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尘埃——诱惑与打拐

文：贺沛

诱惑与打拐

古代把人贩子拐卖人口称为略人、略卖人。“略”是什么意思呢？扬雄曰：“就室曰搜，于道曰略。略，强取也。”略，也叫掠，就是强取、威胁的意思。略卖，就是强取后卖掉，也就是拐卖人口。略人、略卖人，即拐卖人口，是一种带有强迫、暴力、略诱、拐骗性质的罪恶行为，有个体和团伙等犯罪方式，一直是历朝历代打击的对象。

略诱及和诱拐人口犯罪,在中国古已有之,但主要是指非法的人口拐卖。不合法的人口买卖，称为 “略卖”“掠卖”，指的是用哄骗、引诱、威胁、麻醉、暴力等非法手段来掳掠人口并进行贩卖，近似于今天所说的拐卖。历朝历代政府，出于维护自身统治、改善人口状况等考虑，都在法律上对“略卖人”行为给予严厉处罚，但屡禁不止。在政权交替和社会动荡时期这种犯罪尤其猖獗。

古代在法律上惩戒拐卖

此类犯罪不仅危害个人的自由,也破坏家庭、婚姻关系,还会极大地影响社会秩序的稳定。历朝历代都严厉打击此类非法人口买卖,规定了严酷的刑罚,但此类犯罪却屡禁不止。清末民初,社会剧变,法治更迭。人口拐卖之风复炽。民初大理院对此类犯罪的判决不仅反映出当时的司法裁判水平,也有效指导了下级审判和影响了后世的立法和司法,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1928年《中华民国刑法》第257条规定：“和诱、略诱未满二十岁之男女脱离享有亲权之人、监护人或保佐人者处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意图营利或意图使被诱人为猥亵之行为或奸淫而犯前项之罪者，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一千元以下罚金。移送被诱人出民国领域外者，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老舍的话剧《茶馆》中，有个在人贩子刘麻子被“黑吃黑”事情节，一开始找刘麻子“买女人”的老林和老陈，原本是两名逃兵，可惜他们此番出师不利，“买女人”的生意没做成，还让密探敲诈走了手里的现大洋。这段“黑吃黑”的剧情总让观众无比舒适，台下观众席间常常有人边看边叫好。事虽荒唐不稽，却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两个社会问题。

从民国的行政划分的角度来看，从1912年到1948年间，民国全国共有县级行政区域2000个左右，而各类灾害总计造成了16698个县次受灾，即平均每年都有四分之一的土地处于灾难中，严重时全国甚至有一半的国土都笼罩在灾情的阴霾里。频繁发生的各种自然灾害，造成了严重的饥荒。许多吃不饱饭的百姓，不得已沦为流民，而各种不法分子也就趁虚而入，做起人口贩卖的买卖。

如此一来，就有了《茶馆》中张狂的人口贩子刘麻子，投射到现实中，便是英国人季理斐在《兴华报》中写下的悲惨一幕：“中国各埠向有拐略幼孩之恶风，而尤以上海一隅为最”。民国初年，由于时局的动荡和政府的羸弱，人口贩卖这一问题愈加严重。1913年，英国人季理斐在《兴华报》撰稿指出：“中国各埠向有拐略幼孩之恶风，而尤以上海一隅为最。”

1917年的《申报》也曾发文感叹：“民初上海拐略之风日炽，青年妇女及男女幼孩被害者不知凡几。而一般以此为营业之匪徒不下千余人。声气灵通每用种种诈骗手段将妇孺拐运出口，妇女则带至东三省弩入娟寮，男孩则带往闽粤各省卖作奴隶，被害之家妻离子散靡不肝肠痛裂。”　

