化提供了新的视角。早期的阿拉伯科幻作家继承了当地幻想文学（fantasy）的创作传统，亦将科技变革视为改造社会的强大动力，在作品中改写阿拉伯世界屡遭挑衅与欺凌的命运，构建了承载阿拉伯人美好愿望的乌托邦。

突尼斯最早的科幻小说之一《失落大陆》（

The Lost Continent

，1939）是作家萨迪克·里兹桂（Sadek Rezgui，1874—1939）的遗作，作家生前并未完成该作品，在其辞世后，作家的儿子整理出版了小说的手稿。作家准确地预言了数十年后人类社会的生活图景：手机成为最为便捷的通信工具，电子监控网络昼夜运转。失落大陆上的人类归属于两大国度，分别是以严苛的道德准则为立国之本的阿纳斯亚（Anasia）和以维护帝国权益为最高纲领的阿纳非卡（Anasfica）。阿纳非卡为扩张领土挑起了进攻阿纳斯亚的战火。尽管这部充满先锋意义的小说未能完稿，但作者对蓄意挑起战火的阿纳非卡表达了强烈的不满，表达了对和平的向往。

一些阿拉伯作家有意以力挽狂澜的救世主形象比喻世界舞台上的阿拉伯国家，希望其祖国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埃及科幻作家纳比勒·法鲁克在侦探科幻系列《未来档案》中对这一主题表现得十分直接，将凭借科技进步而迅速崛起的埃及塑造成地球家园的守门人，更是宇宙和平的守护者。在这部160集的长篇科幻系列中，埃及以世界领导者的姿态出现，主人公努尔·丁·马哈茂德所在的特别行动队不仅在反抗吉洛里亚星（Glorial）入侵地球的战役中立下汗马功劳，更帮助艾尔胡兰星（Arghoran）推翻了吉洛里亚星的殖民统治，成为了赫赫有名的星际英雄。再如，突尼斯作家阿卜杜勒·阿齐兹·本胡嘉（Abdelaziz Belkhodja，1962—）的《2103：大象的回归》（

2103:The Return of the Elephant

，2005）以2103年北美洲生态环境恶化为背景，彼时美国重回经济大萧条时期的悲观境地，而突尼斯却奇迹般地恢复往日迦太基帝国时期的繁荣盛景。主人公是一位美国青年，他来到突尼斯求学，试图破解当地经济稳定发展的奥秘。得益于非洲大陆先天的地理优势，海水潮汐与沙漠光伏的大规模应用为非洲国家的能源供应提供了稳定保障，沦为资源难民的欧美国家需要倚仗非洲国家的经济援助才能生存。

从现实来看，阿拉伯国家究竟能否成为末日降临时的避风港未可知。但在现代化进程的影响下，全球互联互通已成事实，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碰撞乃至冲突愈发频繁。阿拉伯世界尤为如此，近年来更有不少极端分子与恐怖组织，假借宗教的名义，制造了不少暴力争端乃至流血案件。诸如此类的冲突在国际舆论场上不断发酵，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其他民族对阿拉伯人的刻板印象，更有甚者以诋毁戏谑的态度嘲讽阿拉伯人的宗教信仰，亦为诸如《查理周刊》编辑遇刺等惨案的发生埋下了导火索。全球化背景下的宗教冲突与文明对话自然也是阿拉伯现当代科幻文学重点关注的话题之一。阿尔及利亚作家梵塞勒·拉赫穆（Faycel Lahmeur）于20世纪末创作的《伊斯兰米亚》（

Islamia

, 1997）设想了未来世界将存在的三大文明圈，分别是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文明圈、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华文明圈和以伊斯兰米亚为中心的伊斯兰文明圈，小说憧憬三大文明圈彼此独立又相对包容，呈现和平共处的局面。然而，在突尼斯作家扎菲尔·纳吉（Zafir Naji，1966—）笔下的《万物之书》（

