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尘埃——苏轼六题

原创 克念

一

韩琦执政的时候，苏轼去拜见他。宋英宗很喜欢苏轼，想破格提拔，但被韩琦阻止。所以两人的见面想必客气而平淡。

韩琦问苏轼，近期有人向我推荐王逈，你觉得此人怎么样？你听说过他吗？苏轼答道，王逈“为人奇俊”。韩琦不知道这个回答是什么意思。

过几天韩琦宴客，家里的歌伎有新曲，一听，歌词有“奇俊王家郎”云。

原来王逈美姿容，有才思，年轻时候却喜欢流连章台，因此他的名字播于乐府，有“奇俊王家郎”之谑。

韩琦知道这些原委后不太高兴，对身边的孩子（诸子，可能有儿子也有侄子）说了一段很重的话：

苏轼学士，文学过人，然岂享大福德人耶？！

二

苏轼的这首《虎丘寺》，感觉是三首诗拼凑而成：

①

入门无平田，石路细穿岭。

阴风生涧壑，古木翳潭井。

湛卢谁复见？秋水光耿耿。

铁花绣岩壁，杀气噤蛙黾。

②

幽幽生公堂，左右立顽矿。

当年或未信，异类服精猛。

胡为百岁后，仙鬼互驰骋？

窈然有清诗，读者为悲哽。

③

东轩有佳致，云水丽千顷。

熙熙览生物，春意破凄冷。

我来属无事，暖日相与永。

喜鹊翻初旦，愁鸢蹲落景。

坐见渔樵还，新月溪上影。

悟彼良自咍，归田行可请。

三

苏轼同苏州，其实缘分不浅。比如他爱慕虎丘山，比如他对于闾丘孝终友情的流连，这种流连，甚至让他撑过了黄州最艰难的岁月（“小舟横截春江”）。苏州对于中年苏轼，肯定是一方温暖的回望。

然而目前为止，就我所见，凡写到苏轼同苏州关系的文本，大多有错。有的完全天马行空，胡说八道；有的则是不懂装懂，拾人牙慧。

这些文本错误的史料根源在千年前的《吴郡志》和《中吴纪闻》，原本也无可指摘。不过，时至今日，尤自乾嘉盛世在苏州开启了伟大的考据热潮以来，对经学、史学的影响翻天覆地，自是于中国人散漫跳脱的治学风气，一作匡正。

真希望大家都是认真勇敢的中国人。

四

北宋元丰七年（1084）正月廿五日，神宗皇帝手札，量移黄州团练副使苏轼至汝州。手札开头，即称苏轼“黜居思咎，阅岁滋深；人材实难，不忍终弃”云云。

手札的拟稿者是中书舍人王子发。其实头二句原稿是这样的：苏轼“谪居之久，念咎已深”，皇帝看着不妥，觉得这样就是给苏轼作了政治结论，似乎还不是时机。于是给改掉了。

苏轼得知原稿字句，十分感激。元祐初年，苏轼有诗句感谢王子发：“清篇带月来霜夜，妙语先春发病颜。”指的就是这件事。

王子发，名震，三槐堂始祖王旦的儿子王素，是其叔祖。

五

读《中吴纪闻》读到睡着，最后的印象是“徐朝議”条，内容有意思：

徐師閔，字聖徒，仕至朝議大夫。退老于家，日治園亭，以文酒自娛樂。時太子少保元公絳、正議大夫程公師孟、朝議大夫閭丘公孝終，亦以安車歸老，因相與繼會昌洛中故事，作九老會。

章岵為郡守，大置酒合樂，會諸老於廣化寺。又有朝請大夫王珫、承議郎通判蘇湜與焉。公賦詩為倡，諸公皆屬而和之，以為吳門盛事。

元公少保和篇云：

五日佳辰郡政閑，延賓談笑豁幽關。

閶門歌舞尊罍上，林屋煙霞指顧間。

德應華星臨潁尾，年均皓髮下商顏。

名花美酒疎鐘永，坐見斜暉隱半山。

方子通亦有和篇云：

使君蕭灑上賓閑，金地無人晝敞關。

風靜簫聲來世外，日長仙境在人間。

詩成郢客爭揮翰，曲罷吳姬一破顏。

此際東南無此會，高名千古映湖山。

章守以五日開宴，故二詩皆及之。

六

其实很怕研究古代史。相比于古代史，近代史（和民国史）要泾渭分明得多，所谓“好人”“坏人”，一看便知，壁垒森严，金鼓铮铮，每个阵营都会给出确定的结论，虽然每个阵营的结论大相径庭。

古代史不太相同。王安石“好人”还是“坏人”？他的政敌司马光呢？政事堂中两造相敌，固然可以理解为现代西方政治中所谓的“君子之争”，但以“君子”“小人”而区分敌我，却是中国传统史学和史料学的故智，就这点来看，“新党”佛头着粪或自取其辱，始终洗不清“奸邪”的历史结论。

真的是这样吗？

进言之，对于苏轼乃至三苏，又该如何判断？在中国历史上，苏轼更像是一位杰出的文化人物而不是伟大的政治人物，他在政坛的影响同王安石无法比肩，在文坛的影响无法同欧阳修比肩，在德行的影响无法同司马光比肩。当然，就艺术水准而言，他的文章书画远胜同侪，不过这也仅仅是现在的说法，当时欧阳修式的“古文”也并非人人说好，苏轼以“古文”攀附欧阳修，有点像沈从文以白话文而受知于胡适之。

民间则盛赞苏轼的光风霁月或心胸开阔，不过谁都知道，圣人之言和圣人之行完全不是一回事，对皇帝是这样，对大臣是这样，对一位写出《赤壁赋》或“千里共婵娟”的伟大文学家来说，也是如此。

苏轼，究竟是个怎么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