　在某些地区，人口贩卖甚至规模宏大，公然不讳。1930年《社会学杂志》刊登余天休所撰《秦州贩卖人口之景象》一文。该文记述，秦中人口贩卖成风，经营者多为山西客商。原因在于山西重男轻女，杀女成风，男女比例失调之下，女性数量完全无法满足单身男性的成家之需。山西省内的男“丝”们都视妇女为“奇货”。当时山西甚至成立了“娶妻促进会”之类的组织，村中单身男青年均可出钱加入。会员每月付费，若干年后，则可以所积之财，用来娶亲。在长安以西的地区，各县还设有“人市”，每日一集，买卖人口与一般商品无异，妇女价值以姿色不同而有高低。

会员制娶妻仅仅是人口买卖的冰山一角。在长安以西的地区，各县干脆直接设立“人市”，每天组织一次赶集买卖人口，还将妇女按照不同的姿色区别定价，似乎买个妇女就像买颗白菜那么随便。

面对严重的拐卖问题，民国政府屡屡训令打击。1924年《大公报》起底了一个被警察破获的人贩集团。该集团以王荣德为首，刘国林等十数人四处出面拐卖，纳兴斋等6人则租房收养。每次被拐孩童均被送至纳兴斋处，嗣后运至香港贩卖。

1931年《公安旬刊》发布局长训令，表示应公共租界警务处之请，协助打击拐卖儿童犯罪，要求所部“随时注意严密查究，各轮埠车站尤应特别注意”。为了保证持续不断地“人口货源”，当时的沈阳、大连、北平、天津、潼关及开封都有人贩子设立的人口贩卖中心，一些人贩子组织还形成了严密的行业准则，并且建立了自己的销售网，向着规模化发展不断前进。

为了贩卖妇女，人贩团伙常常潜入灾区，以招同伴往外出讨饭为名，将女子及其家长诱骗至西安。抵达西安，人贩将灾民安顿在旅社暂住。数日后，旅社向灾民索要高昂食宿费用，灾民无力支付，只能在人贩的威逼利诱之下，出售同行女子。

无所不用其极的拐卖行为

除了有组织的人贩，熟人拐卖亦不在少数，1947年的《海潮周报》便报道了一例。溧阳县少女包秀珍自幼家贫，1939年家乡遭日寇占领，生活更是悲苦，便托邻居潘谢氏代谋一帮佣工作。岂料潘谢氏伙同其弟将包氏骗至芜湖，以300元的价格卖给日军，充作雏妓。包秀珍“受尽虐待拷打之酷刑，约一载余”，后又被潘谢氏先后转售给浦口一家旅社与天津一家妓院为娼。多年之后，包秀珍得恩客之助，赎身返乡，而潘氏姐弟则早已离去。不过青天有眼，再过数年，包秀珍竟无意间在路上与潘谢氏相遇，方将她扭送警局。

仅就天津的人贩子们来说，他们不但形成了拐卖团伙，而且集团内部还分工明确。像当地的流氓、卖花婆一类的人，就是他们的外围眼线，而集团内部的骨干成员，则分为制定骗局组、看守受害者组、拐往外地销售组等等，一些大型机构甚至还有资本家投入股金，作为幕后支持组。

这种规模化贩卖人口乱象的出现，主要还是因为民国动荡的政局，为人口买卖提供了绝佳的发展环境。据史料记载，从民国五年到民国十三年，民国的战区年年扩大，平均每年达到七省，而从民国十四年到十九年间，战区则以平均每年十四个省的惊人数据再次刷新了历史记录。

然而，民国刑法对于拐卖儿童犯罪的惩罚并不严厉。1928年《中华民国刑法》第257条规定：“和诱、略诱未满二十岁之男女脱离享有亲权之人、监护人或保佐人者处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意图营利或意图使被诱人为猥亵之行为或奸淫而犯前项之罪者，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一千元以下罚金。移送被诱人出民国领域外者，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1935年新修订后的《中华民国刑法》提高了“略诱”犯罪的惩罚力度。该法第241条规定：“略诱未满二十岁之男女脱离家庭或其他有监护权之人者，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意图营利或意图使被诱人为猥亵之行为或奸淫而犯前项之罪者，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一千元以下罚金。”第242条规定：“移送前二条之被诱人出中华民国领域外者，处无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可见，当时拐卖儿童罪的最高刑罚仅为无期徒刑，而且只要不将受害者运出国境，人贩面临的最高刑罚仅为有期徒刑十年及罚金一千元。