The Things

，2006）中，多元文明共处的和谐场景已变为遥远的幻梦。2092年的世界已不存在国家的差异，在这个所谓的“自由世界”中，各民族人民均受到美国政府的统治。美国政府为阿拉伯人划出数字管控区，以此限制他们的活动范围。除此之外，美国政府还禁止自由世界公民使用阿拉伯语，并剥夺了他们自由选择宗教信仰的权利，阿拉伯人的宗教与语言被束之高阁，名存实亡。扎菲尔·纳吉细致地描述了“自由世界”中令人窒息的生存状态，明确地表达对多元文明和谐共生的向往与渴望。

除此之外，也有不少科幻作家从个体的视角探讨宗教的身份问题。利比亚作家阿卜杜·哈基姆·阿米尔·陶勒（Abdulhakeem Amer Tweel，1963—）创作的《信仰问题》（

A Problem of Faith

，1988）借机器人之口诘问信仰的真谛。小说主人公是一个人形机器人，他经营着一家慈善医院，免费为患者提供医疗服务。一天，这位机器人医生走进清真寺，告诉谢赫他从未信仰过任何宗教。这位机器人医生询问谢赫，真主能否接纳他的归信。谢赫回答他说，仅凭他所做的善事，足以让真主欢喜。最后，来访者向谢赫坦诚了他机器人的身份，并发出信仰的拷问：没有灵魂的存在者，是否能够成为信徒？而创造世界的真主又是否认可他的穆斯林身份？在来访者看来，宗教信仰不能为他的乐善好施作注脚，足以让真主欢喜的善事也与灵魂的皈依没有一丝一毫的关联。在人机共存的时代里，宗教信仰不是与生俱来的标签；若人机亦无殊异之分，回到现实的人类社会，宗教信仰更不是每个人赖以区分的身份印记。沙特阿拉伯导演兼作家易卜拉辛·阿巴斯（Ibraheem Abbas）与沙特阿拉伯作家亚西尔·巴哈扎特（Yasser Bahjatt）合著出版的《HWJN》（2013）讲述了精灵霍嘉（Hawjan）与人类女孩苏珊（Sawsan）跨越物种的爱情故事。一次偶然的机会让苏珊一家搬进霍嘉闲置的住宅中，两人依靠平板电脑改造的“通灵板”（Ouija board）交流。很快，两人的秘密爱情被精灵世界察觉，他们更阴差阳错地卷入皈依真主的纳法尔派（Nafar）与不信真主的路西法派（Lucifer）之间的权斗阴谋中。后来，霍嘉意外发现苏珊患有脑癌，与此同时，苏珊的父亲陷入巫师（sorcerer）与邪灵（the devils）的纠缠之中。小说的最后，为解救苏珊和她的父亲，霍嘉占有苏珊的人类追求者伊亚德（Iyad）的身体并与苏珊结婚。精灵世界中假借信仰为名的对峙孕育了无休无止的欺骗与阴谋，而跨越存在形态的爱才是最终战胜怀疑与猜忌的不二法宝。《HWJN》中各精灵王国间错综复杂的派系斗争是现实世界中宗教与文明冲突的映射，也隐含着作者对愈发僵化的国际权力结构的担忧。

重新审视阿拉伯国家在国际秩序中的地位，阿拉伯作家敏锐地感知到阿拉伯国家目前身处的发展困境，他们借用科幻题材并加之极度夸张的手法，再现阿拉伯现实世界中的沉疴顽疾，预演后末日（post-apocalyptic）时代触目惊心的反乌托邦景象。埃及作家艾马尔·莫斯利（Ammar Al-Masry，1997—）的“亚特兰蒂斯三部曲”即为该主题的代表作品。开篇之作《亚特兰蒂斯的影子》（

Shadows of Atlantis

，2017）从2150年爆发的全球风暴引入，彼时建造在埃及西部沙漠的亚特兰蒂斯城（Atlantis）成为地球人类的唯一避难所。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少年在亚特兰蒂斯城的钟楼里加入盖尔第斯（Gladious）名为“秘密训练”的改造计划，八位成员在计划中脱颖而出，成为身怀绝技的异能者。异能者团体被人类领袖艾尼克斯（Enix）寄予厚望，他们组建防御军队，并开发了秘密的武器系统，为随时可能发生的星球战争做准备。第二部《亚特兰蒂斯的王座》（

