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尘埃——苏东坡，一个天才的十分钟剪影

文. 林晓冬

苏轼，字子瞻，人家管他叫苏东坡，他可不会乐意。
因为到了中年以后，官贬黄州，他才自号起“东坡居士”，表示不理世事的模样。后辈们尊称他一声“坡公”、“坡老”、“玉局老仙”，他才会呵呵一笑。连姓带号地乱叫，自古不带这么混搭的。说不定，老先生会朝你弹弹胡子、翻翻白眼呢。

这就对了。北宋朝的第一才子，身负唐宋古文八大家、本朝书法四大家、文坛领袖、元祐党魁、豪放词鼻祖、宋诗终身成就大奖、乃至著名美食家、杭州十大历史名人……这一大堆盛名之下，他是应该感到骄傲的。
不过，我们还是从他的名字说起。轼、子瞻，都出自《左传》那段著名的“长勺之战”，里面讲到曹刿爬上“轼”也就是战车最关键的部件，去瞻望敌军的状况，然后说了那段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著名论断，大家都知道的。
古代等级社会，礼节不可以出轨，辈分不可以逾越。古人有“名”，也有“字”：只有长辈、领导可以直呼其“名”；“字”，则是男子到了二十岁弱冠之时，平辈、晚辈称呼又要显出尊敬避讳，才后取的称呼。“字”取得好，就应该紧扣着“名”，体现呼应，还得用上典故。
这若不是学堂老师取的，就是出自有学问的爹爹的手笔。苏轼有个老有学问的爹爹，苏洵，号老泉。他精研《左传》、《战国策》之类的文字，所以写策论，也就是议论文，天下闻名，洛阳纸贵。他爹文章虽好，可努力了一辈子，一辈子都没当上官。希望全寄托在两个宝贝儿子身上了，苏轼的文学水平，他的雄辩、他的汪洋恣肆风格，当然从小是有家底、有传承的。
渐渐，苏轼，还有他的弟弟苏辙（字子由），长大了。两人不负所托，马到成功，一次尝试就在同一年（1057年）双双考取了功名。进士考试时，主考官欧阳修非常赏识苏轼，拿着考卷拍案叫绝，后来又疑心：文章这么好，一定是自己学生曾巩的卷子了。为了避嫌，违心批成了“榜眼”，也就是第二名。榜单揭晓之后，欧阳修兴奋地对老朋友梅尧臣说：“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这就是成语“出人头地”的出处。这时的苏轼还只有20岁，天赐的才华，任是谁见了，都会兴奋的敞亮。
当然，我们都知道子瞻先生的人生挺坎坷的，有一次还差点因为“反诗”的缘故，被御史台关在大牢里，准备秋后“咔嚓”。这并不是无缘无故的。一个人才华横溢，本就容易引发妒忌，如果他为人还敢说敢想敢再三表达自己，那就难保不到处得罪别人。别人之中，贵人、敌人、小人，都是惹不起的。可苏轼这时还浑不知晓，他说：“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
贵人，也就是宋神宗，当然希望手下的伙计个个都听他的，直言犯贱的肯定不给好脸瞧，收拾是迟早的；敌人，一边是改革领袖王安石、一边是保守旧党程夫子，苏轼都得罪了，两头不讨好。但给予致命一击的，肯定是小人，“我成不了莫扎特，但我可以毒死莫扎特。”会写一手清新小词的御史舒亶，从苏轼流传市面、寄赠师友的各篇诗作中广泛地搜集到了讽刺新政、乃至辱骂皇上的证据，自然都是牵强附会的。
如果不是因为皇祖母曹太后是苏轼的忠实粉丝，亲自去跟神宗求情说：“仁宗爷没归天时同我讲，朕为儿孙辈储备了两个做宰相的材料。人才难得啊，亲，别辜负了你家姥爷。”一句话，苏轼得以从轻发落。文才能惹祸，还惹了杀身大祸，也幸好，将功赎过，文才救了苏轼一命。
死罪可免，活罪难逃。从此，苏公过上了流放生涯。先去湖北黄州，写了《题西林壁》，“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还有前后《赤壁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最后是《临江仙》：“小舟从此逝，江海寄馀生”。
神宗驾崩了，王安石也被迫退休了。司马光上台之后，苏轼有过短暂的安定时光，还主持过西湖疏浚工程、以淤泥筑成苏堤，惠泽当地百姓。
可在苏轼重新起色的人生中，却又遭遇了一大波新的小人来袭。曾经在青年时与他很要好的章惇做了当权派，不但不念旧情，还下狠手把他一撸到底，当真要他“一日千里”了。苏轼回想当年自己夸章惇“能自拼命者能杀人也”，所言实在不差，叹口气，也只能让家里的侍妾把“多情却被无情恼”继续唱完了。
苏轼先去了广东惠州，他努力随遇而安，强颜以苦为乐，“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做岭南人。”未曾料想，诗句“为报诗人春睡足，道人轻打五更钟”却传到了京城。章惇吃了一惊：“怎么苏轼还没死掉？来人哪，给我再贬！”于是继续贬他到了蛮荒的儋州（今天的海南岛）。据说，章执政还为自己文字游戏背后的小聪明而洋洋得意：苏子瞻去有“詹”的儋州太合适了。苏子由呢？去个有“田”的雷州吧，让他永无出头之日！
但此时的苏轼，不仅文章已达化境，在人格的自我修养上，也日臻完美。起初，他还发发牢骚，说：“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后来，却写了《定风波》一词，道尽晚年心境：“万里归来颜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在苏轼生命的最后一年，他终于等来了皇帝换人、自己遇赦的消息。当苏东坡知道章惇下台，且被放逐雷州后，他在给人的信中说：“章惇到雷州，我知道后很惊叹，这么大年纪寄迹海角天涯，心情可想而知。好在雷州一带虽偏远但无瘴气（我呆过的儋州，瘴气才重呢嘿嘿），望以此开导他的母亲。”后来还托人给章捎去治疗当地常见病的药方。毫无芥蒂。
有才之人，必须经得起时光给予的磨练，才能才德双辉，做历史上的第一等人物。而章惇之流，只配写到《奸臣传》中去。
苏爸爸爱读的《左传》上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这三不朽，即便都归于苏轼，也名至实归。不过在他回顾自己一生的心目中，或许只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少年郎，清纯明朗，衣衫飘飘，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的模样。
又或者，他会引用几百年后外国里尔克的诗来作为同调：
苦难没有认清，
爱也没有学成，
远在死乡的事物

没有揭开面纱。
唯有大地上的歌声
在欢庆，在颂扬。