对于民国刑法嫌轻的惩罚力度，共同发起成立中国救济妇孺会的徐乾麟表示了强烈的愤慨，道：“失拐案如斯之多盖亦有故，法律与习惯二者皆有莫大之影响存乎其间。假使国家对于拐匪斩人子嗣离人骨肉较之强盗尤为残酷，一经破获讯实即治之以极刑，杀一做百必寒匪胆。”可见主张对人贩一律处死的想法并非时人首创。

在政府之外，民间组织也是民国时期重要的“打拐”力量。1931年中华慈幼协会发布公告，鼓励公众协助“打拐”。此外，“人民举报”也是挽救被拐儿童的一种方式。尽管如此，在被拐卖的儿童中，还有大量的受害者未能得到救助。

1931年中华慈幼协会发布公告，鼓励公众协助“打拐”：

此次洪水为灾，幅员甚广，灾民扶老携幼来沪避难者，数以万计，无知牟利奸徒，乘机收买难民子女，贩卖为奴婢妾妓者，亦常有所闻。本会以保障儿童权利，谋求儿童幸福为宗旨，深恐无告灾童，被拐匪骗卖，沦入地狱，乃广为宣传，俾同情人士通风报信，以便调查，并在轮船码头与火车站，严密访查，遇有形迹可疑者，严为盘诘，得有证据，即送请法庭讯办。本会现据人报告，业已会同探捕，破获拐匪者数起，送请法院彻究矣。所望同情人士，遇有贩卖儿童情事者，速来博物院路廿号本会所报告，本会必能彻底根究，如有必要时，并当为报告人严守秘密云。

此外，“人民举报”也是挽救被拐儿童的一种方式。1937年《风采月刊》报道，荻海区园岭村12岁小童余明锐被亲戚拐骗，卖至虎山村，后又被带往他处出售。所幸拐卖途中被乡人发现，及时向队长报告，人贩得以拘捕，小童得以救回。前后所耗时间不过数日，银钱不过18元。

人类学家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曾指出，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中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最具综合性的人口交易市场之一”。人口交易的确深深扎根于中国社会，但此前历史学家大多将人口贩卖视作更广阔的社会问题的症状之一，比如贫穷、饥馑、战争或卖淫，任思梅研究发现，将人口贩卖视作极端条件下不得已而为之的最后手段，实际上低估了该问题的深度与广度。从清末到民初，人口买卖非常普遍，“这种无所不在的交易，通常却被社会群体网络容忍和助长”。

略诱与打拐与中国两千年的历史如影随形，西汉著名开国功臣栾布，年少时就曾被拐卖到燕地为奴。就连汉文帝窦皇后的弟弟窦广国，也有过一段被拐经历。窦广国四五岁时被拐卖，因家里贫困，家人无力寻找。他被辗转卖给十几家，二十多岁时到了河南宜阳山中给人烧炭，做了“黑窑工”。后来，窦广国跟随主人到了长安。凭借童年时代的记忆，他得以和姐姐窦皇后相认并被封侯赐田。秦汉律法中已经出现针对“略卖人口”的规定。

贩卖人口的奴隶市场

西汉时期，王莽在批评秦设“奴隶之市”时，就说过“奸人缘利，至略卖人妻子”的话。而出土文献中，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盗律》规定：略卖人若已略未卖，矫相以为吏，自以为吏以盗，皆磔。