Throne of Atlantis

，2018）讲述了触发星球战争的背后缘由。异能者团队从神秘者莱昂内斯（Liones）处得知，亚特兰蒂斯城是亚特兰蒂斯母星探索地球的早期据点。亚特兰蒂斯母星的首领去世后，他的两个儿子盖亚（Gaia）与雅辛诺（Athenos）反目成仇，盖亚窃取了父亲控制星球机器人的装置，雅辛诺则被迫前往亚特兰蒂斯，与盖尔第斯会合，策划反攻复仇计划。三部曲的终章《亚特兰蒂斯的心脏》（

Heart of Atlantis

，2019）则最终揭开了战争的谜底。异能者团队偶然得知，盖亚并非残杀手足的暴徒，他始终在保护母星机器人免受邪恶的盖尔第斯控制。反观与盖尔第斯合作的异能者团队，其掌控机器人与开发武器的本领越发熟练精进，却被屏蔽了还原历史真相的渠道，更失去了学习科学技术的能力。在故事的最后，异能者团队选择与盖亚合作，试图挣脱盖尔第斯的控制。小说未能给读者一个明确的结尾，但“亚特兰蒂斯三部曲”无疑是作家精心设计的、充满反转的科幻寓言[13]：盖亚是阿拉伯世界铁腕政治强人的象征，他们雄心勃勃地推进改革，却因独断专行引发人民反叛；盖尔第斯则指向处心积虑的搅局者，他们别有用心地挑唆争端，引诱异见者跌入其精心设计的圈套；异能者团队则是普通百姓的缩影，他们接受了用技术与装备包裹的糖衣炮弹，被惩恶扬善的口号激起嗜血好战的本能。在这场星球战争中，没有哪一方阵营可以用纯粹的“善”或“恶”定义，任何一种超自然的能力都兼具天使与魔鬼的两面性，更没有哪一方阵营能在星球战争中独善其身。在阿联酋科幻女作家诺拉·努曼（Nora Ahmed El-Noman）创作的《艾之万》（

Ajwan

, 2011）中，与生俱来的感应与共情能力是拯救星球命运的关键。《艾之万》是一部专门写给少年儿童的科幻读物，也是中东地区第一部被改编为动画片的阿拉伯语科幻作品。[14] 小说主人公艾之万是一位19岁的海洋生物学者，她在与丈夫拉坎（Rakan）结婚后不久，其生活的星球便遭受了陨石的撞击。危急关头，已经怀孕的艾之万乘坐宇宙飞船逃往行星联盟（the Consociation of United Planets）共属的扎菲尔（al-Zafir）星际空间站，成了星际难民。艾之万的儿子降生不久后即被塔里克（Tarek）部署的神秘人劫走，为找回儿子，艾之万加入了行星联盟的特种部队。细腻敏感的艾之万能够以心电感应的方式洞察他人的情绪，并可凭借强大的共情能力左右他人的选择。[15] 尽管小说也未能给出明确的结局，但无可否认的是，未来世界是一个已经打开的潘多拉魔盒，我们可能会见证永无止境的灾难与祸患，无论出于何种目的，跨越差异的合作才能点燃黑暗中的希望火种。

《艾之万》海报

（图片来自MBC媒体集团官网）

人类共同面临的生存危机也是阿拉伯科幻文学作品中不可回避的重要议题，重建彼此之间的联系通道是未来人类必须克服的难题。艾哈迈德·哈利德·陶菲格的反乌托邦科幻小说《乌托邦》（

