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尘埃——西南聯大25位教授為何辭謝“特別辦公費”？

撰文：吕文浩

西南联大以及在此之前的北大、清华、南开的许多行政职务是由教授兼任的，教授在“做官”之余，同时坚持在教学第一线。教育行政机构人数很少，但是很精干，效率很高。他们兼任行政职务是尽自己应尽、愿尽的责任，办起事来还是一身学者本色，兼任行政职务不是为了捞取个人名利。西南联大有许多传统，这也是其中的一项，并不因战时经济困难而萎谢。这里无妨从一则故事说起。

这件事情发生在1942年10月。那时教育部训令总字第45388号，附了一个非常时期国立大学主管人员及各部分主管人员支给特别办公费标准。依照这一标准，联大的各行政负责人可以享受一些经济上的补助，性质上相当于我们今天大家通常所说的“岗位津贴”。我们知道抗战开始几年后，联大教师的生活非常困难，大家熟知的故事可以举出一大堆，诸如闻一多对外承接刻印章的业务，冯友兰卖字生意不佳，费孝通卖文补贴家用等等。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4卷里充满了教师请求加薪，或是教授会商讨维持生活问题之类的记录。可见教师生活的艰辛绝不是一句空话，而是史不绝书的确凿的史实。当此困苦之际，教育部规定国立大学主管人员及各部分主管人员可以享受一些特别办公费，虽然范围不大，数额有限，但收入总有所增加，家用的窘迫可以稍稍纾解一二，依寻常的见解来看，岂不是一件大大的好事，焉有辞谢之理？

但是，这些书生偏偏都有不苟取一文的气节，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25位教授不愿接受特别办公费，联名给联大常委会写了一封辞谢信，请常委会将原信录副转呈教育部。信里说常务委员总揽校务，内外交际频繁，可以接受特别办公费，但他们不能接受，理由有两点：“盖同人等献身教育，原以研究学术，启迪后进为天职，于教课之余兼负一部分行政责任，亦视为当然之义务，并不希冀任何权利。自北大、清华、南开独立时已各有此良好之风气，五年以来联合三校于一堂，仍秉此一贯之精神，未尝或异，此未便接受特别办公费者一也”；尽管昆明的教育界同人艰苦备尝，有甚于它处，“尚不致因不均而滋怨”，“当局尊师重道，应一视同仁，统筹维持，倘只顾行政人员，恐失均平之谊，且令受之者无以对其同事，此未便接受特别办公费者而二也”。信下署着25位教授的大名。

附 25位教授辞谢特别办公费原文：

敬启者：承转示教育部训令总字第45388号，附“非常时期国立大学主管人员及各部分主管人员支给特别办公费标准”，奉悉一是。查常务委员总揽校务，对内对外交际频繁，接受公费亦属当然。为同人等则有未便接受者：盖同人等献身教育，原以研究学术启迪后进为天职，于教课之外肩负一部分行政责任，亦视为当然之义务，并不希冀任何权利。自北大、清华、南开独立时已各有此良好风气。五年以来，联合三校于一堂，仍秉此一贯之精神，未尝或异。此为未便接受特别办公费者一也。且际兹非常时期，从事教育者无不艰苦备尝，而以昆明一隅为尤甚。九儒十丐，薪水犹低于舆台；仰事俯畜，饔飧时虞其不给。徒以同尝甘苦，共体艰危，故虽啼饥号寒，尚不致因不均而滋怨。当局尊师重道应一视同仁，统筹维持。倘只瞻顾行政人员，恐失均平之谊，且令受之者无以对其同事。此未便接受特别办公费者二也。此两端敬请常务委员会见其悃愫，代向教育部辞谢，并将原信录附转呈为荷。专上常务委员会公鉴。

签名人：冯友兰 张奚若 罗常培 雷海宗 郑天挺 陈福田 李继侗 陈岱孙 吴有训 汤用彤黄钰生 陈雪屏 孙云铸 陈序经 燕树棠查良钊 王德荣 陶葆楷 饶毓泰 施嘉炀李辑祥 章明涛 苏国桢 杨石先 许浈阳

我碰巧看到同年同月联大档案中有一份“西南联大部分教授家属人口状况”的文件，罗列家属人口有6人的共15人，7人的共14人，8人的共2人，10人的1人。这份文件没有说明直接的用途，从只列了家属人口在6人以上者大概可以推断，家属多的经济负担必然相应的较重些，校方调查这些项目是为了了解教授的经济负担状况。对照一下25位教授的署名，我发现这25人中，家属人口6人者1名(冯友兰)，7人者4名(罗常培、李继侗、陈雪屏、许浈阳)，也就是说家属人口较多的几乎占1/5。这1/5的教授家庭人口既多，经济负担肯定好不了，而他们尚且考虑到不苟取的问题，这就不能不说很有点精神境界了。

1942年12月19日，也就是上封信写就后两个月左右，西南联大校方将此事及原信附呈教育部。信中云“惟本校训导长、总务长及各院院长、各系主任等闻讯后以依照三校以往惯例，并为维持联大甘苦共尝之精神，此项特别办公费未便接受，函请代为辞谢，谨将原函录副转呈，仰祈鉴核”。次年2月12日，教育部陈立夫部长签署回复，其中云“至各院长系主任等所陈一节，查中央规定支给特别办公费办法，意以主管人员及部分主管人员接应较繁，故酌给公费而不再领一般人员所支薪额加成数，彼此差殊并不甚多，统筹兼顾尚未失均平之旨。仰仍造册请领，并转知应支公费各部分主管人员”。2月28日，梅贻琦常委在该件上批道：“再复，该等愿本同甘苦之义，虽办公费较薪额加成数稍有增多，仍请不予支领，拟即不支发，请鉴核。”看来，事情最后是以25名教授辞谢特别办公费结局的。

目前我们还没有材料可以看到，当时别的大学的各部门主管人员是怎么反应的。教育部1939年5月关于大学行政组织机构的设置规定“教务长及总务长均由教授兼任，训导长及训导员资格俟申请中央核定后另行公布”，依照这项精神，全国的其他大学的各部门主管大约也应是由教授兼任的。因此，他们究竟对教育部的增加特别办公费如何反应，和联大的情形作一番比较，应该可以揭示出更多的东西。联大教授兼任系主任、院长、训导长、总务长等行政职务，他们认为完全是“当然之义务，并不希冀任何权利”，接应之繁在他们看来不能和学校领导相比，尽点义务也算不了什么，不应该斤斤计较，索取额外的报酬。三校原来就有这样的好传统，这在30年代教授生活优裕的时候算不了什么大事，但在抗战生活艰苦的时期能坚持同一品格，可就不是容易的事了。

末了，读者可能会问：辞谢特别办公费为什么缺了也由教授兼任的联大教务长呢？原来，查联大史料，这一时期，兼任联大教务长的不是别人，正是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常委。在1942年8月28日联大上呈教育部鉴核的文件里，我们得知“查本校教务长一职，为办事便利计，近由梅贻琦常委兼任”，直到1943年10月14日才正式由杨石先教授接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