拐卖人口的罪犯如果已经把人拐到手但还没卖出去，同冒充官员、官员监守自盗两种犯罪是一样的刑罚，都处以车裂之刑。知人略卖人而与贾，与同罪。不当卖而私为人卖，卖者皆黥为城旦舂，买者知其情，与同罪。知道对方有拐卖行为还与之买卖拐来人口的，买家与卖家同罪。私下交易不应当被卖的人，卖家受黥刑（脸上刺字）、城旦舂（筑城、舂米等苦力劳动）。买家知情还继续与之交易的，买卖同罪。

宋人自己认为，本朝的“略人之法，最严重”，但实际上，宋代法律对拐卖人口的惩处基本沿袭唐代，也做了一些补充规定。比如：人贩子如果是团伙作案，团伙的头目处以死刑，从犯罪减一等；人贩窝点的房主，如果自己没有参与拐卖，则按日常行为科断，如果房主有收赃行为，按盗窃罪处理等。

元代法律对“略人”“略卖人”的行为，处罚也非常严格，并且规定细致，基本将各种情况都罗列在法律条文中：若将良人拐卖为奴婢，即使只有一人，也杖一百七，处以流刑。如果拐卖两个人以上，就处以死刑。将良人拐卖为妻妾子孙，杖一百七，处以三年徒刑（送到偏远地区服劳役）；如因此而杀伤人，伤害情节按强盗罪处理。

元代对贩卖人口的刑罚

已经拐到手还没有卖出去的，按照以上刑罚减一等；明知有拐卖行为却仍然购买或藏匿起来的，也是各减一等。有“和诱”情形的，又各减一等。以“过继”为名义，实际上将良人拐卖为奴婢的，杖九十七。中介人知情的，按刑罚减二等，买卖得来的钱由官府没收，并将被害者还给原亲属。

如此细致的规定并不能禁绝拐卖人口行为。元代文学家张养浩的《驿卒佟锁住传》便讲述了延祐年间兴和驿卒佟锁住的经历。佟锁住本是江西人，七岁时在家附近玩耍，被过路骑兵抢掠，带到兴和。在兴和，佟锁住最初被卖给刘家，过了几个月，又被卖到更北的草原做牧奴，每天放牧2000多只羊，还被主人威胁：“羊如果有瘦的、伤的、逃跑的、不明不白死掉的，就打死你！” 佟锁住放牧时碰见的同伴，有十几个和他相同命运的孩子，都是被拐卖来的。

十六岁那年，羊群意外发生死伤，佟锁住自知难免一顿毒打，甚至会搭上性命，就偷偷逃跑了。一路颠沛流离，好不容易才回到兴和，当上驿卒。后来，佟锁住借着张养浩的帮助，终于回到了老家。

拐卖人口让家庭支离破碎

清代对“略卖”“略卖人”的规定，在法律层面规定了被略之人无罪，应“给亲完聚”；以过继、收养为名行略卖之实者，与略卖同罪；窝主知情不报，以及买主明知有略卖事实而依然购买的，与略卖同罪等。

无论是古代的“略卖”“和诱”，还是现代的拐卖，都造成了无数家庭支离破碎的惨剧。无数人的人生因被拐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之伴随的诈骗、暴力等行为，也对社会造成了巨大危害。出于获取廉价劳动力、“传宗接代”等诸多原因，拐卖人口从古至今屡禁不止。这一古老的罪恶，在当今社会也依然存在。

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最大的人口交易市场并不是农业生产劳动力（如北美的黑奴贸易），而是家庭内部的劳工及繁殖/再生产劳工，人口交易中的常见身份包括妾、童养媳、婢女、奶妈、包身工、仆从等。也就是说，导致人口贩卖猖獗的最重要力量是家庭。

根据2000年《人口贩运议定书》（2000 Trafficking Protocol）的定义，人口买卖是以剥削为目的，通过武力威胁、强制、略诱、欺骗或操控弱势地位者，来招募、运输、窝藏或获取人口。在人人生而自由、生而平等的现代社会，人口贩卖几乎等同于奴隶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