Utopia

，2008）将时空设置在2023年的埃及，富人居住的乌托邦与穷人居住的贫民窟由环绕的高墙分隔，两者的唯一交集是辗转其间务工的贫民。小说讲述了富人“我”逃出乌托邦到贫民窟狩猎的故事，“我”在贫民窟结识了年龄相仿的贾比尔（Gaber），并通过贾比尔的帮助进入荒漠中废弃的地铁口，沿着地铁轨道爬回乌托邦。在即将到达乌托邦之际，“我”掏出私藏的刀，砍下了贾比尔的胳膊，当作此次狩猎之旅的战利品。贾比尔则因失血过多而死。此事激起了贫民的怒火，他们暗中潜入乌托邦的军事基地，倒掉所有飞机机箱内的燃油（biroil），并换成下水道里的废水。乌托邦随即成为孤岛，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系。故事的最后，保卫乌托邦的铜墙铁壁被贫民攻下，“我”拒绝了军方提前转移的好意，冲到倒塌的高墙前，直面进攻乌托邦的敌军。故事的最后，作者借“我”之口引用阿卜杜·拉赫曼·艾巴努迪（Abdel Rahman el-Abnudi, 1938—2015）写在诗集《普通的忧伤》（

Normal Sadness

）中的诗句警醒读者：“折磨我吧/毁灭我吧/我已望过/差异的边界/囚禁我吧/释放我吧/践踏我吧/我已望过/差异的边界……”[16] 当乌托邦与贫民窟的通道被暴力的手段打通之际，“我”才意识到，猎物与猎人之间的身份转化早已开始，每个人都是后末日时代的牺牲品。当后末日时代真正来临时，联系的通道早已瘫痪，画地为牢的人类将不可避免地从云端回到土地，跌入自掘的坟墓，成为待宰的猎物。唯有越过差异的边界，才有可能抵御厄运的侵袭。

四、结语

相较于其他文学类型，诞生于20世纪的阿拉伯科幻文学是年轻的。得益于电台与电视节目的宣传播报，阿拉伯科幻文学在萌芽早期积累了大批的忠实粉丝，并激励着作家们创作了不少脍炙人口的长篇科幻系列。历经70余年的发展，阿拉伯科幻的种子已深植在大部分阿拉伯国家的文学土壤中，并逐步为世界读者所了解。与世界上其他地区的科幻创作有所不同，阿拉伯科幻作家亲历了家园的破裂、战火的反复与变革的动荡，他们笔下的科幻作品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色彩。

学者吴岩曾借用机器与工人的关系比喻科幻作家与其身处的现代社会的关系，在他看来，“饱含着科技成分的现代社会”是“一架巨大的机器”，科幻作家是“这些机器周围卑微的工人”。工人处在整个机器运作体系的边缘，“各自熟悉巨大机器的一些零星部件”，“盲人摸象式”地与机器交往，而他们讲述的科幻文学则是“科技时代或现代社会中的边缘人的呐喊”。一个多世纪以来，一代又一代的阿拉伯作家以科幻书写阿拉伯人被战火血泪浸染的群体记忆，以科幻抵抗民族历史的抹杀与消解，更以科幻预警人类共同面临的风险与危机。处于边缘地带的阿拉伯科幻文学家，一直以在场者的身份，反思历史，见证当下，书写未来。

作者

王泽宇，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阿拉伯现当代文学。

尤梅，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学院副教授，中国外国文学研究会阿拉伯文学研究分会副秘书长，研究方向为阿拉伯现当代文学与社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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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Zainab Coovadia. At the Intersection of Politics and Science Fiction: Illuminating Concepts of Spatial Justice in Two Novels: Alif the Unseen and Ajwan[D]. University of Toronto, 2015: 29.

[16] 艾哈迈德·哈利德·陶菲格. 乌托邦[M]. 开罗：梅里特出版社（Dar Merit）, 2008: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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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东方文学与文明互鉴：全球化语境下的东方当代小说研究”（22JJD750004）、北京外国语大学“双一流”重大标志性项目“阿拉伯文化与思想研究”（2022SYLZD044）的阶段性成果。

本节选自《世界科幻动态》2023年第4期“各国巡礼”栏目。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欢迎分享转发，转载请联系本公众号。

排版：沈　丹

编辑：闫进芳

审定：李红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