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读｜中德文化丛书·郭沫若的德语著作翻译与德语世界的郭沫若

中德文化丛书

郭沫若的德语著作翻译与

德语世界的郭沫若

在以翻译为媒的跨文化交流中重识郭沫若！

作者简介

何俊，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文学博士，现任西南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德语系主任、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1项，出版德语学术专著1部、译著6部，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50余篇。

内容简介

Winter is a feast for nature

It is a symphony of time

本书基于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和“社会转向”两大视域，较系统地研究了翻译家郭沫若在德语文学、马克思主义、艺术考古等学科的翻译贡献，结合翻译所处的宏观时代、社会和文化症候来构建其在德国文化接受方面“身在东瀛，心系西方，思接欧陆”的特征。同时，钩沉郭沫若其人其作在德语世界的接受与传播，从意识形态、审美取向、对比鲁迅研究等角度探寻德语区汉学界的郭沫若翻译与研究态势，借此构建郭沫若与德国文化场域之间的双向关系。

目录

绪论

一、 与翻译研究相关的两对主要“转向”

（一） 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和文化研究中的“翻译（学）转向”

（二） 翻译研究中的“社会转向”和社会学研究中的“翻译转向”

二、 翻译研究中的两对“转向”与本研究之间的关联

三、 郭沫若翻译研究现状与态势

四、 郭沫若的德语学习与德国精神给养

第一章 郭沫若与歌德

一、 郭沫若翻译《浮士德》

（一） 郭沫若翻译中的移情与共感

（二） 《浮士德》郭译本的译文语言特色

（三） 《浮士德》翻译与郭沫若创作和研究之间的互文性关联

（四） 对张荫麟有关郭沫若译本的评论之研究

二、 郭沫若的《少年维特之烦恼》译本

（一） “纯粹语言”：《少年维特之烦恼》译本的语言之维

（二） “西为中用”的体裁：散文诗情调充盈的书信体小说

（三） 郭译《少年维特之烦恼》的巨大阅读效应

（四） 郭译《少年维特之烦恼》的形变：《少年维特之烦恼剧本》

（五） 郭译《少年维特之烦恼》的出版谱系——兼及叶灵凤

三、 叙事长诗、国防文学和“土纸本”：郭译《赫曼与窦绿苔》

（一） 翻译大背景：作为“国防文学”的现代叙事长诗

（二） 译本的出版发行及“副文本”考量

（三） 郭沫若的翻译贡献和意义

第二章 郭沫若与席勒

一、 郭沫若的《华伦斯坦》翻译

（一） 翻译动机

（二） 郭沫若对译本的修改

（三） 郭沫若对席勒悲剧和史剧的接受

二、 郭沫若所译席勒诗歌中的戏剧关联

第三章 郭沫若与尼采

一、 中日两国竞相翻译尼采的文化大背景

二、 “创造社”之命名与尼采精神的关系

三、 郭译《查拉图司屈拉钞》：从狂热到淡化的接受历程

四、 从翻译尼采作品到阐释尼采精神

（一） “毁灭—创造”二元论

（二） 酒神精神、强力意志与尚力美学

第四章 郭沫若与德语诗歌翻译

一、 作为译诗选集的《德国诗选》和《沫若译诗集》

（一） 《德国诗选》和《沫若译诗集》的版本

（二） 进入《分类白话诗选》的郭沫若译诗

二、 郭沫若德语译诗补遗研究

（一） 《迷娘》中的德语译诗

（二） 《弹琴者之歌》

（三） 《女神之再生》中的德语译诗

（四） 《歌德诗中所表现的思想》和《三叶集》中的德语译诗

三、 郭沫若的海涅译诗

（一） 郭沫若与海涅之间的文学因缘：从翻译到模仿

（二） 郭沫若和海涅诗歌的类比

（三） 创造社同人的海涅应和

（四） 不完整的海涅接受

四、 郭沫若《茵梦湖》中的译诗

（一） 郭沫若的翻译美学贡献——“风韵译”

（二） 《茵梦湖》译本中的3首译诗

第五章 郭沫若与自然主义文学

一、 郭沫若的《异端》翻译：与东瀛之关系考辨

二、 自然主义与精神分析的影响

（一） 自然的描写

（二） 心理的解剖

（三） 情欲的暗示

三、 郭译《异端》与王实味译本的比较

第六章 郭沫若的马克思主义和美术考古著作翻译

一、 郭沫若译《德意志意识形态》

（一） 郭沫若译本考释及翻译范式

（二） 郭沫若的翻译与其唯物史观的紧密关联

二、 郭沫若译《美术考古一世纪》

（一） “美术考古学”的术语翻译

（二） 著作翻译与历史考古研究之间的紧密关联

第七章 德语世界的郭沫若

一、 郭沫若作品的德译

（一） 郭沫若诗歌的德译

（二） 郭沫若其他体裁作品的德译

二、 德语世界对郭沫若其人其作的评介和研究

（一） 德语区文学史书系中的郭沫若

（二） 德语区对翻译家郭沫若的关注

（三） 德语学界对郭沫若的其他研究

三、 国际“郭沫若学”的构建——以德语世界为例

余论

参考文献

后记

文摘

郭沫若对尼采的引入，有必要置于当时国内争相翻译尼采作品的文化大背景下考察。从20世纪初至整个五四时期，国内学人的尼采接受暗合当时反叛传统旧俗、追求个性解放、重铸国民精神的文化思潮，具有启蒙和现代性的一面，因而带有明显的文化致用意识。尼采成为五四一代热烈追逐和竞相译介的对象，其学说和作品成为启蒙知识分子乐于利用的外来文化资源，正是因为尼采恰到好处地投合了五四一代的精神诉求。对此，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不无见地地指出：

尼采反基督，颇合“五四”知识分子反孔孟；尼采非道德，颇合“五四”知识分子反对封建礼教；尼采呼唤超人，挑战众数，颇合“五四”强烈的个性解放要求；尼采鄙弃弱者，颇合当时中国普遍流行的进化争存的理论与落后挨打的教训[……] ；尼采攻击历史教育的弊端在于忽略当下人生，颇合“五四”知识分子对提倡读经复古的国粹派的反驳[……]。

郭沫若的尼采接受也有必要置于他领导的文学社团——创造社的广阔视域下观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一接受不仅是郭沫若的个人行为，而且是创造社这个组织的群体行动。事实上，创造社的大多数成员都对尼采怀有一定程度的兴趣，也或多或少地受过其思想的栉风沐雨。在这方面，同为创造社元老的成仿吾、郁达夫、田汉乃至白采对尼采的接受同样值得重视。这些创造社的缔造者们大多具有留日背景，而当时日本的大学学习一般都要辅修德语。通行的德语教学方法，就是借助德语原版哲学和文学作品来传授德语知识，因为当时日本高校的德语教师大多都是留德归来的日耳曼文学专业人士。他们在德国留学时期，正值德国掀起尼采思想热潮之时，自然或多或少地受到影响。创造社作家群体成员当时大多在东京帝国大学求学，而尼采及其思想正是通过该大学这一门厅进入日本国门的。

除了一些留德日本学者的积极助推，来日本讲学的德国学者在传播尼采思想方面发挥的功用也不可忽视，比如当时译介尼采著作并参与思想论战的主将登张竹风，就曾是德国汉学家和日本学家弗洛伦茨（Karl Alfred Florenz， 1865—1939）的高足，聆听过老师讲授的尼采课程。因此，探究郭沫若乃至整个创造社的尼采接受，也要考虑到这个群体的留日背景，当时日本学界“言必称德意志”的风尚对中德文学关系的影响在此亦可窥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非创造社成员的鲁迅之所以成为尼采汉译的首开先河者，是因为1918年鲁迅用文言文翻译出《察罗堵斯德罗绪言》的一至三节，但译稿当时并未正式发表，现存于北京国家图书馆。跟其负笈东瀛的文化背景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此后，以伊藤虎丸等学者为代表的日本学界开展鲁迅和创造社等的尼采接受与影响研究，也可以视为中日文化交流双向特征的注解。

鲁迅、郭沫若以及创造社其他成员居留日本的时间大致集中在大正时代（1912—1925），此时日本知识界的尼采热潮依然盛行，在日本各大高校求学的中国学人得以通过日本知识界接触尼采学说。郭沫若在纪念鲁迅与王国维的文章中也写道，两人都醉心于尼采学说其实并不奇怪，“……因为在本世纪初期，尼采思想，乃至意志哲学，在日本学术界正磅礴着”。按照伊藤虎丸的说法，大正时期的日本知识青年已完成由明治时期的“政治青年”向“文学青年”的转向，先前积极参与政治的意识已经不复存在，转化为回归自我即个人感情的层面。另外也应注意，这一转向多少也跟日本接受和利用西方文化资源的更迭和嬗变有关，即从效仿英法转向师从德意志。

尼采思想在明治时代传入日本，进而引发接受热潮甚至论战，跟当时日本现代化进程引发的种种道德文化冲突不无关系。颇有意思的是，日本接受尼采的背景，与尼采思想形成的欧洲背景有很多相通之处，具体来说，在1895年甲午战争中打败中国的日本处境跟1871年普法战争后统一的德国境况非常相似：一方面，作为战胜国，其现代化进程加快，现代国家意识高涨；另一方面，现代化加剧又带来了物质主义和文化市侩庸人习气的膨胀。而这两点正是尼采《不合时宜的观察》一文集中批判的对象。大正时期的“文学青年”致力于摆脱政治和国家对自我的制约，因此把尼采解读成了鼓吹“极端个人主义”的“文明批评家”与倡导“自由主义”的“本能主义者”，这方面的主要代表人物分别是登张竹风和高山樗牛，而创造社接受的正是作为“文明批评家”与“本能主义者”最近研究揭示，汲取了尼采思想资源中酒神精神的郭沫若，固然强调文学的本能性和生命力，但也不排斥科学和理性，而是赋予科学的对象以神光灵韵，因此无论是郭沫若还是尼采，都不能称为“本能主义者”的尼采形象。两位代表人物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关乎“美的生活”主题的论战，其中充盈着尼采式个人主义和本能主义伦理观，而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鲁迅和郭沫若的尼采接受。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是尼采影响最大的著作，尼采本人也认为是自己最好的作品；更重要的是，该书差不多包含了尼采所有重要的哲学概念和最为人耳熟能详的语句，诸如“超人”“权力意志”“永远重现”“上帝死了”“精神三变”“重估一切价值”等，可以说是尼采最具典型性的代表之作。正因如此，鲁迅对这本书的极度喜爱也就是自然而然之事，这表现为鲁迅曾经购置该书的德文原本、日译本和相关的日文评注本，不但两度翻译该书的前言，移译曾经留德的森鸥外为该书日译本所作的序言，而且在《摩罗诗力说》和《文化偏至论》中提及这本书的主要观点，另外还委托徐梵澄翻译全书。至于郭沫若对《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翻译，尽管最后因为皈依马克思主义而中断，但其核心思想诸如“超人”“强力意志”学说可以说与郭沫若终身相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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